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在1933年10月15日《記事報》上發表的採訪錄中，一開頭對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的外貌特徵做了簡短的介紹。如果讀者肯費點兒事往前翻幾頁，就可以看到：雖然記者烏蘇盧特蘭承認犯人具有男性魅力，但是，顯然他是按照隆布羅索 的形態模式描述犯人外貌的。這些天經他的導師和朋友薩爾梅龍大夫的指點，他喜愛上了義大利犯罪學派的理論，隆布羅索的理論認為，根據一個人頭顱的大小、腦門的寬窄、上頜骨的長短，等等，可以把天生的罪犯劃分成若干類型。
記者烏蘇盧特蘭還想證實另一種理論，雖然他研究得並不深入。薩爾梅龍大夫也主張這種理論，但是在當時的報紙上卻頗有爭議。根據這種理論，人們試圖從犯人身上找到一種神秘的兩面性，即「反社會罪犯」特有的兩面性。此次出庭作證的人當中，不少人一致認為，在被告卡斯塔涅達的那副誘人的風度——他永遠身穿那身奇怪的喪服，尤其引人注目——的背後一定隱藏著一個惡人，他用來引誘、欺騙別人的工具正是他的交際才能，能說會道，總而言之，他全部與生俱來的魅力。在這一章里，我們將引用馬諾洛·誇德拉就這件事發表的看法。
1933年11月28日，正式開始審理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的案子，他用毒藥犯下殺害近親罪和殘酷殺人罪。當天在檔案上記錄的登記表也提供了一些有關他的外貌的基本材料：
犯人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帕拉西奧斯的登記表
身高：6英尺4.5西班牙寸。
體質：一般。
膚色：白色。
頭髮：黑色、平直、濃密。
眉毛：濃密。
鼻子：一般。
嘴：小。
鬍鬚：濃密，颳得很乾凈。
前額：窄。
眼睛：棕褐色（因嚴重散光戴一副玳瑁邊眼鏡）。
服裝：黑色衣服，包括上衣和坎肩；蝴蝶結領帶；使用拐杖和禮帽。
特點：面頰和下巴上有淺白麻子。
指紋：犯人左手拇指和右手拇指用不褪色印油留下指紋。犯人的檔案中還有從不同角度拍攝的3張照片。
3張照片用漿糊貼在相關的紙頁背面。自1933年10月9日堂·卡門去世後，日復一日地積累起的厚厚的檔案裡面存放著無數證人的證詞、法醫的檢查報告、開棺驗屍記錄、化驗室的化驗結果、技術鑒定、剪報、信件，還有其他許多法官認為應該列入的證據和文件。1933年12月24日審訊突然中斷，檔案已經厚達1892頁。
但是，沒有一張照片可以讓我們看出他是個神話般的美男子。1931年3月27日下午孔特雷拉斯姐妹看見他出現在大都旅館的房間門口兒，剛跳完舞，直累得氣喘吁吁。從那兒以後，他就以無法抵擋的誘人手段博得眾人的歡心。
圓形玳瑁架眼鏡給他那張洋溢著青春光彩的臉上平添了一股老成勁兒，不要忘記當時他還不滿26周歲。眼鏡架下面，鼻子顯得又寬又扁。鼻子底下的那張嘴，按照法院存檔的登記表上說，應該是很小。但是，從照片上看，他那張緊緊閉住的嘴卻顯得鼓鼓的。
陰沉沉的目光透過眼鏡片盯住警察局攝影師的照相機。濃密的眉毛攏在一起，遮住那雙黯然神傷的眼睛。許多人都說他剃過前面的頭髮，因此額頭顯得不那麼窄。額頭上，濃密的黑髮朝後梳著。
馬諾洛·誇德拉發表在1933年10月20日的《新新聞報》上的那篇題為《身遭不幸的面首》的文章，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這幀照片。
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被帶往法庭準備作進一步調查證詞。他走在邊道上，一直昂著像平日一樣颳得光溜溜的下巴。中午，烈日當空，他還是極力不眨眼睛。他每天都要在監獄的院子里洗一次澡，所以顯得面色滋潤。他以軍人的矯健步伐走在幾名手持來複槍、威風凜凜、目光炯炯的警衛前面。要是不知道他是一名犯人，我們一定會把他當成手中緊握文件包去呈遞國書的全權大使。
街上有記者問了句話，他撇撇嘴，露出輕蔑的一笑，算作回答。路上碰見個小孩兒，他用手輕輕地撫摸孩子的頭，很有禮貌地讓他走開。有的記者被警衛粗暴地趕開，從遠處向他提問，他眼睛裡倏地閃過一道親切的光亮，顯出心態沉穩，毫無倦意。許多人擠在門口，想看他一眼，他輕輕地點著頭，向大家致意。人們感到驚訝，都在竊竊私語，有人還跟著他走出一段路。一種表情凝結在女人們的臉上，是驚奇？是無奈？還是幸福？「真是個美男子！」一個女人說。但是，這個昔日的面首已經無法聽到了。「要不，我準會和他結婚。」另一個女人說，話音里不帶任何嘲笑的口氣，說得挺認真，還眯縫起眼睛，滿臉如夢似幻的神情。
誰能解開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的如此錯綜複雜的品格呢？至今還有許多人想一試身手。有人對他心懷敬意；有人對他感到陌生，心懷恐懼；有人脫口而出，罵得他狗血淋頭；也有人吹牛拍馬。總而言之，平時談起他來，眾說紛紜。人們企圖根據最流行的精神病學理論把他列入這類或那類罪犯病理類型。為此，人們求教於外國學者；病理遺傳啊，環境影響啊……主張「先天說」的相信遺傳基因註定如此；主張「後天說」的相信環境的影響萬能，不管是積極影響還是消極影響。
從首都出版的《面孔和面具》雜誌上，筆者選取了智利大學傑出的精神病學家阿里埃爾·多夫曼教授描述「反社會分子」的一段文字。許多人認為，這段描述中提到的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共生於殺人犯一身，恰好為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勾勒出一幅畫像：
「喜歡使用毒藥這種無聲武器的殺人兇手，總是對生活瑣事表現出拳拳愛心，待人溫文爾雅，衣著整齊乾淨，讓人一看就喜歡。他的行為具有兩面性，不知什麼時候會變得十分粗暴；挖苦起人來，毫不留情；背後議論時，用語惡毒。因此，他喜歡採取令人作嘔的狂熱行徑，熱衷於造謠中傷，喜歡胡思亂想，不著邊際，涉及桃色事件，尤其如此。他個人的性生活非常膚淺，烏七八糟。
「他頭腦健全清楚，機智聰敏，具有敏銳的分辨力，但必須是理智不受奇思怪想的左右，而他偏偏常把幻想當成現實。他不會胡言亂語，也沒有常發性思維紊亂，更沒有發現他有神經機能病症。反覆無常、言不由衷、不知廉恥、不知內疚，是其性格特徵。他的社會行為動機不當，缺乏自我節制，不會利用經驗。以自我為中心，感情冷漠浸透其全身心。他說他愛所有的人，其實他誰都不愛。他經過周密思考不動聲色地暗中仇恨周圍的人。他不想看到流血，因此我們從來未見過他手執匕首或火器面對面地進行暴力活動。需要殺人時，他使用偽裝起來的毒藥。在處理人際關係中，他毫無責任感，還使用多種偽裝手段以掩飾其反覆無常，而投毒就是他最妙的手段。」
他是戴著約翰·巴里穆爾、莫里斯·謝瓦利埃、查爾斯·勞頓的假面具的社會精神病患者？由倉庫改成的夢幻工廠——好萊塢的巴比倫王國——里，這幾位銀屏明星在攝影棚里的高強度燈光照射下滴汗不出；我們這位外交使節、黑衣紳士、電影演員在放映影片的旺季——熾熱的盛夏，也是滴汗不出。筆者向他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看過《天譴》嗎？有什麼看法？他微微一笑，只說了一句話：「我壓根兒不去電影院。想看醜劇，這一出就夠看的了。」大街中央還響著人們的腳步聲、驚嘆聲，記者把這句話記在了筆記本上。在這個服刑的面首發出簡單的回答之前，記者手上的汗跡留在了紙上。
他妻子瑪爾塔·赫雷斯怎麼樣呢？她出生於1913年，我們知道在1930年3月的一天晚上在瓜地馬拉城梅爾塞德教堂側廳神壇前舉行婚禮的時候，她還很年輕。當時，主廳的半圓頂被1917年的地震破壞了，屋頂還沒有蓋上。我們知道，她在萊昂猝死時也很年輕。
1933年11月23日，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從獄中給他的瓜地馬拉朋友費德里科·埃爾南德斯·德·萊昂寫了一封信，信中追憶了那天晚上婚禮的情景：
我孤身一人困在牢房裡，費德里科，陪伴我的是對家鄉的思念、悔恨和遙遠的幸福，就好似我忠實的朋友……您，我婚禮上的伴郎，是否還記得那天晚上有多麼匆忙？至今我還怪您，是您和梅爾塞德教堂的教區神父負責把「一切」安排停當……婚禮上的賓客都是親朋至友，瑪爾塔不願意大事鋪張，露絲媽媽染病在床，不知道是否已經離去。關上大門，瑪爾塔在陰暗的前廳等候。神父終於來了，是您親自到牧師之家把他找來的，他已經睡下了。晚上7點鐘念玫瑰經的時候，保險絲斷了。沒有電燈，真蠢啊，好像我們早就應該知道似的。就差再來一次地震，害得教堂坍塌，把我們都壓在下面了……最後，我們磕磕碰碰地來到聖器室。到處都是泥瓦匠的工具箱、水桶、沙子、雜物，瑪爾塔直擔心把衣服弄壞了。您大概不會說，選擇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