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7日黃昏，孔特雷拉斯姐妹和平時一樣把藤椅搬到自家角門外面。雖說只是在邊道上坐一會兒，等著天黑吃晚飯，她們倆還是和往常一樣花了好長時間對著鏡子梳妝打扮一番。鄰居家的姑娘們也一樣懶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搖來搖去，觀看過往的行人。夏日，暑氣逼人。微風不時吹起街角處的碎屑和塵土，一群咕咕叫的鵪鶉飛到鄰居家院子的樹梢上。
不過，這一天，一個意外的事件攪亂了邊道上的例行聚會。兩個姑娘頭靠著頭，假裝閱讀媽媽剛從首都帶來的《巴黎的理想》和其他時裝畫報，眼睛卻好奇地盯著大街對面的動靜。一對新來的房客住進了大都旅館的一間客房。
在旅館的邊道上，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正從馬車上往下卸行李，有大木箱、手提箱、紙箱，還有一隻裝在盒子里的「維克托牌」留聲機。一位身著喪服、風流倜儻、歡快的年輕人從裝卸工手中輕輕接過留聲機盒，小心翼翼地放在角桌上。
兩位坐在搖椅上的姑娘看著他開盒蓋兒，安上搖把。音樂還沒響起，他就按著節拍踏起舞步，隨後放上一張唱片，那是狐步舞曲《歌唱你，罪人》。這支曲子她們聽過。年輕人一邊跳舞一邊走到房間裡面。他的女伴——一位矮矮胖胖的年輕女人——正忙著從箱子里往外拿衣服。
那個戴孝青年高舉著一隻手，像劍客一樣把另一隻手向那個女人伸過去，催她一起跳舞。這時候，兩姐妹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臉紅了。房間里的女人穿的還是乘火車時穿的衣服。一頂氈帽蓋住了頭髮，腳下一雙半高跟鞋，身穿一套「貝克林」寬鬆服。一開始，她不想跳舞，後來經不住那個男人的舞步和表情的引逗，放下手中的衣物，笑嘻嘻地和他一起跳起來。姐妹倆聽到她清脆的笑聲。
這就是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和他妻子瑪爾塔·赫雷斯來到萊昂的那天下午的情況。幾天後，3月31日，一場大地震摧毀了馬那瓜城，全國處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佔領之下。3月26日，他們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從瓜地馬拉來到肖洛特蘭機場。《消息報》按照慣例在《往來旅客》欄中公布了他們的名字。
1930年3月5日晚上8點鐘，他們在瓜地馬拉城梅爾塞德教堂舉行的宗教儀式上結為夫妻。瑪爾塔，1913年12月1日出生於馬薩特南戈，結婚那天還不滿17歲。
1933年10月11日，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在向法官提供的證詞中說，從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他第一次在尼加拉瓜停留期間結識了各界朋友。出於對舊友的懷念之情，決定回尼加拉瓜繼續攻讀法律。但是正如後來阿塔納西奧·薩爾梅龍大夫在「長舌桌」上指出的，這條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因為無論如何他的朋友大概都是在馬那瓜認識的，而不是在萊昂，他以前從來沒有在萊昂待過。
卡斯塔涅達被迫離開瓜地馬拉的真正原因似乎與一次流血事件有關。1930年12月25日晚上，人們正在馬薩特南戈社交俱樂部里歡慶聖誕節，他用手槍打傷了一個名叫阿爾豐索·里奇的人。此人是聖弗朗西斯科·薩波蒂特蘭的莊園主。當時喝得酩酊大醉，正當「瓜地馬拉幻想」木琴樂團演奏丹松舞曲《明亮的小眼睛》的時候，他竟然在舞廳里撒起尿來。
瑪爾塔十分惱火，大喊了一聲。卡斯塔涅達提出強烈抗議。作為回答，里奇乾脆沖著惱羞成怒的卡斯塔涅達的褲子撒開了尿。莊園主砰然倒在舞廳中央，褲子的襟門都沒來得及繫上。卡斯塔涅達沒有逃跑。他手拿著武器，冷靜地等著在場的馬薩特南戈的警察局長走過來，向他自首。卡斯塔涅達在監獄裡待的時間不長，當時的瓜地馬拉總統拉薩羅·查孔將軍 出面干涉，把他救了出來。總統是薩卡帕人，和他是熟人。但是和里奇結下的怨恨對他仍是一種威脅。
孔特雷拉斯倆姐妹坐在自家門前，看著那對夫婦在打開的盒子和半空的箱子之間翩翩起舞，不由得臉上一紅一白的。她們不知道這兩位租用旅館房間的新房客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來到萊昂。只知道這對夫婦是坐下午4點鐘的火車從首都來的。他們和媽媽坐的都是頭等車廂，這是聽媽媽說的。聽到音樂聲，媽媽也來到門口兒，站了一會兒。從遠處認出了他們，露出了微微一笑。
記者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在第21監獄的牢房裡採訪卡斯塔涅達的報道發表在1933年10月15日的《記事報》上。從報道中得知，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於1908年1月18日出生在薩卡帕，他還有兩個弟弟。但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沒有提到他是私生子。羅薩利奧沒敢問他母親露絲·帕拉西奧斯的情況。卡斯塔涅達14歲時，失去了母親。臨終前，她垂死掙扎了好長時間，那副痛苦的模樣一直在夢中折磨著他。
母親死後，父親娶了另外一個女人。奧利韋里奧和他兩個弟弟離開了父親的家，被寄養在外婆——帕拉西奧斯的遺孀堂娜·露絲·烏爾蘇亞的家裡。有一次，他對「圓球」奧維埃多說，中午放學後，他經常去看望父親。父親總是在一家餐館吃午飯。餐館關著窗戶。中午，外面陽光燦爛，餐館裡卻是暗幽幽的。進門後，他戰戰兢兢地拖著靴子，生怕父親知道他來了。可是，那個老軍人把腦袋俯在湯盤上，不屑抬起頭來看一看。他只能站在桌子旁邊，不敢坐下來。
父親拿著長把勺從熱氣騰騰的湯盤裡舀湯喝，不停地同妻子說話，時不時地用手指甲從牙縫裡往外剔肉絲，然後對著光亮瞅一瞅。最後，吃完飯，往檯布上丟下一枚錢幣，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拿起錢，就走了。
但是，1933年10月11日，卡斯塔涅達在證詞中卻說：他在萊昂學習期間，父親十分慷慨，每月從瓜地馬拉給他寄來100美元，他就是靠這些錢維持婚後簡樸的生活。妻子死後，父親寄的錢減少到每月30美元。我們看到一封信，那是他在1933年10月21日在獄中寫的求援信。上面的地址是瓜地馬拉城第三條東大街46號。信上說：
親愛的爸爸：
他們指控我毒死了我們的瑪爾塔（真是無恥透頂！），害死了我的房東堂·卡門·孔特雷拉斯和他的女兒瑪蒂爾德，已經把我關押了13天，完全與世隔絕。今天，原告為此上書要求處我以死刑。在該死的政治上，我遭到不計其數的誣陷，如今總算通過一位古巴朋友（他同我合夥準備在這裡開辦一家公司）把信從哥斯大黎加寄給您，他要永遠離開這個國家，我一點兒也不怪他。
是的，爸爸，我說的是該死的政治。我被驅逐出瓜地馬拉之後，心中非常氣憤。應僑民的請求，我在哥斯大黎加寫了一篇反對烏維科 的文章，刊登在《共和國報》上，題目是《小歌劇中的拿破崙》。我幹嗎要卷進去呢？如今後悔莫及。剛到這裡，我就看到了烏維科派來的科雷亞將軍。他提出要為萊昂貧苦老人建一所慈善性質的養老院，條件是養老院要以「大恩人」命名。我在《記事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反對這種做法，題目是《慈善還是敲詐？》。您現在看到，後果出來了。烏維科使我陷入了一場居心險惡的官司，讓人指控我是投毒犯。他幹得漂亮，我卻身陷泥潭，只好承認，他手下的人遍布中美洲，個個狡猾透頂，到處迫害他的宿敵。
我有生命的危險，爸爸。請您想一想，我能夠害死我的守護神瑪爾塔嗎？她常犯經血病，在她突然發作惡性熱病，一命身亡後，為她看病的家庭醫生在靈床邊寫下的診斷是：致死原因是熱帶特有的一種惡性瘧疾——laverania malariae——這種病是由瘧蚊在血漿中生下的原生動物而引起的。這裡地勢低洼，多雨，適於蚊蟲孳生，常鬧這種病。孔特雷拉斯小姐也是死於這種疾病。致死原因是醫生的判斷，而且寫在死亡證明上。我本想把死亡證明寄給您。可我無法拿到任何東西，能搞到張紙給您寫封信已經是很難得了。
原告在訴狀上說，上午8點，我給孔特雷拉斯小姐吃了一隻有馬錢子鹼的雞腿，下午1點她就死了。您看這有多麼荒謬，馬錢子鹼怎麼能在胃裡停留這麼長時間，她吃下去以後居然還能平心靜氣地和我談話。最不合邏輯的是，第一口就能嘗出特有的苦味兒，她怎麼能津津有味地咬那隻撒上馬錢子鹼的雞腿，而且大嚼特嚼吞咽下去呢。
堂·卡門的情況也是一樣。您寄來的錢是他給我換成科爾多瓦的。他也是死於惡性熱病。我親眼看著他死去，他就死在我的懷抱里。當時根本沒有馬錢子鹼中毒的主要徵兆，比如心緒不寧、躁動、憋悶、肌肉抽搐、對光線過敏、對噪音和觸摸有類似觸電的反應。不幸的是當時沒有找到一位態度認真的大夫給他治療，來的是一個姓薩爾梅龍的醫生，這傢伙只會夸夸其談，單憑抽出點兒胃液，就貿然斷定是中毒。如果他真是這樣認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並沒有採取醫學科學的起碼措施加以處理，諸如使用催吐劑（熱水、吐根、阿撲嗎啡）或其他藥物，諸如碳、乙醚、三氯甲烷或油劑樟腦針劑。現在這傢伙倒成了最兇惡的原告之一，您瞧，這場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