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如是說：
「沒有明確世界觀的自覺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
「文學家不是做糖果點心的，不是化妝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義務的人，他受自己的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
「如果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醫院；如果我是個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們中間，……需要有一點兒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
「在藝術中，也正像在生活中一樣，沒有什麼偶然的東西。」
「文學上的偽善是最令人厭惡的偽善。」
「那些我們稱之為不朽的作家或簡稱之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們陶醉的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徵：他們在朝著一個什麼地方走，而且召喚你向著那個地方走……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是現實主義者，把生活寫成它本來有的樣子，但由於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漿汁似的浸透著目標感，你除了生活本來的樣子外還感到那種應該有的生活，而這一點也就使你心醉。」
「誰真誠地認為，崇高和遙遠的目標對於人來說就像對於牛一樣，很少需要，而『我們的全部不幸』又全在於這些目標，——誰真誠地這麼認為，誰就只好吃吃喝喝睡睡了，而一旦這些東西也使他厭煩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幾步，然後一頭撞向大箱子的角上。」
「我只會憑回憶寫東西，而且從來直接按實際情形寫生。我要讓我的記憶把題材過濾一番，以便在記憶里就像在過濾器中一樣只留下重要的或典型的東西。」
「文藝家進行觀察、選擇、推測和組合——光是這些活動一開頭就要提出問題；如果藝術家最初不向自己提出問題，那麼他就沒有什麼好推測、沒有什麼可選擇的了。……如果否認創作中有問題和意圖，那麼就必須承認，藝術家是即興地、無用意地受了感情衝動的影響而進行創作的；所以，如果有哪一位作家向我誇口，說他事先沒有深思熟慮的意圖，而是只憑一時靈感就寫好了一部中篇小說，那麼我就會把他叫做瘋子。」
「為公共福利儘力的願望應當不可或缺地成為心靈的需要和個人幸福的條件。」
「我違心過著一種歸根結底是為了盧布的狹獈生活……一想到錢是我的活動中心而我是在為錢工作，我心裡就極端苦悶……真該在硫酸中洗一個澡，來一個脫胎換骨。」
「我只想誠實地告訴人們：『看一看你們自己吧，你們生活得多麼糟糕和無聊！』最主要的就是要人們懂得這一點；而一旦他們懂得了這一點，他們就一定會給自己創造另一種美好的生活。」
「資產階級非常喜歡所謂的『正面』典型以及有美滿結局的長篇小說，因為這種小說使資產階級心安理得地認為：可以既積攢錢財，又保持清白；既做野獸，又過幸福的生活。」
短篇小說家安·巴·契訶夫遐邇聞名。列夫·托爾斯泰說，契訶夫是「無與倫比的藝術家」。托馬斯·曼斷言：「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在歐州文學中屬於最有力最優秀的一類。」海明威也非常讚賞契訶夫的藝術：「人們對我說，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好的、甚至是很好的短篇小說；但是，在讀了契訶夫之後再看她的作品，就覺得好像是在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生講的故事後再聽一個尚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更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位被譽為「英國契訶夫」的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本人在寫給其丈夫的一封信中卻說：「我願意將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取契訶夫的一個短篇小說。」而在一篇札記中她寫道：「如果法國的全部短篇小說都毀於一炬，而這個短篇小說（《苦惱》）留存下來了，我不會感到可惜。」在我國，契訶夫也備受推崇，一代文學宗師茅盾曾號召作家們學習契訶夫的「敏銳的觀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藝術表現能力和語言的精練」。
安·巴·契訶夫（1860—1904）出生於俄國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他的祖先是農奴。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以三千五百盧布的贖金換取了本人和家屬不再當農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他的父親到了塔甘羅格市，成了一名店員，十餘年後他自己開了一家雜貨鋪。契訶夫的父親為人嚴厲，常常命令兒子們站櫃檯做買賣，所以契訶夫說他自己「沒有童年」。一八七六年不善經營的父親破產了，為躲債他悄悄前往莫斯科謀生，接著一家人亦相繼遷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訶夫一人在塔甘羅格，他靠做家教維持生計，繼續求學，度過了三年艱辛生活。一八七九年契訶夫進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學習。一八八四年，他大學畢業後在莫斯科附近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和茲韋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農民、地主、官吏、教師等階層的各式人物，毫無疑問，這種生活經歷對他日後的文學創作有良好的影響。
契訶夫的文學生涯開始於一八八〇年，為當年俄國風靡一時的幽默報刊撰稿，常以契洪特為筆名。一八八〇年三月幽默雜誌《蜻蜓》發表了契訶夫的兩個作品：《致博學鄰人書》和《在長、中篇之類的作品裡最常見的是什麼？》。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契訶夫文學生涯的開端。
在俄國歷史上，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首先是反動勢力猖獗的年代，當局百般壓抑和禁錮社會思想，其荒謬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連「帽徽」一詞也遭禁用，似乎一使用它就會觸犯沙皇軍隊的榮譽。同樣荒謬的是：當年的書報檢查官常從文章或作品中刪去「禿頭」一詞，他們認為，誰使用這個詞，就是蓄意影射，是對禿頂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嚴重冒犯。正是在這種令人窒息的社會氛圍中，庸俗的滑稽刊物上盡登載一些趣聞蠢事，供小市民們茶餘酒後消遣。當時契訶夫年輕，涉世不深，缺乏生活經歷和創作實踐，又迫於生計，乃一度迎合時尚，寫了大量沒有思想和藝術價值的滑稽詼諧小品。但也有一些初露年輕作家才華的作品，如《吃蘋果》（1880）和《女東家》（1882）等。在《女東家》中契洪特描繪了兩個青年農民的悲慘遭遇。
自一八八三年起，契訶夫以契洪特為筆名，寫下了許多幽默佳品，如《一個官員的死》，《在釘子上》，《胖子和瘦子》，《變色龍》，《普利希別耶夫軍士》等。這些優秀的幽默短篇小說內容豐富，形式完美。《在釘子上》和《一個官員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國的官場醜態：強者倨傲專橫，弱者低頭哈腰。蛆蟲般的切爾維亞科夫 及其奴才心理正是這種官場生活的產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別重逢，他們倆擁抱接吻，熱淚盈眶，但寒暄之間身為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高升為「有兩個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頓時「蜷縮起來，彎腰曲背，矮了半截」，而當「胖子」向他伸手道別時，他「只敢握握三個指頭，一躬到地」。寫於一八八四年的《變色龍》告訴讀者：在沙皇俄國，將軍家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奧丘美洛夫之流在有權勢者的家犬前搖尾乞憐，而對老百姓卻張牙舞爪。《變色龍》是契訶夫送給世人的一面鏡子。在百餘年後的今天，在一些「現代人」身上還有著「變色龍」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間，契訶夫的視線轉向普通勞動者，描繪他們的痛苦和不幸。《歌女》描寫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恥地凌辱一個無依無靠的歌女。《苦惱》是契訶夫在早期創作中實現的一次思想和藝術的飛躍，它的結尾（人向馬兒訴苦）十分強烈地渲染了當年俄國社會的世態炎涼。《萬卡》可以說是《苦惱》的姐妹篇。九歲童工的稚真心靈，他的學徒生活的苦楚，他對祖父和故鄉的眷戀——這一切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滲透，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在這些短篇小說中，歡樂俏皮的契洪特成長為嚴肅深沉的契訶夫了。
非凡的才華使契訶夫聲譽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學院授予他「普希金獎金」。從發表「第一篇小東西」到榮獲「普希金獎金」前後相隔僅八年半時間，俄國文壇上鮮為人知的契洪特變成了彼得堡的「紅人」契訶夫。他在中篇小說《草原》里描繪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在《命名日》、《公爵夫人》等作品中他鞭撻偽善、庸俗和虛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公爵夫人》，它尖銳地提出社會矛盾：富有的地主及其管家們竭力剝削農民，「要從一頭牛身上撕下三張皮」。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訶夫開始寫劇本。《蠢貨》、《求婚》、《結婚》和《紀念日》等獨幕輕鬆喜劇在內容和筆法上接近契訶夫的早期作品，其中有的甚至是他將自己的短篇小說改編而成的。
一八九〇年春，迫切尋求「明確的世界觀」的契訶夫不顧自己身體羸弱，萬里迢迢穿過西伯利亞，前往沙皇政府流放並懲罰犯人的薩哈林島。這是一座人間「地獄」，在這裡契訶夫親眼目睹了種種野蠻、痛苦和災難，這使他日益疏遠乃至否定了那曾經佔據他心靈達六七年之久的托爾斯泰哲學，也使他開始認識到為反動的《新時報》撰稿帶給他的只是「禍害」，並開始糾正自己不問政治的傾向。也正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