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是樞密顧問官，勳章獲得者。他有那麼許多俄羅斯的和外國的勳章，每逢他必須把它們一齊戴在胸前，大學生就管他叫做「聖壁」。他所結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來，俄羅斯的知名學者沒有一個不是他所親密交往的。現在他沒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講到過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長名單卻是以皮羅戈夫、卡維林 、詩人涅克拉索夫這樣的名字結尾的，這些人都跟他有極為真誠熱烈的友誼。他是俄羅斯一切大學和三個外國大學的委員。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有這些，再加上以外許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構成了我的所謂名聲。
我這個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羅斯，凡是能讀會寫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國，大學講壇上提起它總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這類字眼。這個名字是歸在少數幸運的名字當中的，如果有人在公共場合和報刊文章里辱罵或者濫用這類名字，就會被人看做品格太差的徵象。這也是理所當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賦極厚、無疑有用的人的觀念緊密聯繫著的。我勤懇耐勞跟駱駝一樣，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順便提到，我是一個有教養的、謙虛而正直的人。我從來沒有鑽到文學和政治方面去出過風頭，也沒有貪圖名望而跟不學無術的人進行過論戰，更沒有在宴會上或者我同事的墳墓上發表過演說……總之，我的學者名聲沒有一星半點的污點，它沒有什麼可抱怨的。這個名字是幸運的。
起了這個名字的人，也就是說，我自己，卻是一個六十二歲的男子，頭頂光禿，鑲了假牙，害一種醫不好的顏面痙攣症。我的名聲十分輝煌美麗，我的模樣卻極其黯淡難看。我的頭和手衰弱得發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個女主角那樣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進去，背部狹窄。我說話或者講課，嘴角總是往一邊撇。我一笑，臉上就布滿衰老的、死氣沉沉的皺紋。我這種可憐的模樣沒有一點動人的地方，也許只有在我發作顏面痙攣症的時候，我才會有一種特別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見了必定會生出陰森而動人的思想：「這個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講課跟過去一樣，仍舊不錯。我照舊能夠一連兩個鐘頭抓住聽講人的注意。我的熱情、我在講解方面的文學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蓋了我聲調的缺陷，因為我的聲調乾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揚頓挫跟假善人一樣。我寫文章卻不行了。專管寫作能力的那一小塊腦子不聽使喚了。我的記性衰退，思想不大聯貫，每逢我把思想寫在紙上，總覺得我已經失去一氣呵成的本領，結構單調無味，語言貧乏拘謹。我常常辭不達意，寫到結尾忘了開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記，寫信時候我總得費不小的勁才能避免多餘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這兩樣都顯然證明我的智力活動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簡單，寫起來倒越費勁。我寫科學論文反而覺得比寫賀信或者報告便當得多，也通順得多。還有一點：我覺得寫德文或者英文比寫俄文容易。
講到我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來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問我現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點是什麼，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過去一樣，我按照習慣，一到午夜就脫衣上床。我很快就睡著了，可是不到兩點鐘又醒來，覺得好像根本沒睡著似的。我只好下床，點上燈。我在房間里走上一兩個鐘頭，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瞧著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畫片。我走得膩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動不動地坐著，什麼也不想，什麼慾望也沒有。要是有一本書擺在我面前，我就順手拉過來，一點也沒興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這樣在一夜之間隨隨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題目古怪的長篇小說《燕子唱的是什麼》。或者，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託，我就逼著自己從一數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個同事的臉，極力回憶他是在哪年，在什麼情形下，來教書的。我喜歡聽聲音。一會兒，我的女兒麗莎在跟我相隔兩個房間的一個屋子裡匆忙地說夢話，一會兒我的妻子舉著蠟燭穿過客廳，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會兒，乾裂的木櫥劈拍一響，或者燈頭忽然嗚嗚地叫起來，不知什麼緣故所有這些聲音都惹得我興奮。
晚上老睡不著覺，就會時時刻刻覺著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晝，到那時候我就有權利不睡了。要挨過許多難熬的鐘頭，公雞才會在院子里啼起來。它第一個給我帶來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個鐘頭樓下的看門人會醒來，使勁地咳嗽，上樓來拿什麼東西。然後窗外天色漸漸發白，街上傳來人聲了……
白天剛一開頭，我的妻子就走進屋來。她走來看我，總是穿著襯裙，頭也沒梳，不過臉已經洗過，冒出花露水的氣味，裝出彷彿偶爾走進來的樣子，每回老是說那一套話：
「對不起，我只在這兒待一分鐘就走……你又是一夜沒睡吧？」
然後她熄了燈，在桌旁坐下，談起來。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總知道她會談什麼。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問過我的健康以後，照例忽然提起我們的兒子，在華沙服役的那個軍官。每個月到二十號以後，我們總要匯給他五十盧布，這就成了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
「當然這在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嘆道，「不過，在他還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們也不得不接濟他。孩子在異鄉作客，餉銀又少……不過呢，要是你樂意的話，下個月我們不匯給他五十，匯四十算了。你覺得怎麼樣？」
日常的經驗本來應該已經教會妻子：我們的開支是不會因為我們常常談它就減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認經驗，每天早晨準定要談到我們的軍官，還要談到謝天謝地，麵包落價了，糖卻貴了兩個戈比，她說這些話的口氣倒好像在向我報告什麼新聞似的。
我聽著，順口答應一聲，而且大概因為我一夜沒睡覺吧，我的腦子裡滿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著我的妻子，總是像孩子那樣吃驚。我納悶地問我自己：這個很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瑣碎的小煩惱，為區區一小塊麵包擔驚害怕，總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經常為債務和貧窮操心，眼光也變得遲鈍，而且一開口只會談家中開支，必得東西落價才見笑容。難道這樣一個女人就是當初那個清秀的瓦麗婭？那時候我是因為她頭腦聰明，靈魂純潔，面貌美麗，並且如同奧賽羅愛苔絲德夢娜 那樣還因為她「同情」我的學問才熱烈愛上她的。難道這個女人就是當初給我生下一個兒子的我那妻子瓦麗婭？
我注意地瞧著這個皮肉鬆弛、笨手笨腳的老太婆的臉，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麗婭，可是從她的過去只剩下一個為我的身體擔憂、把我的薪水叫做「我們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們的」帽子的老太婆罷了。我瞧著她，心裡很難過，為了多少給她一點安慰，我總是隨她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評別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醫或者出版教科書，我甚至一聲也不響。
我們的談話也有老一套的結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還沒喝茶，心慌了。
「我幹嗎緊自在這兒坐著？」她說，站起來，「茶炊早就擺在桌子上了，我卻在這兒閑聊天。主啊，我的記性變得多麼差！」
她趕快走去，可是在門口又站住，說：
「我們欠下葉戈爾五個月的工錢了。你知道嗎？聽差的工錢不可以拖欠，這話我說過不知多少遍了！每個月給十個盧布總比每隔五個月給五十盧布便當得多！」
她走到門外，又站住，說：
「誰也不及我們的苦命的麗莎那樣招得我可憐。這姑娘在音樂學院讀書，經常在上流社會來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那個樣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著上街了。如果她是別人的女兒，倒也罷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親是一位名教授，樞密顧問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階糟踏一頓以後，到底總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這樣開始的。這以後，也並不見得好過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麗莎向我走來，穿著皮大衣，戴著帽子，拿著樂譜，已經完全準備好，要到音樂學院去了。她二十二歲。她的相貌看起來還要年輕一點，長得漂亮，有點像我妻子年輕的時候。她溫柔地吻我的鬢角和手，說：
「早，爸爸。你身體好吧？」
她小時候很喜歡吃冰激凌，我常得帶她上點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凌是一切美好東西的規範。要是她想稱讚我，她就說：「你是奶油冰激凌，爸爸。」我們常把她的這一個小手指頭叫做香榧冰激凌，另一個叫做奶油冰激凌，第三個叫做覆盆子冰激凌等等。往常她早晨來問我早安，我總要把她抱起來放在我的膝頭上，吻她的小手指頭說：
「奶油冰激凌……香榧冰激凌……檸檬冰激凌……」
現在呢，拗不過老習慣，我還是吻著麗莎的手指頭，喃喃地說：「香榧冰激凌……奶油冰激凌……檸檬冰激凌……」可是我的聲音完全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