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1日,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提交了律師和公證人學位考試論文,比原訂日期推遲了一個星期。考場主考官是法律系主任胡安·德·迪奧斯·瓦內加斯博士(後來在此案審理中擔任原告律師),經過投票一致通過。在我們看到的檔案材料中標有「優秀、很好」的評語。畢業論文由孔特雷拉斯印刷廠用亮光紙印成,題目是《論人權的始創》。
妻子出殯當天,奧利韋里奧又搬回他原來在孔特雷拉斯家的住房。考試的當天晚上,大家在客廳里關上門慶祝了一番。也是在關上門的大廳里,瑪蒂爾德應奧利韋里奧一再請求,彈奏起鋼琴。一開始,奧利韋里奧話很多,又開起了玩笑,逸趣橫生,後來就陷入深深的悲傷之中。1933年10月14日,廚娘薩爾瓦多拉·卡瓦哈爾作證時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據證人說,堂·卡門讓人從「拉法瑪」商店拿來幾瓶「莫斯卡特爾牌」葡萄酒,大家坐下來聽瑪蒂爾德小姐彈鋼琴。後來,一起上桌吃了一頓特殊的晚餐。按照瑪麗婭·德爾·碧拉爾小姐的吩咐,桌子上鋪了帶花邊的桌布,擺上一隻中國瓷花瓶。據證人回憶,堂·奧利韋里奧喝下好多杯「莫斯卡特爾牌」葡萄酒,還喝了一種特別製造的白蘭地(平時堂·卡門把這種酒鎖在柜子里),結果直喝得酩酊大醉,用手抓住堂·卡門,嚎啕大哭起來。老堂·卡門和卡門少爺只好架著他去睡覺。
宴會就此結束了,大家都很難過。聽到他說要回自己的祖國,永遠不想再回尼加拉瓜,因為他在這裡失去了生活中的慰藉——心愛的瑪爾塔,瑪蒂爾德小姐和瑪麗婭·德爾·碧拉爾小姐也都傷心地哭了。他的話同樣感動了堂娜·芙洛拉。證人難以擺脫那種悲傷場面的影響,喉嚨也哽住了。
讓我們聽一下證人卡門·孔特雷拉斯·瓜迪亞的證詞。據他說,那天晚上,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做了一場噩夢,邊睡覺邊說夢話。1933年12月1日,法官進一步詢問證人,犯人有沒有其他奇怪行動,他回答說:
妻子死後,他又和我們住在一起。媽媽讓我搬進他的房間,說他一個人睡覺心裡害怕。在他取得博士學位的那天晚上——我應該說是考官可憐他喪妻之苦才把證書送給他的,他喝過了量,他從來如此,沒有什麼奇怪的。爸爸和我看見他喝得爛醉如泥,不願意讓他卧在桌子上,就架著他去睡覺了。
大約半夜時分,他開始在床上翻騰。過了不久,我就聽見他焦急不安地講了一些胡話,好像他十分懊悔,在夢中請求某人原諒他,似乎沒有得到對方的諒解,他就進行自衛,抬起兩隻手,捂住臉。我翻身起床,輕輕地走過去,想聽清他說些什麼。起初,我以為聽到他說和死去的妻子有關的事,他好像大聲呼喊:「瑪爾塔!瑪爾塔!」但是,後來仔細一聽,才聽出他喊的更像是「媽媽!媽媽!」
我姐姐和妹妹睡在隔壁房間,聽到喊聲點起了燈,敲了敲隔斷牆,要我把他從噩夢中叫醒。我只好叫醒他。卡斯塔涅達醒過來後,出了一身冷汗。定了定神,很奇怪,他一再問我:「米托,米托,我說什麼了?說什麼了?」
我讓他安靜下來,說我什麼也沒聽見,意思是讓他接著睡,看他是不是還喊叫,因為我已經懷疑是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喊自己的母親都那麼害怕,我就更有理由懷疑他了。可是,後半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第二天,我直埋怨姐姐和妹妹,幹嗎強讓我把他叫醒。不然的話,興許一下子就可以把情況弄清楚,他也不會有機會殺害別人了。
在關上門慶祝專業考試那天晚上,奧利韋里奧向孔特雷拉斯家講的話真的付諸實現了。他辦完學位證書手續,清理了在萊昂的未了事項,就動身去馬那瓜了。1933年3月17日,他乘泛美航空公司每周一次的航班前往瓜地馬拉。「圓球」奧維埃多知道他不會一去不返。根據他在「長舌桌」上講的情況(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卡斯塔涅達把一些東西留給他照管,包括一隻箱子、打字機和「維克托牌」留聲機。
他搬到馬薩特南戈,在岳母的特立尼達莊園住了3個月,這段情況我們不大清楚。他在作證時說,就在那時候,烏維科將軍獨裁政府的警察局脅迫他離開祖國。在獄中接受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採訪時,他就是這麼說的。上面有一章講到他乘火車去彭塔雷納斯,當時對堂·費爾南多·瓜迪亞也是這麼說的。
1933年10月22日,堂·費爾南多·瓜迪亞在作證時就此事提供了如下情況:
他先是痛痛快快地把萊昂社會攻擊了一番,隨後向我透露了一件事,還要我保密:他的一些對堂·豪爾赫·烏維科將軍的政府持反對態度的朋友們正在收集武器,準備在當年12月舉行起義,到時候會血流成河。作為陰謀計畫的一部分,要刺殺總統先生。從計畫的制訂和他所談的參加者的情況來看(他沒有透露這些人的名字),不難推斷出那是一場布爾什維克式的殘酷革命。
有幾個頭目秘密來到他盡情享樂的特立尼達莊園,要求他參加謀反活動,他毫不遲疑地同意了。他還交給他們幾封信,是寫給在薩卡帕的幾個聯絡員的,這些人過去支持過查孔將軍,信中請他們加入叛亂隊伍。另外,他還答應他們親自前往奇基木拉,幫助他們將武器從宏都拉斯邊境偷運進來,因為他在那兒學習過,認識一些有名的走私犯。後來,他真的去了。
他對我說,可以肯定烏維科將軍的秘密警察知道這些活動,7月中旬,一位名叫阿布羅拉的上尉從首都匆忙趕到莊園,通知他必須在10天之內離境,不然就把他當作黑人處理。但是,第二天,他被叫到馬薩特南戈省政府,在那兒通知他說,當天凌晨接到電報,要他必須在48小時之內離境,當天在一名士兵監護下必須到達瓜地馬拉城。到了瓜地馬拉城以後,他要求發給他回尼加拉瓜的護照,但被拒絕了,沒有講是什麼原因,只允許他去哥斯大黎加。
綜上所述,本人可以負責地推斷,我們面對著一個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十分危險的人物,他會冷不防地打黑槍,也會參加反對當局的非法活動。本人不排除他堅持要拿到去尼加拉瓜的護照和他反對尼加拉瓜政府的陰謀有關。眾所周知,他反對薩卡沙博士,認為他是個一無頭腦二無權力的傀儡,這也是他在火車上對我說的。
1933年7月22日,他乘坐「烏蘇馬辛塔號」輪船抵達彭塔雷納斯。卡門·孔特雷拉斯·瓜迪亞從5月份起一直待在聖何塞,從那兒趕到港口去接他。第二天,他在給「圓球」奧維埃多的信中說:
信風把我平安地帶到這裡的海灘,親愛的蒙戈爾費埃 ,一路見聞,我會告訴給你。內弟到港口去接我,這是他應盡的義務。那個女人和夫人一起待在這兒,我事先知道嗎?還是不知道?我把這個問題撂在這兒,讓你用難以滿足的好奇心去猜測吧,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胃口一樣難以滿足。還是讓我們相信信鴿吧,完了。昨晚見面之後(下面再向你介紹),我可以向你保證說,我真的幸福。有機會重新安排生活,使「調情」具體化,返回尼加拉瓜理清頭緒,這一切都以彩霞的紅艷艷的色彩描繪在天邊的背景上。你怎麼說啊,蒙戈爾費埃?你要在我的婚禮上當伴郎嗎?請預先告訴葉爾芭,也許我們很快會歡聚。我們可以相信岳父不會太疼錢,我只允許給大家喝「克利科寡婦牌」香檳酒,絕不喝國產劣質燒酒。
我住在拉薩瓦納附近的巴塞羅那膳宿公寓,又乾淨,又便宜。女主人堂娜·卡門·納蘭霍很有教養,愛寫詩,食客都愛讀她的詩。我也是詩人,心裡有底,也給她念我的作品。正如萊昂人說的,你讀我的,我就讀你的;你扔我的,我也扔你的。
我正要打開行李,接到緊急電話。夫人請我吃晚飯,要我儘早搬到她哥哥家裡住。男人不能擺架子,道理十分明顯。當差的走了,堂娜·卡門親自動手要給我燙衣服。我對她表示由衷的感謝。
特請你老兄乘坐自己獨創的空氣動力「圓球」飛到我這兒來。請你拿起望遠鏡,從九霄雲外的觀測椅上看我穿過大街。我急於趕到拉薩瓦納機場對面的電車站,就像個走運的瞎子手拎裝滿愛的施捨的布袋,用雨傘頂端的包頭敲打著鋪路的石板。你看見我走近空無一人的車廂。歡樂的路燈把簡陋的小窗框染成黃色。我上了車,成了電車的主宰。連接桿咔咔直響,怎麼還不開車?司機先生,還差誰啊?
現在,有些人上車了,一個個兒身穿防寒服。成雙結對的情侶和夫婦不像您的朋友那麼幸運。我真想問一問那些坐在最後幾排光潔座席上的伴侶們:先生們,女士們,小姐們,什麼是幸福?你們能不能告訴我?看起來你們這麼高興,要上哪兒去?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嗎?馬戲團、綜藝晚會、電影院、冷飲店……?在那裡難得的幸運在等著我,也在等待著你們。但是,憐憫之心阻止了我一時的衝動。不,這種幸福,只能藏在內心深處。
電車起動了,穿過拉隆大街,車鈴叮叮噹噹。電車沿著中央大街迅速前進,兩側已經打烊的商店一掠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