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某省某縣，住在地主別洛庫羅夫的莊園上。他是個青年人，起床很早，平時穿著腰部帶褶的長外衣，每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對我抱怨說，他從沒得到過任何人的同情。他在花園中一所小房裡住著，我卻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一個有圓柱的大廳里，那兒除了我用來睡覺的一張寬闊的長沙發和我用來擺紙牌卦 的一張方桌以外，別的傢具一無所有。那兒的一個亞摩司式的舊火爐里，哪怕在沒風的天氣，也老是發出輕微的嗡嗡聲，而在暴風雨的時候，整個房子就都顫搖，彷彿要咔嚓一聲倒下來，土崩瓦解似的，特別是夜裡，所有十個大窗子突然被閃電照亮，那才有點嚇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經常閑散，簡直什麼事也不做。我一連幾個鐘頭從我的窗子里望出去，瞧著天空，瞧著飛鳥，瞧著林蔭道，或者把郵遞員給我送來的信件報紙之類統統讀完，或者睡覺。有的時候我走出房外，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散步，直到暮色很深才回來。
有一次我走回家來，無意中闖進一個我不熟識的莊園里去了。太陽已經在落下去，黃昏的陰影在開花的黑麥地里鋪開來。有兩行老雲杉立在那兒，栽得很密，生得很高，好比兩堵連綿不斷的牆，夾出一條幽暗而美麗的林蔭道。我輕巧地越過一道柵欄，順著那條林蔭道走去，地上蓋著雲杉的針葉，有一俄寸厚，走起來滑腳。那兒安靜而陰暗，只有樹梢高處有的地方顫抖著明亮的金光，蜘蛛網上閃著虹彩。空中有一股針葉的氣味，濃得叫人透不出氣來。後來我拐一個彎，走上一條兩旁是椴樹的長林蔭道。這兒也荒涼而古老，去年的樹葉悲傷地在我的腳下沙沙響。樹木之間的昏光里隱藏著陰影。右邊古老的果園中有一隻金鶯用微弱的嗓音不起勁地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可是後來椴樹林也到了盡頭，我走過一所有露台而且帶閣樓的白房子。出乎意外，我的眼前豁然開朗，出現了一個地主的庭院，一個寬闊的池塘，邊上有個浴棚，栽著一叢碧綠的柳樹。對岸有一個村子，矗立著一座高而窄小的鐘樓，樓頂上的十字架映著夕陽，像在燃燒。一時間，我感到一種親切而又很熟悉的東西的魅力，倒好像以前我小的時候見過這些景物似的。
一個石砌的白色大門口由院子里通到野外，大門古老而堅固，上面雕著獅子，門口站著兩個姑娘。其中年紀大一點的那個，生得苗條，蒼白，很美，頭上的栗色密發蓬蓬鬆鬆，長著一張倔強的小嘴，神態嚴峻，看也不看我。另一個還十分年輕，不過十七八歲，也苗條而蒼白，生一張大嘴和一雙大眼睛，看見我路過就驚奇地瞧著我，說了句英國話，神情忸怩。我覺得那兩張可愛的臉以前也好像早就認識似的。我一面走回家去，一面覺得彷彿做了一場美夢。
這以後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別洛庫羅夫正在我們的房子附近散步，忽然出乎意外，有一輛安著彈簧的四輪馬車沙沙響地滾過草地，走進院子里來，車上坐著的就是那兩個姑娘當中的一個。她是年紀大一點兒的那個。她是帶著認捐單來替遭了火災的人募捐的。她眼睛沒有看著我們，嚴肅而詳盡地向我們說明西亞諾沃村有多少所房子燒毀，有多少男女村民和兒童無家可歸，救災委員會初步打算採取什麼步驟，而她現在就是那個委員會的一個成員。她要我們寫下認捐的款項以後，收起認捐單，立刻開始告辭。
「您完全忘了我們，彼得·彼得羅維奇，」她對別洛庫羅夫說，向他伸出手去以便握手，「您來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說出我的姓）願意看一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在怎樣生活而光臨寒舍，我的母親和我是會很高興的。」
我鞠躬。
她走後，彼得·彼得羅維奇講起來。這個姑娘，依他的說法，是上流人家出身，名叫莉季婭·沃爾恰尼諾娃，她同母親和妹妹所住的莊園，如同池塘對岸的村子一樣，都叫謝爾科夫卡。她父親從前在莫斯科地位顯赫，做到三品文官，後來去世。儘管廣有家財，沃爾恰尼諾娃一家人卻不論冬夏總是住在鄉下，從不離開。莉季婭在她們的謝爾科夫卡村一個由地方自治局開辦的學校里做一名教師，每個月領二十五個盧布的薪金。她自己的用項全靠這筆錢開支，由於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是個很有趣的家庭，」別洛庫羅夫說，「也許，過一天我們到她們家裡去一趟吧。她們見到您會很高興。」
有一個假日，我們吃過中飯以後，想起沃爾恰尼諾娃一家人，就動身到謝爾科夫卡去。她們，母親和兩個女兒，都在家。母親葉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以前大約很美，現在卻未老先衰，害著哮喘病，神態憂鬱，精神恍惚，極力跟我談繪畫。她從女兒那兒知道我也許會到謝爾科夫卡來，就連忙回想她在莫斯科的畫展上見過我的兩三張風景畫，現在就問我在那些畫里打算表現什麼。莉季婭，或者按她在家裡的稱呼，莉達，大半在跟別洛庫羅夫說話，很少跟我談天。她神情嚴肅，不帶笑容地問他為什麼不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為什麼地方自治局的會議一次也沒有參加過。
「這不好，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責備道，「這不好。該害臊才是。」
「說得對，莉達，說得對，」母親同意道，「這不好。」
「我們全縣都由巴拉京把持在手心裡，」莉達轉過身來對著我，繼續說，「他自己做地方自治局執行處主席，把縣裡所有的職位都分給他那些侄子和女婿，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必須鬥爭才行。青年人應當組成強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們的青年人是什麼樣子。該害臊才是，彼得·彼得羅維奇！」
妹妹葉尼婭在他們議論地方自治局的時候，沒有開口。她從不參加嚴肅的談話，家裡的人還沒有把她看成大人，由於她小而叫她米修司，因為她小時候就是把她的家庭女教師叫做Mucc 的。她一直帶著好奇心瞧我，臨到我翻看照片簿，她就解釋說：「這是舅舅……這是教父。」而且伸出小小的手指頭指點照片。這時候她就像小孩子那樣把肩膀挨著我，我就近看見了她那柔弱而沒有發育起來的胸脯、消瘦的肩膀、髮辮、由腰帶勒緊的苗條身材。
我們玩槌球，打lown-tennis ，在花園裡散步，然後在晚飯席上坐很久。在立著圓柱而且又大又空的廳里住過以後，來到這個不大而又舒適的房子里，看見牆上不貼粗俗的彩色畫片，聽見大家對僕人一律稱呼「您」，我感到頗為自在。由於有莉達和米修司在場，在我的心目中一切都顯得年輕而純潔，一切都帶著正派的意味。晚飯席上，莉達又對別洛庫羅夫談起地方自治局，談起巴拉京，談起學校圖書室。她是個活躍、真誠、有信念的姑娘，聽她講話是有趣的，只是她講得太多，聲音太響，也許這是因為她在學校里講課講慣了吧。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羅維奇從大學時代起就養成習慣，喜歡把一切談話都變成爭論，而且講起話來枯燥無味，疲沓冗長，明明要顯出他自己是個聰明進步的人。他比劃手勢，而他的袖子卻帶翻了佐料碟，弄得桌布上濕了一大攤，不過除了我以外，好像誰也沒看見似的。
我們回家的路上，黑暗而清靜。
「良好的教養不是表現在自己不把佐料碟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現在別人做出了這樣的事，自己只做不看見。」別洛庫羅夫說，嘆了口氣，「是啊，這是很好的、有知識的一家人。我已經跟上流人隔絕了，唉，完全隔絕了！而這全是因為工作，工作啊！」
他講起人要是做一個模範的農業經營者，就非辛苦工作不可。我卻心裡暗想：他是個多麼沉悶懶散的人！他一嚴肅地談到什麼事，就緊張地拖長「啊」的尾音，工作起來也像說話那樣慢吞吞，老是遲誤，錯過時機。我對他的辦事才幹是不大相信的，因為我託過他把信帶到郵局去寄，他卻一連幾個星期揣在口袋裡忘了寄。
「最痛心的，」他跟我並排走著，嘟噥說，「最痛心的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卻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點同情也得不到！」
我從此常到沃爾恰尼諾娃家裡去，照例我在露台的下面一層台階上坐著。我被不滿意自己的心情煎熬著，為我的生活惋惜，它過去得那麼快，那麼沒有趣味。我老是在想：我的心變得那麼沉重，要能把它從胸膛里挖出去才好。同時露台上有人在說話，或者可以聽見連衣裙的窸窣聲，或者有人在翻書頁。不久我就習慣了這兒的生活：白天莉達總是給病人看病，分發書籍，常常不戴帽子，打著陽傘到村子裡去，傍晚就大聲談論地方自治局，談論學校。這個苗條美麗、神態永遠嚴峻、小嘴輪廓優美的姑娘開口談正事的時候，總是乾巴巴地對我說：
「您對這種事是不感興趣的。」
她對我沒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歡我，是因為我是風景畫家，不在我的圖畫里畫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來，我對她所堅定地相信的工作是漠不關心的。我不由得想起從前我在貝加爾湖 畔遇到過一個布略特族的姑娘，穿著中國藍布的襯衫和褲子，騎著馬，我問她能不能把她的煙袋賣給我。我們談話的時候，她輕蔑地瞧著我的歐洲人的臉容和帽子，不一會兒就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