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當時我住在某省某縣一個叫別洛庫羅夫的地主的莊園里。這是一個年輕人，早晨起得很早，穿一件腰部帶褶的男上衣，每天傍晚都要喝啤酒，並老向我訴苦說，從沒有人同情過他。他住在花園中的一個小廂房裡，我住在地主老房子里一個有圓柱的大廳里，那裡除一張寬大的長沙發和一張桌子外，沒有任何別的傢具。我就在長沙發上睡覺，在桌子上玩牌陣。那裡的一個古老的阿摩司 式的爐子，即使是在晴天也總是嗡嗡作響，而在大雷雨的天氣里，則響得整個房子都顫動起來，好像就要爆裂，成為碎片了，尤其是在晚上，當那十扇窗戶突然被閃電照亮時，真叫嚇人呢！
我生來就是閑散命，什麼事情也不做。一連幾個鐘頭我都從自己的窗戶里往外望著天空，瞧著鳥雀，瞧著林蔭道，或者是閱讀郵遞員給我捎來的所有報刊信件，要不就是睡覺。有時我也走出房子，到一個什麼地方去閑逛，直到很晚才回來。
有一天，我回家的時候，無意地闖進了一個我不認識的莊園里。太陽已經落山了，正在開花的黑麥地上鋪滿了一片黃昏的陰影。兩排栽得很密、長得很高的老羅漢松挺立著，宛如兩堵嚴實的牆，構成一條幽暗而又美麗的林蔭道。我輕易地越過一道柵欄，沿著這條林蔭道走去，在覆蓋了一俄寸厚的羅漢松針葉的土地上滑行著。周圍一片靜寂、漆黑，只是在高高的樹梢上有的地方顫動著金色的亮光，蜘蛛網上閃現出道道彩虹，空氣中有一股濃重得悶人的針葉氣味。後來我拐進一條長長的椴樹的林蔭道，這裡也是一樣荒蕪和古舊。陳年的樹葉在我的腳下悲戚地發出沙沙響聲。樹木中間已隱藏著暮色的影子。右邊的老果園裡有一隻金鶯不大樂意似的有氣無力地鳴唱著，大概也是只老鳥了。瞧，我已經走到了椴樹林的盡頭，穿過一所帶露台和閣樓的白房子，眼前立刻豁然開朗了，地主的庭院和一個寬闊的池塘呈現在我的面前，池塘邊有浴棚，有翠綠的柳樹，對岸有一個村莊和一座又高又窄的鐘樓。鐘樓上的十字架在夕陽的映照下發出亮光。頓時間，我感到有一種親切而又十分熟悉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東西，彷彿覺得在孩提時就已見過這種景象。
石砌的白色大門，從院子里通到田野。在古色古香的堅實的大門上雕著獅子。大門旁邊站著兩個姑娘，其中一個年紀大些，清秀、白皙、很漂亮，一頭蓬鬆而濃密的栗色頭髮，一張倔強的小嘴，表情嚴肅，做出一副並不在意我的樣子；另一個則十分年輕，不過十七八歲，也長得清秀而白皙，有一張大嘴巴和一雙大眼睛。我從旁邊走過時，她驚奇地看著我，說了一句英語，有點難為情似的。我覺得，這兩張可愛的臉好像早就認識似的。我就帶著這種感覺走回家去，彷彿做了一場好夢。
此後不久的一個中午，我和別洛庫羅夫正在房子附近散步，忽然一輛帶彈簧座的馬車沙沙響地從草地上駛進了院子里，車裡坐著的就是那兩個姑娘中的一個，是年紀大一點的那個。她是帶著捐款名冊來為遭火災的人募捐的。她沒有看著我們，而是非常嚴肅而詳細地對我們講述了西雅諾沃村燒了多少房屋，有多少農夫農婦和孩子們無家可歸，救濟委員會首先打算採取什麼措施，而她現在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她讓我們簽了單之後，把單子收起來，便立即跟我們告別。
「彼得·彼得羅維奇，您把我們全忘了，」她對別洛庫羅夫說，伸給他一隻手，「您來吧，如果某先生（她說出了我的姓）想看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如何生活而光臨寒舍的話，媽媽和我都會很高興的。」
我點了點頭。
她走了之後，彼得·彼得羅維奇便講開了。據他說，這個姑娘上流社會出身，名叫莉季婭·沃爾恰尼諾娃，她和母親及妹妹住的田莊，和池塘對岸的村莊一樣，都叫舍爾科夫卡。她的父親從前在莫斯科地位顯赫，去世時是三等文官。沃爾恰尼諾娃一家雖然財產豐厚，卻一直住在鄉下，夏天冬天從不離開。莉季婭是舍爾科夫卡村地方自治會辦的學校里的一名教師，每月領取二十五盧布的薪俸。她只用這些錢開支自己的生活費，並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驕傲。
「一個很有意思的家庭，」別洛庫羅夫說，「或許我們哪一天到她們家一趟吧，她們會很高興的。」
那是一個假日，吃過午飯後，我們想起了沃爾恰尼諾娃一家，於是就動身到舍爾科夫卡去了。她們，母親和兩個女兒都在家。母親葉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以前大概是個美女，而今卻肥胖而萎靡得與年齡不相稱，害著哮喘病，憂鬱、精神恍惚，極力與我聊繪畫。她從女兒那兒得知我可能到舍爾科夫卡來，便連忙回想起她在莫斯科畫展上看過的我的二三幅風景畫，現在她就問我那幾幅畫里想表現什麼。莉季婭，或者按家裡的稱呼，莉達，則跟別洛庫羅夫比跟我談得更多。她臉無笑容，表情嚴肅地問他為什麼不到地方自治會去任職，為什麼迄今一次地方自治會的會議都不參加。
「這不好，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責備地說，「不好，應感到害臊。」
「對，莉達說得對，」母親附和著說，「是不好。」
「我們整個縣現在是巴拉金一手遮天，」莉達轉身對著我繼續說，「他自己是參議會主席，並把所有的職位都分給了侄兒們和女婿們，為所欲為。必須進行鬥爭。青年人應當結成強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們的青年怎麼樣呢？羞恥啊，彼得·彼得羅維奇！」
妹妹燕尼婭在我們談論地方自治會時沒有說話。她不參加嚴肅的談話。在家庭中她還不被認為是成年人，而是還像小姑娘一樣，被稱作米修斯，因為她小時候曾稱呼過她的家庭女教師為MИCC 。她一直好奇地瞧著我。我在翻閱相冊時，她便給我講解「這是舅舅……這是教父」，並用小手指指著照片，這時她就像小孩子那樣，用自己的肩膀碰碰我。我離她很近，看見她那柔弱的、尚未發育起來的胸脯，瘦小的肩膀、髮辮和用腰帶勒緊的苗條身材。
我們玩槌球，打網球 ，在花園裡散步、喝茶，然後有很長時間用晚飯。在有圓柱的又大又空的廳里住過之後，來到這個不大的卻是舒適的房子里，牆上既沒有粗俗的彩色畫，大家對僕人又以「您」相稱，我心裡覺得很自在，又由於有莉達和米修斯在場，我感到一切都顯得年輕而純潔，洋溢著一片正派的氛圍。晚飯後，莉達再次跟別洛庫羅夫談論地方自治會，談論巴拉金，談論學校圖書館。這是一個活躍、真誠、有堅定信念的姑娘，聽她說話很有趣，儘管她說得太多，聲音很大，也許是因為她在學校里講課已經習慣了。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羅維奇卻是從大學時代起，就養成了把一切談話都歸為爭論的習氣，說起話來枯燥、乏味、冗長，總想顯示自己是個聰明、進步的人；他打手勢的時候，袖子把調味汁碟子打翻了，弄得桌布濕了一大片，不過除了我之外，似乎誰也沒有注意這一點。
我們回家時，路上一片漆黑、靜寂。
「良好的教養不在於你沒把調味汁灑在桌布上，而在於，當別人做出這件事時，你不說出來，」別洛庫羅夫說，並嘆了一口氣，「是的，了不起，是一個有教養的家庭。我落在優秀人們的後面了，唉，完全落伍了！都是由於事務，事務！事務！」
他說，一個人要想做一個模範的農業經營者，就不得不去做許多工作。我卻在想：你是個多麼笨拙的懶人！他一旦嚴肅地談起什麼事，就會緊張地拖長聲音說「唉，唉，唉……」他做事也像說話一樣：慢慢吞吞，拖拖拉拉，錯過時機。對他的辦事能力我是不大相信的，因為我托他到郵局寄過信，他竟把信幾個星期揣在自己口袋裡，忘了寄出去。
「最難受的是，」他走在我旁邊時對我說，「最難受的是，你不停地工作，卻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點同情也得不到！」
此後我便經常到沃爾恰尼諾娃家去，通常都是坐在露台下一層的台階上。我不滿意自己，心裡感到難受，為自己的生活惋惜。生活過得如此之快，而且沒有意思。我老是在想，我的心那麼難受，能把它從胸膛里掏出來就好了。正在這樣想的時候，露台上有人說話了，聽得見衣服的窸窣聲和翻書頁的聲音。我很快就熟悉了這裡的情況：白天，莉達給病人看病，分發書籍，她常常不戴帽子，而是打著陽傘到村子裡去，晚上便大聲地談論地方自治會，談論學校。這個清秀、漂亮、表情總是很嚴肅、小嘴輪廓優雅的姑娘，每次開始談事時，都是乾巴巴地對我說：
「這事您不會感興趣的。」
她對我沒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歡我，就因為我是風景畫家，在我的畫里沒有表現人民的貧困生活；而且她覺得，我對她如此堅定地相信的事情漠不關心。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從前我在貝加爾湖邊遇到過一個布里亞特姑娘，她穿著中國藍布做的襯衣和褲子，騎著馬，我問她能否把她的煙袋賣給我。我們交談時，她輕蔑地瞅著我這張歐洲人的臉和我的帽子。不一會她就討厭跟我說話，大叫一聲，疾馳而去。莉達也一樣輕蔑地把我視為陌生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