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了，但是雲層依然低沉陰暗，儘管剛剛下午三點，但是白晝卻已變成黑夜。醫院下面街道上過往的汽車頭燈在陰沉的薄霧中射出怪誕的昏黃亮光。在通往停車場的小道盡頭，有個人從陰影中沖了出來。我猛地踩下剎車。他的臉憤怒得扭曲變形，他沖著我晃著拳頭，張著嘴不出聲地咒罵。我懷疑他是個病人，或者只是個大發雷霆的正常人。
在我驅車返回波特蘭的途中，我想著艾略特·溫斯頓，在其後的幾天里，每當我聽到或讀到的什麼東西在我頭腦里觸發起一連串聽起來相似的字句時，我都會想起他。有一次，與另一位律師共進午餐時，我大聲地說了出來。我說了「吃」這個字，然後聽見我自己在說：「織……吱……詩。」
「你有沒有這樣做過？」我問道，對我剛才的所作所為感到非常好笑，「聽著字音，把它們串成押韻的詞說出來？」他說他沒有做過，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相信他。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
「這是詩歌的基本原則，不是嗎？語音，韻律。」我又想起了別的什麼事。
「在自紙黑字寫下來之前，這是幫助人們記住所說內容的一個辦法。」
他沒有表示異議，但也並不在意。我們是在討論一個法律問題，法律里是沒有什麼詩情畫意的。
在隨後的幾個星期里，我幾乎沒有時間做任何其他事情。我一個審判接著一個審判，要不是搜尋殺害卡爾文·傑弗里斯兇手的報道一直是頭版新聞的話，我也許根本不會想起艾略特。我無論何時想起那次謀殺，有關艾略特的情況——他的一句話，一個手勢，他那令人吃驚的目光尖銳的凝視——就會閃過我的眼前。他們兩個人——一個死了，另一個活著，但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成了我心中永遠解不開的鏈環：一個善和惡，理智和瘋狂的兩面不同的形象，而我自己的同情心完全在精神錯亂者的一方。
當我穿戴齊整去赴我並不想去的晚宴時，我對自己說，也許並不能對所有形式的精神錯亂都同情。我參加傑弗里斯的葬禮是出於一種責任感。謀殺法官——即使像傑弗里斯這樣的法官——是對法律的攻擊，而法律，儘管我對它有許多失望和幻想，但仍然是我信仰的惟一的東西。我就像一個牧師，已經喪失了對教會的忠誠，但是，也許正因如此，更加依附於上帝了。
我必須去參加葬禮，但是，這個晚宴並不是非去不可的。我為什麼會同意去參加這個晚宴對我來說是個謎。也許只不過是一種模糊的願望，一種想去看看我們用謊言講述過去，並藉此改善未來的方法。
卡爾文·傑弗里斯的一幅照片已經掛在法院里；他的半身塑像將會佔據法學院圖書館牆壁某處的一個壁龕。他將成為一長列據說是才華橫溢、德高望重的法理學家中最新的一員，某個教授、主任的職位將冠以他的名字。他在遺囑中為此留下了一筆錢，七十五萬，沒有人，尤其是法學院的人，會去深究這筆錢來自何處。當然，其中一部分錢是他在艾略特·溫斯頓的幫助下從他的第一個妻子那裡竊得的。沒有關係，沒有人在乎他的過去，重要的是他這種具有公共精神的慷慨行為確實了不起。似乎也沒有任何人認為他要求把這個捐贈命名為「刑事程序主席卡爾文·傑弗里斯」的條件有什麼不同尋常。虛榮心並非總是最後消亡的東西，有時候它永生不死。
哈博·布賴斯那張粉紅色的大臉容光煥發。他從講台下面第二排的一張桌子前朝我招手。我一路道歉著擠過桌子之間障礙重重的通道，在最後一個緊挨哈博旁邊的空椅子上找到了我的座位。他站在那裡，望著人群。
「全到了！」他說。
「一定有七、八百號人吧。」他面帶偏見的神情咧嘴一笑。
「先是葬禮，現在是晚宴，傑弗里斯真能整啊。」
我順著他的目光掃視了一下舞廳，滿眼儘是穿著考究的男人和穿金戴銀的女人，她們笑容燦爛，渾身珠光寶氣。到處熙熙攘攘，杯盞叮噹，腳步拖曳，椅子移動的聲音，幾百個聲音，一起同時說話，震耳欲聾的、莫名其妙的喧囂，在你的耳朵里滾動，像千千萬萬聲叫喊讓你專心注意聆聽。然後，一個聲音蓋過了所有的喧囂聲。那聲音起先像一群加拿大鵝的叫聲，然後又如一個胖男孩驟然吹響的一聲大號。我轉過身去。哈博·布賴斯，他的臉埋在一塊白色亞麻手帕里，正在擤鼻子。
「倒霉的四月，」他埋怨道，臉上掛著厭惡的表情。他疊好手帕，放回他那深藍色西裝的胸袋裡。
我們坐的那張桌子是由哈博的報社付錢的。出版商奧托·羅斯坦和他的妻子薩曼莎坐在哈博的左邊。奧托矮小敦實，脖子很粗，目光冷酷無情。他和你說話時目光逼視著你，好像他始終在設法估量你的身價似的。他的妻子瘦骨伶仃，胸脯平坦，應該是臀部的地方什麼都沒有。她生著一雙嘲弄人的大眼睛，臉上掛著厭倦的微笑，好像她總在想著她更願意去的地方。當你和她在一起時，很難不產生和她一樣的感覺。
報社新編輯阿契爾·拜雷帶著他夫人珞達來了。他是個愉快、謙遜的人，按哈博的評價，他是他有生以來見過的最睿智的報人之一。他妻子懷著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已有七個月了。與他們兩人打過招呼以後，我被介紹給一位頭髮灰白的老翁，他額頭凹凸不平，眉毛濃密，鼻子又長又挺。深橄欖色的皮膚從他的圓顴骨一直伸延到道道皺紋的窄下巴。
「切薩雷·奧西尼，」哈博介紹說，突然間變得非常正式起來。當我隔著桌子欠身握著他那柔軟滑潤的手時，哈博補充道：「奧西尼教授在博洛尼亞大學任教。他是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最著名的專家。他來這裡是做一系列由我們報紙贊助的講座。」
「布賴斯先生過獎了，」教授說，眼睛裡閃爍著愉快的微光。
「我只是一個喜歡讀古人作品的老頭。那使我感到年輕。」他的英語無可挑剔，只是稍微帶點口音。
坐在奧西尼旁邊的是位有魅力的女人，目光嫻靜，一頭披肩褐發。她看上去像個運動員，好像在高爾夫球場或網球場上花了不少時間。哈博介紹說，麗莎·勞夫林是社會版的編輯。
「見到你非常高興，」我說。她身上的某種東西，她看著我的那種神情，使我打住了話頭。
「沒什麼，安托內利先生，」她說著，大笑起來。
我想弄明白她為什麼笑。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那是我應該知道的事情。
「叫我約瑟夫好了，」我說。
這話反而使她笑得更厲害了。
「約瑟夫！是的，當然，」她止住笑聲時說道，「但是，你瞧，約瑟夫，我十三歲時非常喜歡你，喜歡得傷心，人人都叫你喬，除了我姐姐，我討厭她，她喊你喬伊。」
我依然一頭霧水，她同情起我的懵懂無知。
「我娘家姓弗雷澤。」
我真想鑽到地底下去。我突然又回到了十八歲，留著小平頭，印著紅色校名首字母的運動衫的袖子上有兩道灰色條紋，足蹬鞍脊鞋，穿著上寬下窄的褲子，高中橄欖球隊隊長，掛著驕傲的微笑，但又帶著憂鬱的羞怯。因為我認為自己太瘦怕大家笑話，所以在一年中最熱的天氣里我也不穿短袖襯衫。不過，詹妮弗·弗雷澤，那個全校最漂亮的女孩子，也就是說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說她要和我約會，於是，我成了失敗的浪漫藝術的一個見習生。
我想起了那次約會，彷彿一切都剛剛發生似的。我們去參加一個晚會，當其他人在大吃大喝，大聲交談時，我們卻呆在另一個房間的黑暗角落裡，我們一起跳舞，彷彿夜晚永遠不會過去似的。她的身材高挑纖瘦，一雙大大的杏眼會隨著光線改變顏色，經過幾種不同深淺的褐色，當一切都過去時，就變成了黃色。她美妙無比，在吻她之前，我就墮入了愛河，在吻過她後，便命中注定無法自拔。午夜過後，我送她回家，她久久地依偎在我的懷抱里，用我永遠也忘不了的又苦又甜的神情看著我，對我說，她想要我和她一起過夜，但是她母親不會同意。在詹妮弗之後，我想我這輩子再也不會愛上別人了。
我用了很長時間才戰勝了對詹妮弗·弗雷澤的感情，現在，我正看著她的已經長大了的小妹妹。我感到血湧上了我的臉，還伴隨著一陣難以忍受的窘迫，我知道那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窘迫。
「你那時還是個小不點，」我聽見我自己說。
「扎著小辮子和橡皮筋的小孩子，牙齒上套著牙托，一個喜歡逗青蛙玩的小瘦孩。你告訴我說你討厭男孩子。」
她朝我笑笑，點點頭。
「我一點都沒變，」她說。
「你也沒有。」
在充滿活力的喧囂下面，幾十個身穿白色制服的男侍在洞穴般的房間里穿梭忙碌著，他們的眼睛在白蠟色的大托盤和他們必須擺上下一道菜肴的桌面上來回移動。在一頓不會留下什麼記憶，質量一般的飯菜結束後，盤子被撤走，咖啡端了上來。
奧西尼教授用手指慢慢地敲擊著檯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