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是這樣，開始時你以為自己適應了。」康拉德吃完鱒魚後，又談起了熱帶，「我去那裡的時候還很年輕，這你應該記得。三十二歲。我當時去了沼澤地。當地人住在鐵皮屋頂的房子里。我沒有錢。一切都由殖民團體支付。半夜睡覺，你感覺像躺在熱霧裡。清晨時分，霧變得更濃、更燙。你會感到渾身酸痛。所有人都酗酒，眼睛猩紅。第一年你以為你會死掉。第三年你覺得，你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你，好像你的生命節奏改變了。你活得匆促，有什麼東西在你體內燃燒，你的心以另一種方式跳動，整個人變得沒精打采。一連幾個月都沒精打采。之後有那麼一刻，你不再知道自己和周圍發生了什麼。有時這隻發生在五年之後，有時就發生在頭幾個月。這會讓人暴躁不安。在這種時候，不少人殺人，或者自殺。」
「英國人也這樣嗎？」將軍問。
「在英國人中，這種情況少見一些。但是他們也會染上高燒、躁狂的瘟疫，那種瘟疫並沒有什麼致病菌。我真認為這是一種疾病，只是我們不知道病因而已。可能是水。可能是植物。可能是馬來情人。那些女人你肯定無法習慣。她們中有的非常漂亮，笑意迷人，在她們的皮膚、舉止、微笑和習慣里都蘊含著某種極致的柔潤；無論在床上還是在餐桌上，她們都會把你服侍得體貼入微……即使這樣，還是無法習慣。英國人，是的，他們保護自己。他們把整個英國裝進手提行李，隨身帶來。比如彬彬有禮的傲慢、自我封閉、良好的教育、高爾夫球場和網球場，還有陪伴他們在沼澤地中央的鐵皮頂房子里度過長夜的威士忌和煙草。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這些人只是傳說而已。大多數人在四五年後，都跟其他那些比利時人、法國人、荷蘭人一樣變成野獸。熱帶啄掉他們身上的劍橋風度，就像麻風病啄爛人身上的皮膚。熱帶燒掉了他們身上的劍橋和牛津。你要知道，在那個島嶼上，所有在熱帶長期居住過的英國人都很可疑。受人尊敬，被人讚許，但很可疑。我敢肯定，他們在秘密檔案里被人註上：『熱帶』。像是說：『性病』。或者：『從事間諜活動』。所有在熱帶長期居住過的人都很可疑，無論他們打高爾夫還是打網球，無論他們在新加坡的朋友圈裡喝威士忌還是一次又一次地穿著燕尾服或軍服、胸前佩戴獎章參加政府晚宴，這都無濟於事：他們仍然會很可疑。因為他們在熱帶生活過。因為他們染上了這種不可能適應的可怕瘟疫，如同所有的癮癖，瘟疫也具有某種魅力。熱帶是一種疾病。熱帶性疾病可以痊癒，但熱帶永遠不可能痊癒。」
「我明白了，」將軍問，「你也染上了，對吧？」
「每個人都會染上的。」客人喝了一口夏布利，頭往後仰，用過來人的語調說，「喝酒的人是廉價逃亡。癮癖會潛伏在人的生活中，就像颱風潛伏在沼澤地後，山林之間。那裡有各種癮癖。因此對島上的英國人來說，所有來自熱帶的人都很可疑。因為無法知道在他的血液、心臟和神經里都有什麼。不再是簡單的歐洲人，這是肯定的。不再純粹。歐洲的雜誌起不了什麼作用，你在沼澤地里所讀的所有關於理想的文字，無論是在近些年的新書，還是在上個世紀寫的或想的，都無濟於事。你白白保持與眾不同、尷尬而審慎的風度，就像熱帶居民在這類白人中間或像醉酒者在聚會場合那樣小心注意自己的風度：言行舉止過分造作，不想讓人意識到他們內心的激情，極力表現得平和鎮靜、一本正經、有良好的修養……但在他們心裡卻是另一回事。」
「那麼，」將軍邊說邊朝燈光的方向舉起斟滿白葡萄酒的酒杯，「請你告訴我，他們心裡到底是怎麼回事？」
看到對方不語，他又說：
「我以為，今晚你之所以來這裡，就是想告訴我這個。」
他倆坐在一張長桌旁，坐在一間高大的宴會廳里。自從克麗絲蒂娜去世後，這裡再沒有招待過客人。幾十年來，沒有人在這個大廳里吃過飯，這裡就像博物館的一間展廳，保存著舊傢具和用過的物品，陳列著一個逝去了的年代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珍品。牆上包有法蘭西式的木雕牆圍，傢具像是從凡爾賽宮運來的。他倆分別坐在長餐桌的兩端，在兩人之間鋪著白綾桌布的桌子中央，擺著一個插滿蘭花的水晶花瓶。花瓶周圍擺了四件陶瓷雕塑，均是產自塞夫勒 的極品，纖巧優雅的工藝品分別象徵著東南西北。正對將軍的是《西》，對著康拉德的是《東》：瓷器上微笑的黑人騎著駱駝，還有闊葉的棕櫚樹。
陶瓷燭台在桌子上一字排開，上面插著很粗的、教堂用的藍色蠟燭。房間里只有四個角落亮著隱蔽的燈光。燭火燃得很高，搖曳顫抖，可房間內還是半明半暗。灰色大理石的壁爐里，木柴熊熊燃燒，冒著黃色、黑紅色的火苗。不過，落地窗的窗扇虛掩著，灰色的紗簾沒有完全拉上。夏日的晚風不時從窗口吹進屋內，透過薄薄的紗簾可以看到月光下的風景和遠處小城裡閃爍的燈火。搖曳的燭光映照著鮮花點綴的長桌中央，背靠壁爐還擺放了一把罩著繡毯的椅子。以前，那曾是將軍的妻子克麗絲蒂娜的座位。在缺席者面前擺放的瓷雕是《南》：獅子、大象和一個披著阿拉伯連帽斗篷的黑人一起默默地鎮守這塊巴掌大的地方。大管家穿著黑色雙排扣禮服，跟侍者一起紋絲不動地站在背後隨時聽命，隨時用眼神糾正男僕們的舉止。今天晚上，男僕們全都一副法國侍者的裝扮，馬褲與黑色燕尾服。這個習慣還是將軍的母親帶到這裡的，只要是在這個廳用餐—這個廳的所有傢具、盤子、鍍金餐具、水晶瓶、杯子和牆圍，都是這位來自異邦的女主人從她的家鄉帶來的—她都要求男僕們穿上這套禮服端盤倒酒。廳里如此寂靜，就連木柴噝噝的燃燒聲都能聽見。他們交談的聲音雖然很輕，但彼此仍能聽見：就連耳語般的詞句，都會在包著古色古香、感覺溫暖的木牆圍的牆壁上產生回聲，猶如弓弦在琴板上發出的錚錚樂音。
「不，」一邊吃飯一邊沉思的康拉德說，「我來這裡，是因為從維也納回來正好路過。」
他動作優雅地狼吞虎咽，帶著一股老年人的貪婪。現在，他將餐叉放到盤子邊沿，上身微微前傾，提高嗓門，沖著遠遠坐在對面的主人大聲說：
「我來這裡，是想再見你一面。難道這樣不應該嗎？」
「當然應該。」將軍禮貌地回答，「這麼說，你去了維也納。想來收穫肯定不小，尤其對你這樣了解熱帶和隱僻的人來說。你最後一次去維也納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溫和地問，語調里絲毫不含譏諷的話外音。
客人面帶狐疑地望了一眼長桌的盡頭。兩位老人略帶茫然地坐在那裡，相距甚遠地坐在高大的廳堂里。
「是很久了，」他回答說，「四十年前，我是在……」他困惑不安地說，並且出於尷尬而被迫沉默。
「我是在去新加坡的途中，去的維也納。」過了一會兒，客人又說。
「原來是這樣，」將軍又問，「這次你去維也納有什麼感想？」
「變化很大，」康拉德說，「不管誰在我這樣的年齡和處境里，去哪兒都會感覺到變化。是啊，我已經四十年沒在歐洲大陸旅行了。我只在從新加坡去倫敦的途中，曾在法國的港口逗留過幾個小時。但我還是想看看維也納。看看那幢房子。」
「難道你此行就為了這個？」將軍追問，「就為了看看維也納和那幢房子？你是不是有什麼生意？」
「什麼生意也沒有。」客人回答，「我跟你一樣，已經七十三歲了。過不了多久就會死掉。所以我決定上路，並來這裡看看你。」
「俗話說，」將軍用彬彬有禮的鼓勵語調回應說，「人到了這個年齡，將一直活到自己感到厭煩。你不這樣覺得嗎？」
「我已經感到厭煩了。」客人說。
這句話他說得漫不經心，語調平淡。
「你知道，對我來說，」康拉德說，「維也納曾是這個世界上的一隻音叉。說出『維也納』這個詞，就像敲響音叉，然後注意那個正在與我說話的人從這個聲音里聽到了什麼。我這樣對人進行揀選。誰不符合標準，誰就不是我的人。因為維也納不僅是座城市，還是一個聲音，這個聲音一個人要麼能永遠在靈魂中聽到，要麼永遠聽不到。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我那時很窮，但並不孤獨，因為我有一位朋友。維也納就像一位朋友。我總能聽到他的聲音。即使在熱帶的雨中。在任何時候。有時我會在雨林里想起希辛格區房子門洞里潮腐的霉味。維也納有我喜愛的音樂和一切，在磚石里，在人們的眼神和氣質里，音樂使人變得無怨無艾，心平氣和。你知道，在這種時候，人不會再受情緒的煎熬。冬季和春季的維也納。美泉宮的林蔭大道。在軍校宿舍里，暗藍的光線和高大、雪白、飾有巴洛克雕塑的樓道。清晨在普拉特騎馬。西班牙學校的白色駿馬。我記得所有的一切，我很想能夠再次看到。」 他平靜地說，神情之中帶著羞澀。
「四十一年後，你找到了什麼？」將軍再次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