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廂房，四周長著密密麻麻的牛蒡、蕁麻和野生的大麻。這幢廂房的屋頂生了銹，煙囪半歪半斜，門前台階已經朽壞，長滿雜草，牆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駁的殘跡。這幢廂房的正面對著醫院，後牆朝著田野，廂房和田野之間由一道安著釘子的灰色院牆隔開。那些尖頭朝上的釘子、那圍牆、那廂房本身，都有一種特別的、陰鬱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們的醫院和監獄的房屋才會這樣。
要是您不怕被蕁麻扎傷，那您就順著通到廂房的那條羊腸小道走過去，瞧瞧裡面在幹些什麼吧。推開頭一道門，我們就走進了前堂。在這兒，沿著牆，靠火爐的旁邊，丟著一大堆醫院裡的破爛東西。褥墊啦，破舊的長袍啦，褲子啦，細藍條子的襯衫啦，沒有用處的破鞋啦，所有這些破爛堆在一塊兒，揉得很皺，混在一起，正在腐爛，冒出一股悶臭的氣味。
看守人尼基達是個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軍章已經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爛東西上，兩排牙齒中間銜著一隻煙斗。他的臉相嚴厲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來，給那張臉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發紅，身材矮小，雖說長得清瘦，筋脈嶙嶙，可是氣派威嚴，拳頭粗大。他是那種心眼簡單、說干就干、辦事牢靠、腦筋遲鈍的人。在人間萬物當中他最喜愛的莫過於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對他們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們的臉，打他們的胸，打他們的背，碰到哪兒就打哪兒，相信要是不打人，這地方就要亂了。
隨後您就走進一個寬綽的大房間，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內的話，整個廂房裡就只有這麼一個房間。這兒的牆壁塗了一層混濁的淡藍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裝煙囪的農舍一樣。事情很清楚，這兒到冬天，爐子經常冒煙，房間里凈是煤氣。窗子的裡邊釘著一排鐵格子，很難看。地板顏色灰白，滿是木刺。酸白菜、燈心的焦味、臭蟲、阿摩尼亞味，弄得房間里臭烘烘的，您一進來，這種臭氣就使您覺著彷彿走進了動物園。
房間里放著幾張床，床腳釘死在地板上。有些穿著醫院的藍色長袍、按照老派戴著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著或者躺著。這些人都是瘋子。
這兒一共有五個人。只有一個人出身貴族，其餘的全是小市民。頂靠近房門的那個人是個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紅髮亮，眼睛沾著淚痕，坐在那兒用手托著頭，瞧著一個地方發獃。他一天到晚傷心，搖頭，嘆氣，苦笑。人家講話，他很少插嘴；人家問他什麼話，他也總是不答話。人家給他吃食，他就隨手拿起來吃下去，喝下去。從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聲，他那消瘦，他那臉頰上的紅暈看來，他正在開始害肺癆病。
他旁邊是一個矮小活潑、十分愛動的老頭，留一把尖尖的小鬍子、長著跟黑人那樣鬈曲的黑頭髮。白天，他在病室里從這個窗口走到那個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樣盤著腿。他像灰雀那樣不住地打唿哨，輕聲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顯出孩子氣的歡樂和活潑的性格。他從床上起來禱告上帝，那就是，拿拳頭捶胸口，用手指頭抓門。這是猶太籍傻子莫依謝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毀的時候發了瘋。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當中，只有他一個人得到允許，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這個特權已經很久，這大概因為他是醫院裡的老病人，又是一個安分的、不傷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給小孩和狗包圍著的情景，城裡人早已看慣了。他穿著破舊的長袍，戴著可笑的睡帽，穿著拖鞋，有時候光著腳，甚至沒穿長褲，在街上走來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門口站住討一個小錢。有的地方給他一點克瓦斯喝，有的給他一點麵包吃，有的給他一個小錢，因此他總是吃得飽飽的，滿載而歸。凡是他帶回來的東西，尼基達統統從他身上搜去歸自己享用。這個兵干起這種事來很粗暴，怒氣沖沖，把猶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來，而且要上帝做見證，賭咒說他絕不讓這個猶太人再上街，說他認為這種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麼事都壞。
莫依謝依卡喜歡幫人的忙。他給同伴們端水，他們睡熟了，他就給他們蓋被。他應許每個人說：他從街上回來，一定給他們每個人一個小錢，給每個人縫一頂新帽子。他還用一把調羹喂他左邊的鄰居吃東西，那人是一個癱子。他這樣做不是出於同情，也不是出於人道主義性質的考慮，而是摹仿他右邊的鄰居格羅莫夫的舉動，不知不覺地受了他的影響。
伊萬·德米特里奇·格羅莫夫是個大約三十三歲的男子，出身貴族家庭，做過法院的民事執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著被虐狂。他要麼躺在床上，蜷著身子，要麼就在房間里從這頭走到那頭，彷彿在鍛煉身體。他很少坐著。他老是懷著一種朦朧的、不明確的擔心，因此總是激動，焦躁，緊張。只要前堂傳來一丁點兒沙沙聲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聲，他就抬起頭來，豎起耳朵：是不是有人來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這種時候，他臉上就現出極其不安和憎惡的神情。
我喜歡他這張顴骨很高的寬臉，臉色老是蒼白而愁苦，像鏡子那樣映出一個被掙扎和長期的恐懼苦苦折磨著的靈魂。他這種愁眉苦臉是古怪而病態的，可是深刻純真的痛苦在他臉上刻下來的細紋，卻顯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熱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歡這個人本身，他殷勤，樂於為人出力，除了對尼基達以外，對一切人都異常體貼。不管誰掉了一個扣子或者一把調羹，他總是連忙從床上跳下來，撿起那件東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們道早安，臨睡也要向他們道晚安。
除了他經常保持緊張狀態並且露出愁眉苦臉以外，他的瘋病還有下面的表現。每到傍晚，有時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長袍裹一裹緊，周身發抖，牙齒打戰，很快地從房間這頭走到那頭，在床鋪之間穿來穿去。看上去，他彷彿在發高燒。從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樣子看來，他分明想說什麼很重要的話，可是大概想到他們不會聽他講，也聽不懂他的話，就煩躁地搖搖頭，仍舊走來走去。然而不久，說話的慾望就壓倒一切顧慮，佔了上風，他管不住自己，熱烈奔放地講起來。他的話又亂又急，像是夢囈，前言不搭後語，常常叫人聽不懂，不過另一方面，不管在話語里也好，聲調里也好，都可以使人聽出一種非常優美的東西。他一講話，您就會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瘋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瘋話是很難寫到紙上來的。他講到人的卑鄙，講到蹂躪真理的暴力，講到將來終有一天會在地球上出現的燦爛生活，講到時時刻刻使他想起強暴者的麻木殘忍的鐵窗格。結果他的話就變成由許多古老的、然而還沒過時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亂而不連貫的雜曲了。
大約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個姓格羅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這是一個有地位又有家產的人。他有兩個兒子，謝爾蓋和伊萬。謝爾蓋在大學讀到四年級的時候，得急性肺癆病死了，他的死亡彷彿給忽然降到格羅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災難開了個頭。謝爾蓋葬後不出一個星期，老父親因為偽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審，不久以後就害傷寒，在監獄醫院裡去世了。房子連同所有的動產都被拍賣，撇下伊萬·德米特里奇和他母親沒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親生前，伊萬·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學裡念書，每月收到六七十個盧布，根本不懂什麼叫做窮，現在他卻得一下子改變他的生活了。他為了掙幾個小錢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館，做抄寫工作，儘管這樣卻仍舊要挨餓，因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給母親維持生活了。伊萬·德米特里奇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他灰心喪氣，身體虛弱，就離開大學，回家來了。在這兒，在這小城裡，他託人情在縣立學校里謀到一個教員的位子，可是跟同事們處不好，學生也不喜歡他，不久他就辭職了。他母親去世了。他有六個月沒找到工作，光靠麵包和水生活，後來作了法院的民事執行吏。他一直干這個差使，後來就因病被辭了。
他還在年紀輕輕、做大學生的時候，就從來沒有讓人覺得是個健康的人。他素來蒼白，消瘦，動不動就著涼。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頭暈，發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歡跟人們來往，可是由於他那愛生氣的脾氣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麼人都不接近，也沒有交到朋友。他總是滿心看不起地批評城裡人，說是他覺著他們那種渾渾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獸性生活又惡劣又討厭。他用男高音講話，響亮，激烈，要麼帶著忿怒和憤慨的口氣，要麼帶著熱中和驚奇的口氣，不過他永遠講得誠懇。不管人家跟他談什麼，他老是把話題歸結到一件事上去：在這個城裡生活又無聊又煩悶，一般人沒有高尚的趣味，過著黯淡而毫無意義的生活，用強暴、粗鄙的放蕩、偽善來使這生活添一點變化；壞蛋吃得飽，穿得好，正人君子卻忍飢受寒；這個社會需要創辦學校、立論正直的地方報紙、劇院、公開的演講、知識力量的團結；必須讓這個社會看清楚自己，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評人們的時候，總是塗上濃重的色彩，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