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的院子里有一幢小廂房，它的周圍長滿了牛蒡、蕁麻和野生的大麻。廂房的房頂已經生鏽，煙囪一半已經坍塌，門廊的階梯已經朽壞，長滿雜草，牆上的灰泥也只剩下一些痕迹了。廂房的正面對著醫院，後面則是田野，中間由一道埋有釘子的醫院的灰牆隔開。這些尖端朝上的釘子、圍牆以及廂房本身，都有一種特別令人沮喪的、天地難容的景象。在我們這裡只有醫院和牢房才是這樣。
如果您不怕被蕁麻扎著，就請您沿著通向廂房的那條狹窄的小道走過去，看看裡面在幹什麼。推開第一扇門，我們便來到前堂。在這裡，牆邊、爐子旁邊丟著大堆大堆的醫院裡的破爛：褥墊、破舊的病人服、褲子、帶藍條子的襯衣、不能穿的破鞋等。所有這些破爛都隨便地堆在一起，又臟又亂，正在腐爛，散發出一股窒息人的臭氣。
看守人尼基塔是一個年老的退伍軍人，還戴著褪成了紅褐色的軍章，他躺在那堆破爛上，牙齒間老是銜著一隻煙頭。他有一張嚴肅、枯瘦的臉，眉毛耷拉下來，給這張臉平添了一種草原牧羊犬的神態；他紅鼻子，小個子，雖然外表乾瘦，青筋嶙嶙，卻是器宇軒昂，兩隻拳頭粗壯有力。他屬於那種心眼不多、頗受賞識、勤勉可靠、腦子遲鈍的人。世界上他最喜歡的是安分守己，因此他堅信，有些人是該打的。他打他們的臉、胸口、背脊，碰到哪兒打哪兒。他堅信，不打，這裡就要亂了。
往前，您走進一個寬敞的大房間。如果不算前堂的話，這個房間就是整個廂房。牆壁上塗了一層混濁的淺藍色的顏料。天花板被煙熏得很黑，就跟沒有煙囪的農舍一樣。顯然，這裡冬天爐子經常冒煙，並且有煤氣。窗子從裡面釘了一塊鐵格柵，很難看；地板是灰色的，也沒有刨平。酸白菜、燈芯、臭蟲、阿摩尼亞，發出難聞的氣味。這種氣味使您一進屋就覺得好像進了動物園。
房間里放著幾張床，床腳釘在地板上。床上坐著或躺著一些人，他們穿著藍色的病人服，戴著老式的尖頂帽子。這是一些瘋子。
這裡共有五個人。只有一個是貴族身份，其餘都是小市民。靠門的第一個是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紅黃色的唇髭閃著亮光，眼睛帶著淚痕，用手托著腦袋坐著，老是盯著一個地方。他白天黑夜都發愁、搖頭、嘆氣、苦笑，他很少跟人說話，人家問他，他也總是不回答。給他吃東西，他就機械地吃下去，喝下去。從他所受的痛苦、他的不停的咳嗽、他的消瘦和雙頰的紅暈判斷，他正開始害肺病。
他旁邊是一個矮小、靈活、非常好動的小老頭，留著一把尖削的鬍子和一頭像黑人那樣捲曲的黑頭髮。白天他在病房裡從一個窗口到另一個窗口來回踱步，或者是像土耳其人那樣盤著腿坐在自己床上，並且像灰雀那樣不停地吹口哨，小聲地唱歌，嘿嘿地笑。他這種孩子般的歡樂和活潑性格同時也表現在晚上。他起來祈禱上帝，那就是用雙拳捶打自己的胸口，用手指抓門。這是猶太人莫依謝依卡——一個傻子，他是在二十年前由於自己的制帽作坊被大火燒毀而發瘋的。
在六號病房的所有病人中，唯有他一人被允許可以走出病房，甚至可以離開醫院的院子到街上去。這種特權他已經享受了很久，大概因為他是醫院裡的一個老病號，而且是一個安靜的、於人無害的傻子，城裡給人逗笑的小丑。他在街上被小孩和狗包圍的情景，城裡人早已看慣了。他穿著破舊的病人服，戴著可笑的尖頂帽，穿著拖鞋，有時赤著腳，甚至沒有穿長褲就在街上走來走去，在院門口或小鋪子門口站著乞討小錢。有的人給他喝點克瓦斯，有的給他一點麵包，有的給他個把戈比。這樣，他回到病房時，水足飯飽，錢袋滿滿的。而他帶回來的所有東西，馬上統統都被尼基塔搜去歸自己了。這個兵幹得很粗暴，怒沖沖地查翻猶太人的口袋，而且要讓上帝做證，他保證今後永遠不會再讓這個猶太人上街，說什麼這種不安分的事對他來說，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要壞。
莫依謝依卡喜歡替別人效勞。他給同伴端水；他們睡著了，就給他們蓋被子。他答應每個人說，他從街上回來時要給每人一個戈比，並給每人縫一頂新帽子。他還用湯匙喂他左邊的一個鄰居吃東西，因為那人是一個癱子。他這樣做不是出於同情，也不是出於某種人道主義性質的考慮，而是在模仿他右邊鄰居格羅莫夫的做法，是無意中受了他的影響。
伊萬·德米特里奇·格羅莫夫，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貴族家庭出身，過去是法院的民事執行吏和十二品文官，患被害狂。他要麼蜷縮著身體躺在床上，要麼就從這一角落走到那一角落，好像在做保健散步。他很少坐著。他總是處於焦躁、激動、緊張的精神狀態，好像在等待某種令人不安的、不明確的東西。哪怕是前堂傳來一丁點兒沙沙聲或院子里有人喊一聲，他也會抬起頭，立即仔細地傾聽：這是不是來抓他的？是不是在找他？這時候，他的臉上便現出極其不安和嫌惡的表情。
我喜歡他那張寬大的高顴骨的臉。他的臉總是那麼蒼白和不幸，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一個被抗爭和長期的恐懼所折磨的靈魂。他的這種苦臉是奇怪的、病態的，可是深刻真實的苦難刻印在他臉上的細紋，卻顯出了理智和文化修養，眼睛裡放射出溫暖和健康的光輝。我也喜歡他本人，他謙恭、樂於助人；他對所有人，尼基塔除外，都異常客氣。不管誰掉了一個扣子或一把匙子，他都立即從床上跳下來，替人拾起來。每天早晨他都向自己的同伴們道早安；睡覺的時候，則向他們道晚安。
除了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和愁眉苦臉外，他的瘋狂病還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每到傍晚，他有時會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緊緊的，全身發抖，牙齒打戰，立即開始在房間里從這邊走到那邊，或者在床鋪之間走來走去。看上去，他好像在發高燒。他突然站住、瞅著同伴的樣子，顯然像是想說什麼很重要的話；但看來他又想到人們不會聽他講話，或者是聽不懂他的話，便急躁地搖搖頭，繼續走來走去。很快，說話的慾望壓倒了一切其他考慮而佔了上風，他便不由自主地說起來，熱烈而又激越。他說得語無倫次，像是夢囈，斷斷續續，常常叫人聽不懂。然而不論在他的話里還是聲音里都可以聽到一種非常好聽的東西。他一說話，您就會聽出來他既是瘋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瘋話是很難用文字來表達的。他說到人的卑鄙，說到踐踏真理的暴力，說到將來會在地球上實現的美好的生活，說到每時每刻都使他想起暴虐者的麻木不仁和殘忍的鐵窗柵。結果他的話就成了由古老的但又還沒有唱完的歌合成的一首雜亂無章的不連貫的什錦曲了。
十二至十五年前，文官格羅莫夫就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他是一個有名望有家產的人。他有兩個兒子：謝爾蓋和伊萬。謝爾蓋是四年級的大學生，得急性肺癆病死了。他這一死，就成了突然降到格羅莫夫家一連串災難的開端。謝爾蓋安葬後一個星期，老父親便因偽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受法庭審判，不久便在監獄醫院裡因害傷寒病死了。房子和全部動產都被拍賣，撇下伊萬·德米特里奇和母親，而他們已經沒有任何財產了。
原先父親在世的時候，伊萬·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學讀書，每月收到六十至七十盧布，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窮。可現在他的生活卻一下子改變了。他必須從早到晚去做家教，做抄寫工作。就這樣還仍舊要挨餓，因為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寄給母親做生活費了。伊萬·德米特里奇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他泄氣了，身體也吃不消，便丟下大學學業，回家去了。在這裡，在城裡他託人在縣立學校里謀到了一個教員的職位，可是他跟同事們合不來，學生也不喜歡他，很快又丟棄了這個職位。他母親去世了，他有半年沒有找到工作，光靠麵包和水度日，後來當了法院的民事執行吏。直到他因病被辭退，他一直在干這個差使。
他甚至在年輕的大學生時代就從來沒有給人以健康的印象。他老是生病，瘦弱，經常傷風感冒。他吃得很少，睡眠很壞，喝上一小杯葡萄酒頭就暈，他有歇斯底里病。他總想跟人們接近，可是由於他易激動和性格多疑，他跟誰也難親近，沒有朋友。對城裡人他總是批評，瞧不起，說他們的愚昧無知、渾渾噩噩的獸性生活既卑鄙又討厭。他說話是男高音，響亮、激越，不是憤懣、憤怒，就是高興、驚訝，但永遠是真誠的。不管您跟他說什麼，他都把您引到一個話題上：在這個城市生活既煩悶，又無聊，交往的人們中沒有高尚的趣味，他們過的是晦暗的無意義的生活，那裡只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蕩和偽善。卑鄙的傢伙吃得飽、穿得好，正直的人卻忍飢受寒。需要興建學校，辦方向正確的地方報紙、劇院、公開的講座，團結知識界的力量；需要讓社會認識自己，感到震驚。他評判人們的時候，都要塗上濃重的色彩，只有白色和黑色，不承認有任何其他色度。在他看來，人類分成正直的人和卑鄙的人，中間的人是沒有的。談及女人和愛情時，他總是充滿熱情而十分興奮，可是他卻從沒有戀愛過一回。
在城裡，儘管他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