阿德里安同文德爾·克雷齊馬爾的關係從未有過中斷或淡散。這個年輕的神學大學生每個假期都會和他中學時代的音樂指導見面，如果他回凱澤斯阿舍恩的話，他就會去登門拜訪這位管風琴師，在他那安在大教堂的家裡和他促膝長談，他也在伯父萊韋屈恩的小樓里同他見面，而且，他還促使他的父母有一兩個周末邀請他去過布赫爾農莊，在那裡，他和他長距離地散步，還說服約拿坦·萊韋屈恩向他的客人展示克拉尼圖形和那滴吞食的液體。克雷齊馬爾和布赫爾農莊的這位已顯老態的莊主相處得十分融洽，但和艾爾絲貝特太太的關係則顯得有些拘謹，儘管這種關係絕對不是那種真正的緊張，原因也許在於他的口吃嚇壞了後者，而恰恰又是由於這個緣故，每逢她在場，尤其是直接和她說話的時候，他的口吃就變得更厲害了。不管怎樣，這都是很奇怪的：在德國受到廣泛尊崇的是音樂，在法國則是文學，在我們這裡，不會有人被一個人是音樂家的事實驚著、嚇著，也不會有人會因此而感到不舒服或者對此進行諷刺挖苦。我也堅信，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對阿德里安的這位年長的朋友是充滿敬意的，更何況人家還是在教堂里供職呢。儘管如此，在那次，在我同時和他與阿德里安共同度過的那一個兩天半里，我仍然發現，她的友善並不能完全掩飾她對這位管風琴師的難免有些勉強、冷淡和排斥的態度。而後者則如前所述的那樣，用變得更為嚴重的、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口吃來回答她的問題——很難說是不是只是因為他覺察到了她的不悅、她的不信任或者別的什麼，抑或是面對這個女人的天性，他心甘情願地暴露出一定的膽怯和尷尬。
就我而言，我不懷疑克雷齊馬爾和阿德里安的母親之間的這種奇怪的張力的根源在於他是屬於她的，我覺察到了這一點，因為對於發生在這裡的這場無聲的爭奪，我是懷著自己的感受站在兩個對手之間的，是搖擺不定的，是時而偏向這一邊，時而又偏向另一邊的。克雷齊馬爾想要什麼，他和阿德里安散步的時候都說了些什麼，我心裡清楚得很，我私下裡是支持他的想法的。他，一如既往地，堅決地、甚至是迫切地主張他的學生負有成為音樂家、成為作曲家的使命，甚至在和我交談的時候也不例外，而我也認為他的這個主張不無道理。「他有，」他說，「作曲家的眼光，是那種內行的，而非那種稀里糊塗找樂的外行。他能夠揭示別人看不見的動機聯繫，用問答的形式發現一個短小片段的結構，總之他看問題的方式，從內部看問題的方式，使我確信自己的判斷不會有錯。至於說他還沒有開始去寫，還沒有顯露創作的願望，還只是幼稚地動手搞一些小青年的習作，但是，這又有何妨，這相反會給他帶來榮譽。這和他的驕傲有關，這種驕傲不讓他去模仿別人的音樂。」
對於他所說的這些話，我只能表示贊同。不過，出於這個原因，我也十分理解一個母親保護孩子的良苦用心，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是站在她這一邊而敵視那個宣傳員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發生在布赫爾小樓客廳里的那一幕，我們四個人，母親和兒子，克雷齊馬爾和我，碰巧都坐在那裡，艾爾絲貝特一邊和那個因為口吃而不停地咕隆和喘息的音樂家說話——這是一種純粹的絕口不提阿德里安的閑聊——一邊以其特有的方式把坐在她那邊的兒子的頭攬進她的懷裡。她的胳膊似乎在摟著他，但摟的不是他的肩膀，而是他的頭部，她的一隻手則放在他的額前，而與此同時，她用她那烏黑的眼睛看著克雷齊馬爾，用她那好聽的聲音和他說話，同時讓阿德里安的腦袋靠在她的胸前。——
此外，師徒關係的維持靠的不僅僅只是這種重逢式的會面，他們還相當頻繁地通信，我想：這種來往於哈勒和凱澤斯阿舍恩之間的交流大約每十四天進行一次，阿德里安時不時地會把有關的情況通報給我，並且還會把個別的信件拿給我看。克雷齊馬爾為接手一個鋼琴和管風琴班而和萊比錫的哈澤私立音樂學院進行商談，那時，該市除了著名的國立音樂學校，就數這所學校有名，而且它的名氣還會越來越大，乃至在以後的十年里如日中天，直至哈澤·克雷門斯這位優秀的教育家去世（當然，若是在今天的話，它也早就算不上什麼了）——這件事我是在1904年過米迦勒節 的時候知道的。第二年一開年，克雷齊馬爾便趕緊抽身離開凱澤斯阿舍恩，就任他的新職位去了，從此，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就在哈勒和萊比錫之間展開，克雷齊馬爾的信是一堆單面寫的樂譜紙，字體粗大，筆力遒勁，龍飛鳳舞，阿德里安的音訊則是寫在發黃的糙紙上，渦卷形字體既勻稱，又帶了那麼一點點古風，看得出來，他的這些信都是用鴨嘴筆寫的。其中有一封的草稿，寫得密密麻麻跟密碼似的，到處都是插入和改動——不過，我很早就非常熟悉他的寫法，所以只要是他寫的東西，我總能毫不費力地認出來。他把這封信的草稿拿給我看，同時出示的還有克雷齊馬爾的回信。他這樣做顯然是想讓我在他真的決定邁出他打算邁出的那一步時不至於過度吃驚。不過，他當時還沒有作出決定，他甚至極其猶豫，他滿腹狐疑地審視自己，正如他在信中所說，他顯然也很想聽聽我的意見——天知道，他是更想聽我的警告呢，還是更想聽我的鼓勵。
而我這邊，就算是有一天既成事實擺到我面前，我也是不可能感到吃驚，也不應該有可能感到吃驚的。我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情——至於這件事情是否能成，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我同時也很明白，自從克雷齊馬爾搬到萊比錫之後，此事的成功概率是越來越高了。
從他的這封信里可以看出，寫信人具有非同尋常的妄自菲薄的能力，他那冷嘲熱諷的痛悔表白使我深受觸動。在這封信里，阿德里安向他從前的指導，也就是如今又希望，而且是態度堅決地希望再度成為他的指導的那個人，他向他闡明，是什麼樣的顧慮使得他遲遲不能下定決心改變職業，全心全意地投入音樂的懷抱。他一半對一半地向對方承認說，神學作為經驗主義的學習讓他感到失望——個中緣由當然不在於這門威嚴的科學，也不在於他學校里的那些老師，而是應該從他自身找原因。他根本不知道除此之外他還應該有什麼樣更好的、更正確的選擇。這幾年裡，當他自己跟自己琢磨轉換的可能性的時候，他偶爾也想到過轉攻數學，上中學時他就一直十分喜歡這門課程。（這裡的「喜歡」是他信中的原話）可是，就算他選擇這門學科作為專業，獻身於它，和它融為一體，那他也仍然不免有些擔心，害怕自己很快就會清醒，就會失望，就會覺得它枯燥無聊，從而對它產生厭倦，就好比是在用鐵鍋鏟吃飯一樣。（我清楚地記得，這種古怪的比喻是他信里白紙黑字地寫著的）「我無法向你們隱瞞，」他寫道（儘管他通常尊稱收信人為「您」，但有時也會沉湎於古老的「你們」形式），——既不能向你們，也不能向我自己，隱瞞這一點，即你們的apprendista 有一種離開上帝的性質，不完全是工作日的那種性質，開誠布公地講，是一種更有理由讓人同情憐憫而非讓人心明眼亮的性質。上帝賜予他靈敏的心智，他從小就能輕鬆自如地領悟教育提供給他的一切——也許是太輕鬆了，以至於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受到他真正的尊崇。太輕鬆了，以至於他不會為了一個東西，為了想要得到這個東西而去熱血沸騰地挖空心思。「我擔心，」他寫道，「親愛的朋友和老師，我是一個壞人，因為我沒有熱情。雖然有句話說，應該受到詛咒和唾棄的既不是冷，也不是熱，而是不冷不熱。我不想說自己是不冷不熱；我是絕對的冷，但是，在我進行自我評判的時候，我希望我能夠保持獨立性，不會由於需要顧及那個分配福祉和詛咒的權力的好惡而受到干擾。」
他繼續寫道：
「想起來很可笑，但總的說來，中學的那段時光仍然還是最美好的，我那時的感覺應該還算是得心應手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學的預科 天南地北的什麼都有，一個緊接著一個，讓人目不暇接，一個觀點接替另一個觀點，45分鐘一換，一句話，就是因為還沒有職業。然而，就連這45分鐘的課也讓我覺得太長，也讓我感到無聊——這世上最冷的東西莫過於此。最遲不超過15分鐘，我就開始了，而那位好好先生還要和那些男孩子一起咀嚼30分鐘呢；讀文學作品時，我就往前讀，再說我在家裡就已經往前讀了，而如果說我總是欠回答問題的話，那也只是因為我其實已經提前在看下一節課的東西了，三刻鐘的《遠征記》 ，這讓我的耐心無法承受，這種無法承受的信號就是頭痛的出現」（他這指的是自己的偏頭痛），「——因為努力而引起的疲勞從來不會導致頭痛，頭痛是由厭倦、由冷冰冰的乏味造成，而且，親愛的老師和朋友，自從我不再是需要一節課連著一節課去上的男孩子，而是和一個職業、一種大學學習聯姻以來，這個毛病就更是變本加厲了。
「偉大的上帝，您將會相信，我認為自己從事任何職業都是一種極大的浪費。相反：我會為每一種被我拿來作為我的職業的職業感到惋惜，而且，倘若我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