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繼剛終於接到軍委會命他返回重慶的通知，他和沈光亞從西安搭乘運輸機回到重慶。下了飛機後，他們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被徐永昌派車接回機關開會。
蔡繼剛走進會場才被告知，這是一場高級別的戰略研討會，討論的題目是《國軍敵後戰場的成敗與得失》，由軍令部長徐永昌主持會議。
蔡繼剛心說，都什麼時候了，還有心思開研討會？這位徐長官倒真是坐得住。
徐永昌是位老資格軍人，無論從年齡或資歷上都算是蔡繼剛的長輩。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軍界，凡是重量級的人物，大部分都有拖著辮子在清朝軍隊中服役的資歷。徐永昌也不例外，他1898年進入武衛左軍隨營學堂讀書時，蔡繼剛還沒有出生。武衛軍的隨營學堂相當於現代的初級軍校，徐永昌在宣統三年畢業時，授副軍校銜，相當於中尉軍銜，他見習後被派往武衛左軍左路前營左哨做副哨長，這個職務相當於副連長，那年蔡繼剛才八歲。凡在軍中服役，最重要的是資歷，哪個國家的軍隊都是如此，但中國軍隊的特點是，只要有了資歷，哪怕沒有能力也沒關係，資歷就是一切。
以蔡繼剛的眼光看，大清國的軍隊簡直不算軍隊，一百多年來就沒打過任何漂亮仗。它的隨營學堂更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哪裡算得上是軍校？這種落後的軍事教育是時代造成的，對老一代軍人當然不可苛求。但可怕的是，在戰爭中，與我們作戰的對象是一支現代化軍隊，他們的作戰能力超過我們幾十倍，面對這樣的強敵，我們的國力和軍人素質本來就處於下風，這還不算，最要命的是，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卻掌握在這些老軍人手裡，他們沒有受過現代軍事教育，頭腦僵化，固步自封，完全不懂現代化戰爭。這些將軍有可能人品正派，甚至德高望重，但這些優良品質不應是可以統帥軍隊的理由。所以，中國軍隊的指揮體系除了打敗仗，不可能有任何作為。
徐永昌對蔡繼剛一直很客氣，他當著別人的面總是稱蔡繼剛的字「雲鶴」，而單獨相處時，則親切地稱他為「小蔡」，這很能表現出老一代軍人虛懷若谷的氣度。
徐永昌一見蔡繼剛就大聲說：「雲鶴，你來得正好，都說你有戰略思維，又有美國軍校的背景，大家都等著聽你的高見呢。」
蔡繼剛發現，與會者多數都認識，這些人雖然都佩著將官軍銜，但大部分不是獨當一面的軍事主官，而是各戰區司令部的高參、高級幕僚之類的將官，這類人從沒帶過兵，更無實戰經驗，但紙上談兵卻都頭頭是道。
蔡繼剛站起來向大家敬禮道：「對不起，各位長官，我剛從前線回來，沒有準備，只是看了看今天討論的題目，既然徐長官點了我的將，那就恭敬不如從命，我就這個題目簡單談談看法。另外，也希望各位長官能和我一起探討，形成互動，就算觀點不能統一也無妨。」
徐永昌插話道：「剛才大家討論到，此次豫中會戰的失利，雖然有敵人力量過於強大，我戰區主官指揮失當等原因，但也暴露了我統帥部對廣大敵後戰場重視不夠，只關注正面戰場的失誤。雲鶴，你以為如何？」
蔡繼剛坐下說：「我同意這種看法，但需要更正一下，應該說我統帥部在抗戰初期，對開闢敵後戰場還是相當重視的。1938年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召開時，委座就提出：『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當時我軍滯留在敵後的兵力已達30個師，主要活動在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華東的魯西北、魯南的泰沂山區、蘇北和蘇浙贛交界靠近交通線的山區。南嶽會議後，我統帥部又向敵後戰場陸續增派了30個師，如果加上地方部隊，我軍在抗戰中、前期，留在敵後戰場的部隊共計超過100萬人，這怎麼能說不重視呢？」
二戰區少將高參彭述桐立刻表示贊同：「我同意雲鶴兄的觀點，至少我們二戰區一直在堅持敵後作戰。太原失守後，閻長官將原行政區劃分為七個游擊區，後調整為六個，分別以衛立煌第14集團軍、中共第18集團軍和晉綏軍為核心，組成南、東、北三路軍，分別建立起中條山及呂梁山、太行山、晉西北山區三個戰略游擊根據地。當時第18集團軍只佔據了太行山晉冀豫三省交界的一部分，而太行山東南部一直在我們手裡。另外，衛立煌部的中條山、太岳山根據地雖屬一戰區直轄，但也在山西境內。從作戰效果上看，戰爭中、前期我敵後部隊的戰績相當突出，中條山根據地曾連續13次抵禦住日軍的重兵圍攻，直到1941年5月才失守。而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則一直堅持到1943年才被迫放棄。除此之外，我軍控制的還有呂梁山、恆山等根據地……不過，1943年以後，除呂梁山還在堅守外，我軍其餘的根據地都基本失守。」
來自九戰區的少將高參石敬源也發言：「我九戰區以大雲山、九宮山、岷山、廬山為根據地，在前後三次長沙會戰中，協助國軍主力將汨羅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內公路全部破壞，使敵人重炮、坦克、卡車等皆不能通行，應該說，九戰區的敵後將士在三次長沙會戰中功不可沒。」
徐永昌插言道：「諸位，我看還是多聽聽雲鶴的分析吧。雲鶴啊，我有個問題，現在有這麼種說法，到目前為止，整個抗戰分為兩個戰場，我軍在正面戰場作戰抗敵，而敵後戰場是中共武裝在苦苦支撐，你同意這個觀點嗎？」
蔡繼剛有些躊躇，這個問題比較敏感，鑒於國共兩黨的緊張關係，怎樣說也不會使所有人都滿意。政治上的歧見一旦遇到軍事問題，就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很少有人會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場去考慮問題。
蔡繼剛斟酌著詞句說：「現在的事實是，在抗戰中、前期，國共兩黨都在敵後致力於建設抗日根據地，但很遺憾，結果卻很不一樣：我軍的敵後根據地，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喪失了，一百萬的敵後游擊武裝也差不多損失殆盡；而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卻擴展到十餘省，其武裝力量也從最初的幾萬人，發展到近百萬人。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同樣是開展敵後游擊戰，同樣是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這兩者的結局為什麼會如此不同？我覺得……這倒是一個可以探討的話題，如果搞清楚這一點，會對我軍當前制訂戰略戰術方案起到一個不錯的警示作用。」
「哦，你可以先談談自己的看法嘛，對共產黨的問題，不要有什麼顧慮，我們只談軍事，不談政治，今天的會議不過是學術性的探討嘛。」徐永昌鼓勵道。
蔡繼剛下了決心：「好，那我就斗膽談談我的看法。我認為，在堅持敵後游擊戰方面，我軍的戰略指導思想有一些失誤，雖然蔣委員長在抗戰初期就提出過『游擊戰高於正規戰』的口號，但我各根據地的部隊，其主導思想仍然是為正面戰場服務，這樣必然導致其作戰自由度的降低。而與此相反，中共軍隊卻一直在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他們沒有條條框框，也不用執行戰區長官部和軍委會的命令，所以從策略上就靈活得多，他們擁有很大的作戰自由度。」
石敬源說：「雲鶴兄，你能不能舉幾個例子說明一下？」
「好，首先是我軍根據地佔據的戰略位置都很重要，比如第一、二戰區的太行山、呂梁山、中條山等，第三戰區的天目山，第五戰區的大別山，第九戰區的大雲山、九宮山、岷山、廬山等根據地，都是可攻可守，而且能直接威脅日軍交通要道，迫使日軍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區。事實上，日軍在佔領武漢、廣州後就被迫停止了戰略進攻，究其原因，與敵後游擊戰和敵後根據地的牽製作用，有很大關係。」
彭述桐插言道：「這個觀點應該沒有異議，我戰區中條山根據地堅守了四年，長期牽制日軍三個師團的兵力，使其無法南下，這是事實。」
蔡繼剛繼續說：「可話又說回來了，既然我軍在敵後的戰略布局使敵人很不舒服，如芒在背，那麼必然要引來敵人的兇狠報復，加大對我根據地的掃蕩力度。這已經形成一種規律，我敵後作戰與正面戰場配合越多，主動出擊的次數越多，招致日軍的掃蕩也就越多，掃蕩的力度也就越大，敵人每報復一次，根據地的面積就縮小一些。這種情況不只是我軍，八路軍也一樣，他們的百團大戰也招致了相同的結果。另外，我軍在敵後戰場的失利，也有其戰術不當的原因。以中條山之戰為例，日軍六個師團、兩個混成旅、一個騎兵旅團總計十餘萬兵力，三面圍攻我根據地，而我軍是如何迎敵呢？很遺憾，整整七個軍被配置在寬170公里、縱深50公里的狹窄區域內，依託天險和工事與敵硬拼，硬是把游擊戰變成了陣地戰，這種打法，不敗才怪。我看八路軍就吃不了這個虧，人家的戰術靈活多變，通常是在敵人重兵圍攻下，留少量部隊牽制敵人，其主力則跳到外線作戰，攻擊敵人防守薄弱地區，使敵人主力不得不回援，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戰法很有效，敵人的攻勢自然會瓦解。中共軍隊的戰術原則是不以一城一地為得失，先是避其鋒芒，保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