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一番，沒有結果，達比希雷大夫走出後店的時候憋了一肚子氣，把放在櫃檯上的披風和帽子也忘記拿走了。但是，他沿著皇家大街往家裡走的時候，火氣漸漸消了，多年來為他的學生深感遺憾的心情又開始壅塞在胸間。
還在薩爾梅龍大夫做學生的時候，達比希雷大夫就想方設法不讓他和那些狐朋狗友接觸，但是白費力氣。他偏偏喜歡身邊圍著些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些人對別人心懷忌恨，只會編造謊言，散布蜚語，從中取樂。像薩爾梅龍大夫這樣有才華的醫生，怎麼會以頭戴這類「垃圾王冠」為榮呢？
此次前往曼索的後店，他是心甘情願接受穢物的污染的。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憋住氣不去聞衣服上的氣味兒，他覺得衣服上好像浸透了廁所的惡臭。更糟的是，即便他付出了這樣的代價，也沒能驅散自從昨天半夜以來一直折磨著自己的愧疚。相反，與薩爾梅龍大夫會見後，這種感覺更加劇烈了。
氣慢慢地消了。可是，這種內疚連同多年來為自己的學生感到的遺憾卻一起湧上心頭。這究竟是為什麼？讀者會提出疑問：如果說薩爾梅龍大夫真的說中了，他能夠避免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垂死掙扎以至半夜身亡嗎？
還有一些事情。在倒數第二次病情發作以後，奄奄一息的病人用手指緊緊抓住床單的邊沿，請求媽媽和妹妹原諒，當時達比希雷大夫正好在場。那聲懇求被猛烈擊打屋頂的大雨聲蓋住了。然而，整整一天，每當他在診所里聽到大教堂敲響喪鐘（就是那口最大的鐘發出的聲音）時，他的耳邊就響起姑娘的懇求聲。午飯時，他面對湯盤，僅僅喝下兩羹匙，姑娘的懇求聲實在讓他難以下咽。
那位姑娘乞求原諒的話，聽上去像是痛苦的呻吟，要是她真的中毒身亡呢？要是投毒者因而攫取了犯罪的果實——她的妹妹——呢？這樣一來，那些話豈不變得更加殘酷了嗎？難道薩爾梅龍大夫沒有提醒過自己嗎？而他呢，由於他的疏忽，竟成為這一殘酷行為的幫凶。
因此，參加葬禮後，他跑到薩爾梅龍大夫家裡去找他的學生，可他不在。得知他在曼索的店鋪，就毫不猶疑地追到那裡，雖說這次造訪顯然有失身份。最後，他發現自己的學生躲在光線暗淡的洞穴里，簡直就像一幫匪徒的頭子在和同夥密謀一次夜間攔路搶劫。
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躺在病榻上請求原諒時，究竟說了些什麼話，會使達比希雷大夫如此情緒波動呢？1933年10月4日，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在給卡門·孔特雷拉斯·瓜迪亞的信中說，瑪蒂爾德只說了幾句基督徒自認命該如此的話。但是，證人雷蒂西婭·奧索里奧在10月19日作證時使這件事更加明朗了。
證人說，大約夜裡12點她被叫醒了，瑪麗婭·德爾·碧拉爾小姐來叫她，說是瑪蒂爾德小姐病情惡化，要她起來幫忙處理些事。證人穿上晨衣，徑直來到卧室，只見瑪蒂爾德小姐病情發作得挺厲害。她在床上一跳一跳的，面色青紫，兩眼瞪得大大的，眼珠直愣愣的，不會動轉。發作過後，證人聽見她說了這樣幾句話：「聖母啊，我願意去死，可再讓我多活一會兒，準備準備。」
後來，堂·奧利韋里奧把達比希雷大夫帶進來了。這時候，病人又發作一次，比上次還厲害。發作過後，證人記得她說了這樣的話：「媽媽，我要死了，請你們倆原諒我。請您原諒我。你，小妹，原諒我吧。」
滿腹狐疑已經使達比希雷大夫心情煩躁，內疚於心，就更加糟糕。為了使情緒平定下來，他本想和薩爾梅龍大夫一起把那天半夜發生的事件一樁一樁地梳理清楚。自從有人冒著大雨叩擊臨街的大門起，一連串事件都使他從內心感到十分悲哀。假如是兩個人和往常一樣心平氣和地坐在診所的走廊道上，沒有那些好事之徒在場，他會把自己了解的全部情況告訴給薩爾梅龍大夫，會講出自己的全部懷疑，講出自己的所有作為。
1933年10月17日，達比希雷大夫在向法官作證（部分證詞前面已經引用過）時，也講到了10月2日晚上發生的事。不過，和我們的期望相反，他在證詞中隱瞞了他的疑惑，隱瞞了某些基本事實，也沒有反映出曾經折磨過他的懷疑和內疚。
他也沒告訴法官，10月7日，星期六，他曾經到過法官的私人住宅，打算向他談一談自己的疑惑。當時，法官不在家，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更沒有提及那個星期六的晚上他曾經與薩爾梅龍大夫交談了很長時間，這次談話我們以後再扼要地介紹一下。最後，10月9日上午，在堂·卡門·孔特雷拉斯去世的時候，他在某種程度上也卷進了一些事件，對這些震撼人心的事，他也講得很少。
至於他為什麼保持沉默，以後我們自會知道。下面，我們首先看一看10月17日他在回答法官的提問時涉及的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謝世前後的情況。
法官：請您說說，1933年10月2日幾點鐘您被叫去給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看病的，是誰叫您去的。
證人：大約是夜裡11點半，我聽到有人敲臨街的大門。當時城裡正下大雨，雨聲很大，聽不清楚。聽到敲門聲，我就去了，探身看了看，一個人也沒有，於是我又回到卧室。敲門聲又響了，我好幾次跑到門口，都沒看見人，所以我想可能是有人開玩笑。最後一次，我決定打開大門，只見年輕的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披著膠布雨衣，撐著一把大傘，手裡還拿著一塊石頭。他解釋說，剛才沒人答腔，他穿過聖弗朗西斯科教堂的小花園，找來一塊石頭，好把門敲得更響一些。
法官：門口沒有計程車等著嗎？
證人：應該說有一輛汽車。不過，車燈沒有打開，車身顏色又深，雨也太大，我沒有注意。再說，汽車沒有停在診所前面，而是停在華雷斯·阿雍博士家的旁邊。直到要上車的時候，我才走近那輛車。
法官：您估計敲門的時間持續了多久？
證人：總共大約10分鐘。
法官：您認為，那天半夜叫您到孔特雷拉斯家去看病，這10分鐘是否很珍貴？
證人：老實講，我沒法說。從敲門起到我穿好衣服、搭乘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安排的車到病人家，總共大約半小時。另外，病人的病情是無法救治的。
法官：坐車趕路的過程中，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對您講過些什麼嗎？
證人：他很傷心，很驚慌，對我說了堂·卡門到房間去叫他的時候滿臉緊張的樣子。他還以為是鬧賊吶，趕快拿起手槍。不過，走到廊道的時候，堂·卡門又對他說，回去睡覺吧，沒事兒啦，只是瑪蒂爾德側身睡覺，壓迫了心臟，感到胸部發悶。過了一會兒，他還沒來得及脫衣服，又鬧起來了，才派人來找他。他一再重複說：「太可怕了，大夫。我擔心瑪蒂爾德性命難保，我看她那副模樣和瑪爾塔死去的時候一樣。」
法官：您是否可以肯定病人的癥狀確實和已故的瑪爾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達的癥狀一樣？
證人：可以說和上次一樣，出現了惡性熱病的癥狀，所以我診斷為惡性熱病。此外，我是根據對病人病史的了解做出診斷的，另外那位病人的病史我也知道，我都給她們治過瘧疾。當天夜裡，她家裡的人還叫來其他幾位醫生，其中有塞蓋拉·里瓦斯大夫，他們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法官：您沒有懷疑過可能有人犯罪？
證人：我沒有理由懷疑。在我的行醫生涯中，我見過許多瘧疾熱病，惡化到這種狀況，一般都是致命的，我也治過這類病。我妻子病故就是個典型的例證。
法官：堂娜·芙洛拉在今年10月14日的證詞中說，您在最後一次為病人看病的時候，曾經表示要用另外一種成藥取代您親手配製的奎寧丸，只是最後沒這麼辦。您可否解釋一下，出於什麼原因要改變用藥呢？
證人：那只是隨便說說罷了，不是我做出的決定。我認為，用上面提到的藥丸進行治療是最合適的。
法官：堂娜·芙洛拉還說，死人的那天晚上，您還調查了一下病人是否吃過葯。另外，您還曾要過藥盒，裡面還盛著兩粒藥丸。這樣做，您是出於什麼考慮？
證人：我是想證實一下病人是否正常服藥了。有時候，家裡人可能會疏忽大意。
從這些閃爍其辭的回答中，讀者可以看出達比希雷大夫寧願三緘其口。他也沒告訴法官，他偷偷地把從堂娜·芙洛拉那兒要來的藥盒裝進口袋裡。儘管當時屋裡人來人去，亂成一團，堂娜·芙洛拉還是急忙跑去取來那盒葯，似乎她女兒能否得救就在此一舉了。
堂娜·芙洛拉在1933年10月14日作證時披露了許多細節，其中講到老大夫很關心那些藥丸。只是證人記性不好，或者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免犯迷糊，這才幫助達比希雷大夫過了關。
本法庭就其女兒瑪蒂爾德之死的有關情況向證人提出幾個問題，證人回答說，她女兒身患瘧疾，接受家庭醫生達比希雷大夫的治療。證人親自照料她服藥，因為瑪蒂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