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的兩天里，喬治·史邁利生活在渾渾噩噩之中。他的街坊偶而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好象有點失魂落魄。他起身很晚，穿著睡袍在屋子裡忙忙碌碌地拾掇東西，撣撣塵土，自己燒飯，卻又不吃什麼。到了下午，他一反當地的常規，點起了煤火，坐在壁爐前面讀德國詩，或者給安恩寫信，但是很少寫完，寫完了也從來沒有寄出過。電話鈴一響，他就馬上去接，結果卻使他失望。窗外氣候仍很惡劣，少數過路人——喬治·史邁利一直在觀察他們——縮著脖子，象巴爾幹人那樣受罪的樣子。有一次奧立佛·拉康打電話來說，大臣要求喬治·史邁利「隨時準備幫助收拾劍橋圓場的殘局」，換句話說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萊恩以前看管一下。喬治·史邁利的回答含糊其詞，他仍要求奧立佛·拉康務必注意比爾·海頓在沙拉特時期的人身安全。
「你這不是有點大驚小怪嗎？」奧立佛·拉康反駁道，「他能去的唯一地方是俄國，反正我們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麼時候？」
詳細情況需要幾天功夫來進行安排。高潮已過，喬治·史邁利已興趣不大，他不屑過問訊問工作進行得如何了。但是奧立佛·拉康的態度表明，答覆只能是「不好」。孟德爾倒帶來了比較具體的情況。
「伊明翰車站已關閉了，」他說，「你得在格林斯貝下車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車。」
但孟德爾多半也是坐著看著他，好象看著一個病人一樣。
「死等不會使她回來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說，「現在是大山去見穆罕默德的時候了。 不瞞你說，女人是不喜歡懦夫的。」
第三天早上，門鈴響了，喬治·史邁利很快就去開門，以為這可能是安恩，象往常那樣忘了鑰匙。結果卻是奧立佛·拉康。他說要喬治·史邁利到沙拉特去；比爾·海頓一定要見他。訊問沒有什麼進展，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的理解是，如果喬治·史邁利去當懺悔牧師，比爾·海頓願意作一部分交代。
「他們保證沒有用脅迫手段。」奧立佛·拉康說。
沙拉特已失去了喬治·史邁利所記得的光采。大部分榆樹都已病死，板球場上雜草叢生。那幢磚砌的大宅自從歐洲冷戰時代以來已敗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傢具都已不見了，他想大概是搬到潘西·阿勒萊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樹林中間的一所裝配房屋裡看到了比爾·海頓。
屋子裡面有一股軍隊哨所的味道，牆上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戶上釘著鐵條。兩旁屋子裡都有警衛看守，他們看見喬治·史邁利十分恭敬，叫他長官。看來消息已經傳開了。比爾·海頓穿一身藍斜紋布衣褲，身子在哆嗦，說感到頭暈。他好幾次因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身來。他留了鬍子，顯然對於他能不能保有剃鬍刀有不同的意見。
「高興點，」喬治·史邁利說，「不久就要讓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過吉姆·普萊多，伊林娜，捷克諜報網，他在走進比爾·海頓的屋子時甚至模糊地想到對社會的責任，他想，他總得代表正統思想的人狠狠地呵責他一頓。但是結果他卻感到羞怯，他覺得從來不了解比爾·海頓，現在為時已經晚了。他而且對比爾·海頓的健康狀況也感到生氣，但是在他責怪警衛時，他們卻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氣的是，他發現，他所堅持的加強戒備措施，過了第一天就放鬆了。他要見訓練所的頭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卻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裝傻。
他們的第一次談話遲遲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請喬治·史邁利把他的信從俱樂部轉到這裡來，告訴潘西·阿勒萊恩趕緊同卡拉談妥交易？他需要手紙擦鼻血。比爾·海頓解釋，他的哭泣習慣同懺悔或痛苦無關，他說這是訊問的人問出一些不屑回答的話造成的反應，他們以為他一定知道卡拉過去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宇，決心要在他走以前打聽出來。還有一種想法是，基督教會學院精英俱樂部的范沙維除了給圓場物色人材之外還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材。比爾·海頓解釋道：「真的，對這種笨蛋你有什麼辦法？」儘管他體弱，他還是使人覺得他是這裡唯一頭腦清醒的人。他們在場地里一起散步時，喬治·史邁利發現，周圍不再有人巡邏了，不論是晚上，還是白天，這叫他大吃一驚，感到毫無辦法。轉了一圈以後，比爾·海頓要求回到屋子裡去，他挖開一塊地板，從下面掏出幾張寫滿了象形文字的紙來，使喬治·史邁利想起了伊林娜的日記。他盤膝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線中，他的長長的一綹鬈髮幾乎垂到了紙上，這種樣子彷彿六十年代他在老總的辦公室中為了英國的光榮，正在提出一個言之成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的建議。喬治·史邁利沒有記下什麼東西，因為他們互相都了解，談話是錄了音的。比爾·海頓的聲明一開始就是長篇的辯解，他後來只記得少數幾個片段：
「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里，基本問題是……
「美國不再有力量進行它自己的革命……
「聯合王國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務中不起作用，也沒有道義力量……」
換一種環境，喬治·史邁利也許會同意他的許多論點，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調子，而不是音樂本身。
「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群眾的經濟壓迫已經根深蒂固，甚至列寧也無法預見。
「冷戰是於一九一七年開始的，但最激烈的鬥爭還在後頭，因為美國的臨死掙扎使它在國外更加瘋狂……
他沒有談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卻談到由於貪婪和停滯所造成的死亡。他說，他痛恨美國，喬治·史邁利相信他這句話。比爾·海頓也理所當然地認為，特務工作是唯一真正可以衡量一個民族的政治健康的東西，是它的下意識的真正表現。
最後，他談到自己的問題。他說，在牛津時代，他真的是右派，戰時，只要打德國人，你站在哪裡是無所謂的。他說四五年以後，他有一陣子對英國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滿意，後來才逐漸明白英國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這一輩子所經歷的歷史動亂之中，他說不準究竟是哪個具體時機，他只知道，即使英國退出，情況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他常常想，要是考驗的時候來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邊。他經過長期考慮以後最後承認，如果兩個陣營之中總有一個得勝的話，他寧可得勝的是東方。
「這完全可以說是一種美學上的考慮，」他抬起頭來解釋道，「當然有一半也是道義上的。」
「當然。」喬治·史邁利有禮貌地說。
他說，從這開始，他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面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是第一天的收穫。比爾·海頓的嘴唇上掛著白沫，他又開始哭了。他們約好第二天再談，還是原來時間。
「要是辦得到，比爾，最好能談得具體一些。」喬治·史邁利走的時候說。
「哦，我差一點忘了，告訴一下琴好不好？」比爾·海頓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麼說都行，只要把話說死。」他坐了起來，開了一張支票，放在一隻棕色信封里，「這是給她付牛奶錢的。」
他意識到喬治·史邁利對這項差使感到難辦，又說：「我不能帶她走，你說是不是？即使他們同意她去，她也會是個極大的累贅。」
那天晚上，喬治·史邁利按照比爾·海頓的叮囑，坐地鐵到肯特鎮，在一條沒有改建的小巷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一個穿著藍斜紋布褲的面部平板的金髮姑娘來開了門，屋子裡有油燈和嬰孩的氣味。他不記得在貝瓦特街有沒有見到過她，因此他開口說：「比爾·海頓叫我來的。他很好，他讓我帶封信來。」
「天呀，」那姑娘輕聲說，「也該是時候了。」
客廳里很臟。他從廚房門裡看到一大堆臟碗碟，他知道她是把什麼東西都用了以後一起洗的。地板上沒有鋪地毯，但是用螢光顏料畫了蛇、花、蟲的長條畫案。
「這是比爾的米開朗琪羅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會象米開朗琪羅那樣悲痛。你是政府派來的嗎？」她點了一支香煙問，「他告訴我，他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發黃。
「首先，我得給你這個。」喬治·史邁利說，從上衣裡面口袋裡掏出信封來，把支票給她。
「麵包。」那姑娘說，把信封放在旁邊。
「麵包。」喬治·史邁利說，對她回笑了一下，這時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聲音，使她拿起信封撕開。裡面沒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經夠了：即使從喬治·史邁利坐著的地方看去，他也看到是四位數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走到屋子那頭壁爐前面，把支票同雜貨鋪帳單一起放在爐架上的一個舊鐵罐里。她到廚房裡，調了兩杯速溶咖啡，但出來時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裡？」她站在他前面問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個小水手了，是不是？這是遣散費，是不是？那麼請你告訴他，我……」
這種場面，喬治·史邁利以前見過，但是他現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