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情報員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喬治·史邁利開始道，說話的口氣好象是在訓練所給新招的學員上課。
「他們這樣做，第一個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報員欽佩他們。後來他們想在同事的身上也這樣做，根據我個人的經驗，結果沒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數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這樣試一下。這些人都是賣狗皮膏藥的，得馬上清洗掉，沒有別的辦法。」
但是傳奇式的人物還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齡也是一個謎。很可能卡拉並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幾十年情況不明，也許永遠搞不清楚了，因為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緘口不言。
「有的人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沙皇的特務機關呆過，後來轉到了契卡。我認為這種說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還有人說他曾在東方對抗日本佔領軍的裝甲列車上當過廚師下手。據說他是從伯格那裡學到他的本領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這等於是說由……隨便說哪一個偉大的作曲家，教他的音樂。就我而論，他的生涯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時候，因為至少這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偽裝一個白俄新聞記者，收羅了一批德國情報員。這件工作非常複雜，由一個年輕人來做更是突出。接著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作為科涅夫手下的諜報官在蘇聯反攻斯摩棱斯克時出現。他的任務是指揮敵後游擊隊。他發現他的無線電報務員轉了向，向敵人發報。他又把他轉了過來，從此以後就搞起無線電來，從四面八方收報。」
喬治·史邁利說，還有另外一個傳說：在耶爾尼亞，由於卡拉的捉弄，德軍向自己的前沿陣地開炮。
「在這兩次露面之間，」他繼續說，「在一九三六年和四一年之間，卡拉來過英國，我們估計他來了六個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們仍不知道——那是說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名字或什麼掩護。這並不是說傑拉德不知道。不過傑拉德不會告訴我們的，至少不會有意告訴我們的。」
喬治·史邁利以前從來沒有同彼得·吉勒姆這樣談過話。他是不喜歡同人家講心裡話或者講長篇大論的話的。彼得·吉勒姆知道他儘管很愛面子，卻是個羞怯的人，不擅交際。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為國效勞了大半生以後，卡拉蹲了一個時期的監牢，後來又流放到西伯利亞。這不是因為他本人有問題。他所屬的紅軍那個諜報單位正好受到清洗，不再存在。」
喬治·史邁利繼續說，後來，在斯大林死後他復了職，便去了美國，這一點所以敢肯定，是因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剛從加利福尼亞飛到德里，印度當局就以移民手續不周的含糊其詞的罪名把他逮捕。圓場後來傳說他同英國和美國的大叛國案有關。
喬治·史邁利了解到的情況卻更可靠：「卡拉又失寵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們當時認為也許能夠說服他倒戈過來。因此我坐飛機去了德里。要想同他談一談。」
那個倦怠的侍者俯過身來問他們吃得滿意不滿意，故事就中斷了一會。喬治·史邁利極其客氣地向他保證，一切都很滿意。
「我同卡拉會面的經過，」他繼續說，「是時勢所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處於瓦解狀態。高級人員整批整批的不是被槍斃掉，就是被清洗掉了，下級人員惶惶不可終日。第一個結果就是駐外人員大批叛逃。新加坡、內羅畢、斯德哥爾摩、坎培拉、華盛頓，到處都有，我也記不清哪些地方了，我們不斷地從常駐站收到這樣的一些人員，不是什麼大魚，不過是跑腿的、司機、密碼員、打字員。我們得有所表示——我想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行業的通貨膨脹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個跑外的推銷員，今天飛到一個國家的首都，明天飛到一個邊境小崗哨，有次甚至飛到海上的一隻船上，收羅叛逃的俄國人。選種、排隊、談判條件、聽取彙報、最後加以處理。」
彼得·吉勒姆一直看著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燈光下，喬治·史邁利的表情除了略帶焦慮情緒的專心致志以外，仍聲色不露。
「對於那些可信的人，我們擬出了三種合同。如果對象能夠接觸的機密不多，我們就把他與別國交換，然後就把他置之腦後了。當作存貨買下來，你會這麼說，就象剝頭皮組今天所做的那樣。或者把他派回到俄國去：那是假定他的叛逃還沒有被他們察覺。或者，要是他的運氣好，我們就把他要了下來，把他所知道的情況都弄清楚了，讓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倫敦來作決定。不是我。但是記住這一點。那個時候卡拉（他又自稱格茨曼）不過是一個策反對象而已。我剛才是倒敘他的經歷的；我不想對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現在得記住這一點，不管我們之間已經談了一些什麼，或者更重要的是沒有談到什麼，我到德里去時所知道的不過是，或者圓場里的人所知道的不過是，有一個自稱格茨曼的人已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電台頭子魯德涅夫和加利福尼亞在中心指揮下的一個諜報網建立了無線電的聯繫，那個諜報網過去由於缺乏通訊工具一直閑置未用。所知道的就是這一些。格茨曼越過加拿大邊境偷運一台發報機進來，在舊金山潛伏了三個星期訓練新報務員。這不過是個假定，不過有一大堆試發的電報可以作為證據。」
喬治·史邁利解釋，莫斯科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的試報用的是普通密碼：「後來有一天莫斯科發來一個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碼？」
「正是這樣。問題正是在這裡。由於魯德涅夫的密碼員一時失察，我們搶先了一步，破譯了他們的密碼，我們就是這樣得到情報的。命令內容是要格茨曼立即離開舊金山到德里去見塔斯社記者，那人是個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個很有潛力的中國人，需要馬上有人指導他怎麼辦。至於他們為什麼要把他老遠從舊金山派到德里，為什麼別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後再講的另外一個故事。唯一具體的一點是，格茨曼在德里見到了那個塔斯社記者，那個記者給他一張飛機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沒有問題。那個命令是魯德涅夫直接發來的。簽的是魯德涅夫的工作名字。即使用俄國標準來衡量，這件事也辦得很粗暴。」
塔斯社記者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當時離起飛時間還有二十四個小時。
「他站在那裡沒有多久，印度當局就應我們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監獄。我記得我們答應印度人把結果分一份給他們。我想條件就是這個，」他說，好象有的人暫時喪失記憶一樣，突然沉默不語了，心不在焉地看著霧氣瀰漫的屋子的那一頭。
「也可能是我們說，我們用完了他以後就把他交給他們。唉，我怎麼想不起來了。」
「那沒有關係。」彼得·吉勒姆說。
「我要說的是，卡拉一輩子中總算有一次給圓場搶在頭裡，」喬治·史邁利又說下去，他喝了一口灑，做了一個苦臉。「他當時不知道，他剛剛在舊金山建立的諜報網，就在他動身前往德里那一天，給破獲得一乾二淨了。原來老總從破譯員那裡獲得情報後，就馬上同美國人做了交易，要他們放過格茨曼，交換條件是把魯德涅夫在加利福尼亞的諜報網交給他們處理。格茨曼飛到德里去時並不知道這個情況，甚至在我到德里監牢向他兜售——就象老總所說的那樣——保險單時，他也還不知道。他的選擇是很簡單的。在當時情況下，沒有絲毫疑問，格茨曼的腦袋已經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魯德涅夫為了要保全自己的命，搶在前面告發他把舊金山的諜報網給泄露了。這件事在美國報上轟動一時，莫斯科對這樣張揚很不高興。我帶了美國報上刊載的逮人照片；甚至還有繳獲卡拉進口的收發報機和他在走以前藏起來的信號計畫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鬧到報上去我們不管是誰，都是很惱火的。」
對此，彼得·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給孟德爾的作證計畫檔案。
「總之，卡拉成了俗話所謂的冷戰的孤兒。他原來是出國去完成一項任務。這項任務給破獲了，他卻無家可歸：家裡比國外更加險惡。我們沒有長期逮捕權，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們保護。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有比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舊金山諜報網被破獲就行了——從我的公文皮包中掏出照片和新聞的剪報來給他瞧——同他稍微說兩句魯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惡意陰謀，然後把結果打電報給沙拉特那些過度疲勞的審訊員，如果運氣好的話，周末就可以回倫敦了。我甚至想要去訂沙德拉斯·威爾斯劇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彼得·吉勒姆也聽說了，一個二十歲的威爾士籍的太陽神，那一戲劇季的神童，在倫敦風靡一時已有好幾個月。
喬治·史邁利又接下去說，「牢里熱得要命。牢房中間有一張小鐵桌，用鐵環拴在牆上。他們把他雙手銬著帶了進來，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他這人很瘦小。我要他們鬆了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