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意義上，昆西·格里斯沃德的死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不幸。他在卡爾文·傑弗里斯的耀眼的光環下度過了數年，而且被不斷地提醒，作為一名法官他有許多不足之處，使他從來沒敢忘記自己的智力是二流的。他在傑弗里斯遇害後僅僅兩個月就被謀殺了，最終擺脫了這種令人煩惱的心理上的重負。
如果把順序顛倒一下，如果格里斯沃德在傑弗里斯還活著時被謀殺的話，搜捕兇手的行動可能就會更加公開地進行，並被苛刻地要求立即得到結果。相反，現在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說話。在一位法官遇害以後，又一位法官被殺就不會引起同樣的轟動了。甚至在他被謀殺的方式上，昆西·格里斯沃德也逃脫不了卡爾文·傑弗里斯籠罩在他身上的陰影。
新聞媒體將之視為模仿殺人，我沒有理由不贊成。兩人的遇害方式相同，或者說，兩人的遇害方式都是警方告訴大家的傑弗里斯的那種被害方式。雖然兩者都是被刀子捅死的，但是傑弗里斯卻被掏出了內臟。兩起罪行太相同了，不可能是巧合，但是，它們的不同之處又無法證明這樣一種說法，即這兩起被殺一案是同謀者在反對司法制度的暗鬥中輪流實施的行動。有一點似乎很清楚，不管殺害格里斯沃德的兇手是誰，他一定看到了有關傑弗里斯謀殺案的報道，於是，出於他自己的理由，決定去做同樣的事情。
報紙上再也沒有報道說那可能是陰謀，再也沒有在調查第一起州立法院法官被殺一案期間所流傳的可能有強大敵人的暗示。公眾可以輕鬆地呼吸了。昆西·格里斯沃德並不是被人獨出心裁地殺害的，而卡爾文·傑弗里斯的死到現在也無法定論。這也許是一起並非預謀的暴力行為，因為這種事情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並不比任何其他的偶發事件更加可怕。如果告訴公眾說，傑弗里斯是被一個有殺人前科的精神病患者殺害的，那麼事情也許會有點兒更加令人驚惶。或許會引出這樣一個問題：那個精神病患者是如何設法逃出來的。這或許會引出這樣一個問題：有多少睡在窄街小巷裡和橋樑下面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有多少出現在我們中間，而我們卻千方百計去忽視的這些被毀滅的人們，由於某種精神疾病在不同的時期被送進各種機構。或許還會引出這樣一個更加令人不快的問題：這些人應該立即被送進各種專門機構，而不是任其流浪街頭，他們得不到適當的照料，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任何照料。
只有在一個地方，昆西·格里斯沃德謀殺案比卡爾文·傑弗里斯謀殺案更加具有戲劇效果。如果只有一個法官被殺，那算是一個例外，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正因為它非同尋常，作為那位法官工作過和被殺害地的法庭的工作也就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又一個法官被殺可就意味著人們沒有了安全感。幾乎是一夜之間，停車場就用鋼絲網圍了起來，只有那些持正式官方證件的人才允許進出。法庭里的安全措施也加強了。每一個進入法庭的人都必須掏空口袋，打開公文箱，經過金屬探測儀器接受檢查。身穿制服的警衛在走廊上來回走動，與公眾無關的樓層被封掉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每當一個陌生人走進法庭時，人們都會扭頭注視。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到一種恐懼，那種突然出現的毫不掩飾的恐懼，就好像殺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兇手又回來了。
還有一些更加微妙的變化。在一份那天上午去法庭辦事的人員的名單上，一名工作人員在我的名字前打過鉤之後，還看看我，問了個好。副治安官把我那手腳上都戴著鐐銬的當事人帶進法庭後，他似乎走得更慢了，就好像時間不再那麼緊迫。我在律師席上坐下後，副檢察官對我客氣地點了點頭。今天，將對州政府就我提出的壓制的動議進行辯論，他就是為此而出庭的。法官讓我開始發言時，他的聲音平靜、低沉，在寂靜的法庭里聽上去就像是一聲耳語。
這是一場直截了當的法庭辯論，辯論的內容是錯綜複雜的搜索和扣押判例法中一個有爭議的觀點。我總結歸納了十頁長的訴訟要點之後，我知道法官會否決我的提議，而且我明白，他也知道我的想法。被告提出了申請，州法院表示反對；在雙方提交了書面報告並進行了口頭辯論後，法官否決了被告的申請。法律機器就是這樣轉動起來的。有一天，也許五年或六年之後，美國最高法院會裁定，說現存的法律，或對現存法律的解釋，在某些方面是無效的。事物的現狀就是這樣，人們知道，無論你是在紐約市中心當律師，還是在俄勒岡州東部沙漠里某個風沙蔽日、灰塵滿天的小鎮開業，誰都沒有最終裁決的權力。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提起上訴，直到最後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也許一輩子才會有一次的機會，可以在九名大法官面前進行辯論，那是惟一不能再提出上訴的法庭。
如果你對待自己的工作很認真，如果你對自己也很負責，你就會每次都寫出訴訟要點，進行每一場口頭辯論，就好像你已經在那裡了，在最高法院法官的面前。你站在空蕩蕩的法庭里，站在一個你有時候懷疑他連你提交的訴訟要點看都不看一眼的法官面前，這個法官也許是朋友也許是敵人，你空閑時間也許會與他一道打牌，但你的第一句話總是：「願法庭接受我的陳述。」
一切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我發言，州政府發言，我再發言。法官沒有要問的問題，他把卷宗遞給書記員，用冷峻、從容的姿態宣布，那些話已經重複了無數遍，早已刻在了我腦子裡：「聽完律師的辯護，聽過州政府的陳述後，本法庭認為被告沒有能夠說明公訴人提出的證據為什麼不成立。因此，申訴無效。」
我收起各種文件，放進公文包里，然後，拎在身後，轉身就走，就好像是走進一個洞穴。我手上好像根本沒有感到有重量似的。公文包的皮把手有一半已經剝落開來，從我的手上盪落開去，就好像一個摔落的爬山者緊緊抓住一根繩子，我伸手把包抱了起來，托著公文包底夾在腰間。
「你真棒，約瑟夫·安托內利先生。」
我沒看就知道是誰在說話。我年輕時，在半夜裡常常聽到那個聲音，現在，這個聲音可以使我想起許多我以為自己已經忘記了的事情。詹妮弗獨自坐在緊靠門口的聽眾席座位上。她見我露出無法掩飾的驚訝神色，大笑起來。
「你在這幹什麼？」她朝我走過來時，我問道。她雙手放在前面，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子，滿臉快樂的神情，一步一步朝我走來。我看著她走過來，不知道她腦子裡在轉著什麼惡作劇的念頭。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幾天前，」她說，抬起頭來。她一看見我，表情就變了。
「怎麼回事？你臉上的表情怎麼那麼滑稽？」她問道，腦袋一歪。
「我在想我經歷過的——我過去常經歷的——自我懷疑的痛苦：每當你去別的地方，而且一回來總是不告訴我。」
她的手抓住我的胳膊，輕輕捏了一下。然後，她放開手，又微微咧嘴一笑，兩眼露出快樂的神色。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在你約我外出之前，甚至在你知道我還活著之前，我就在夢中想念著你，夢想著可能發生的事，我願意做的事，能夠使你注意我的事，使你願意和我在一起的事，使你能夠像我愛你一樣愛我的事？」她又用手抓住我的衣袖，她一邊抓緊，一邊甩了甩頭。
「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也在做著同樣的事，夢想著該做什麼才能使你想和我在一起，才能使你像我瘋狂地愛著你那樣愛我？」我問道。
邊門開了，書記員飛快地走進來，收拾起她忘在桌上的東西。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我們邊走出法庭，我邊問道。
「我打電話到你辦公室，你秘書說你今天上午出庭。我想來見識一下一定很有趣。」
我把公文包換了個手，為她拉開了門。
「真有趣。你好像很嚴肅。那像你，又不像你。真滑稽。我以前常想，你老了會是個什麼樣子；但當我看著你時，我又在想，你年輕時是個什麼樣子。」
她儘力保持著自己的思緒，停住腳步，轉身看著我。
「我看到了你過去的樣子，但當我那樣想著時，我又開始看到了你現在的樣子。我這話有道理嗎？同時看著你的過去和現在，好像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那段時光都消失了。你始終是你過去和現在這個樣子嗎？」
我們站在室外晌午的陽光里，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
「我的車停在街道上。」她說。
「我暫時用不著回辦公室。」在一段尷尬的沉默後，我又說，「我是說如果你有空的話。」
我們毫無目標地在街上轉悠著。我的手輕輕碰擦著她的手，她偶爾碰碰我的衣袖，輕輕拽一下，以強調她說的話。我們經過一個咖啡館，注意到裡面幾乎空蕩蕩的。我們一句話沒說，就轉回身走了進去，在靠裡面的地方找了一個車廂座。一位塌肩膀，目光遲鈍的女招待聽我們點餐時嘴角扭到一邊。我們簡單地點了一些東西。女招待目光獃滯，悄無聲息地拿來兩個淺棕色的杯子和一個油膩的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