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博士
專門會見本報記者
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
※ 第21監獄向《記事報》慷慨敞開大門
※ 外貌和簡歷
※ 犯人對自己處境的看法
※ 那個名叫拉法埃爾·烏維科的青年人暴死在哥斯大黎加的情況
※ 犯人肯定其妻一直身染重病
※ 犯人和孔特雷拉斯一家人的關係
※ 「我壓根兒沒給過堂·卡門食物或藥物，也沒給過瑪蒂爾德」
※ 在大學實驗室里進行的化驗是靠不住的
※ 犯人對可能進行的開棺驗屍的看法
※ 他回到尼加拉瓜的原因
※ 犯人談忌妒和政治迫害
※ 犯人將進行自我辯護
日落西山。1933年10月15日下午6點。高貴的市民們還跪在地上做「奉告祈禱」，顯得頗為激動。大教堂的鐘輕輕地敲擊了6下。隨著鐘聲，我登上監獄的台階。阿納斯塔西奧·奧蒂斯上尉慨然前頭引路，帶著我往裡走。來到陰暗潮濕的石頭走廊東頭兒，他說：「這兒就是牢房。」四下里一片死寂，令人不寒而慄，只有置身於空無一人的寺廟或公墓中才會產生類似的感覺。我停住腳步，站了幾秒鐘。舉目一望，只見走廊盡頭處有一扇窗戶。殘陽透過窗欞射進幾道四方形光線。牢房裡有一張簡陋的床鋪。一名囚犯坐在床上，雙臂交叉，支在一張粗糙的小松木桌上，低頭沉思。這張桌子既用來吃飯，又用來寫字。桌上放著幾本書、幾份報紙，還有一隻搪瓷杯、一瓶水。此外，一無所有。
犯人驀地掃過來一眼。此人中等身材，皮膚白皙，嘴唇和下巴上的鬍鬚剃得溜光。一張鵝蛋臉，下巴朝外努著。頭髮漆黑，直溜溜的。眼鏡後面，目光顯得又溫和又迷茫。嘴巴不大，嘴唇薄薄的。胸部凹陷，前額不寬不窄。鼻子挺直，鼻端扁平。整個外表顯得剛毅、狡黠而又謹慎。犯罪學家可以根據測量頭蓋骨以及準確確定形態比例和特徵在此人身上試驗一下關於遺傳和「天生犯罪」的響噹噹的學說。然而，除了這些科學考慮外，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個頗具吸引力的男性標本。萊昂市上層社會的女性幾乎一致認為他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抗拒，還是嗜殺成性？是不是一種特徵掩蓋著另一種特徵？
他身穿一件黑開司米上衣，扎一條黑領帶。即使獨自一人待在牢房裡，仍然沒有脫掉常年穿戴的喪服。熟人也好，生人也好，在他們眼裡，喪服給這個外國青年的為人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有消息說，他是為母親的仙逝終身服喪的。當時他還是個少年，親眼看見母親在難以名狀的痛苦中撒手而去。這幕慘劇不僅決定了他常年身著喪服，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還深深地影響到他的行為，使其行動變幻無常。
他看見我站在牢房門口，聳了一下眉毛——這個動作十分獨特——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輕聲請我進去。我寒暄了一句，他感動得一個勁兒向我道謝。那位在萊昂市上流社會各家的客廳里使俊俏婦女一見傾心的光彩奪目的紳士，難道說是眼前這個愁雲滿面的孤獨的囚犯嗎？毫無疑問，正是此人，只是今天他被噩運的閃電擊得灰心喪氣。
採訪開始了。
「卡斯塔涅達博士，國內外報紙對發生在萊昂市的轟動一時的悲劇眾說紛紜，而您正是熱烈議論的對象，對您提出了種種揣測。您是否願意為渴望了解事實真相的《記事報》的讀者回答幾個問題？」
他思索了幾秒鐘，頭部緩緩動了幾下，回答說：
「我願意，烏蘇盧特蘭先生。」（停頓）
他雙手捧住前額，俯身在桌子上，又瞟了我一眼。看得出，他很悲傷，眼睛裡充滿疲憊和絕望的神情。接著，他摘掉眼鏡。
「您多大歲數？家庭情況如何？」
「1908年1月18日，我出生在瓜地馬拉共和國薩卡帕市（他的額頭上出現一道淺淺的皺紋）。父親名叫里卡多·卡斯塔涅達·帕斯，是退休軍人，六個月前得了風濕病。弟弟叫古斯塔沃，是個19歲的青年人，在瓜地馬拉醫學院和外科學院三年級學習，目前正在準備考試。還有個弟弟，也叫里卡多·卡斯塔涅達的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外科，快畢業了。」
「您的學歷呢？」
「我在瓜地馬拉育英學校讀過小學。在奇基木拉市的東方國立學校中學畢業。後來在聖·卡洛斯·博羅梅奧大學開始學習法學，在這兒，在萊昂完成了學業。1933年，也就是今年2月21日畢業，專業是律師。」
「您擔任過什麼公職？」
「1926年，我在瓜地馬拉公共教育部擔任辦公室主任。隨後，也就是同一年，任公共教育部副部長。」
「您是說，18歲那年您就成為瓜地馬拉最高政府的內閣成員？」
他用驚訝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似乎我提出了一個愚蠢的問題。不過，緊接著他又莞爾一笑，回答說：
「是的，是這樣。幾年後，我進入外交界。1929年，我被委派為瓜地馬拉駐哥斯大黎加使團的隨員。那年年底，我擔任了駐尼加拉瓜使團的秘書。打那時起，我對這個國家產生了特殊的好感。」
「您是在哥斯大黎加認識那個名叫拉法埃爾·烏維科的青年人的？」
他的面部表情頓時變得又嚴厲又充滿疑惑。他用手指連連敲擊粗糙的桌面。
「完全正確。1929年11月22日他死在聖何塞。當時他是使團秘書，我剛才說過，我是隨員。我們是親密無間的朋友。」
「死因呢？」
他的眼神越發顯得杌隉不安，表情更加激憤，更加煩躁。
「給他瞧過病的大夫一致認為是『酒精中毒引起的腎昏迷』。我的年輕的朋友烏維科住在德意志膳宿公寓，離炮兵廣場的中央郵政局很近。我住在另外一個地方，叫尼薩膳宿公寓，在金屬大樓東側，離莫拉桑公園不遠。
「烏維科去世前夕，Lilly Rohrmoser小姐（卡斯塔涅達博士慨然相助，幫我把這個姓寫在筆記本上）和堂·吉列莫·巴爾加斯·法西奧在聖何塞舉行了婚禮，喜事辦得很講排場，成為聖何塞前所未有的社會要事。」
「您參加婚禮了嗎？」
「沒有。烏維科倒是參加了。很遺憾，他和往常一樣開懷暢飲一番。朋友們先讓他在新娘家中舉行婚禮的一間客廳里休息了一個小時，在將近凌晨3點鐘的時候，送他回到德意志膳宿公寓，在他自己的房間里睡覺。在住所里，給他服了一些葯，為他解酒。」
「後來您去服侍過他嗎？」
犯人眼睛閃過一道陰影。他用手抹了抹臉，彷彿趕走一隻討厭的大麻蠅。
「上午9點鐘左右，我作為朋友趕去看望他。烏維科要我到他那兒去，德意志膳宿公寓的一個女用人替他給我掛了個電話。看到他身體十分虛弱，我給瓜地馬拉醫生佩德羅·烏爾塔多·佩尼亞去了電話。然後，我到使團住處去找阿爾弗雷多·斯金納·克利碩士。他到了住所，大夫當著他的面兒說病人身體虛弱，病情極其嚴重。公寓的女房東又叫來一位醫生，他是馬里亞諾·菲格雷斯大夫，他也是這個看法。」
「請允許我提個問題。您給他吃過什麼葯嗎？」
「烏維科每次喝酒喝傷了，都要喝一種叫『澤勒酒』的特殊葯，那是一種鹽類。喝下去以後不見效，烏爾塔多·佩尼亞大夫又遲遲不來。他要我到藥房去買小蘇打。根據藥劑師的意見，我給他買了一瓶布洛姆礦泉水。喝了，也不見效。大夫給他打了針，灌了腸。結果都無濟於事。」
「烏維科死了以後呢？」
「斯金納·克利大使先生安排了屍體解剖，檢查腸胃裡的液體，還檢查了給死者服用過的藥物。」
「為什麼要做這些安排？難道說是懷疑有人害死了他？」
年輕的律師慢慢騰騰地把眼鏡戴上，彷彿要仔細地看看我。他的悲哀的眼神裡帶有一些憐憫的神情。
「是嚴格按照《瓜地馬拉外交條例》辦事。《條例》規定，在這類情況下一定要這樣處理。」
「科學調查的結果怎麼樣呢？」
「哥斯大黎加國家化驗所所長加斯東·米肖先生提出了一份正式報告，已列入調查案卷。其中說，經過一絲不苟的分析，證明內臟和體液中不含有任何毒物。關於藥品的結論也是一樣。」
夜幕降臨了。一隻懸掛在電線上的孤零零的燈泡在牢房的天花板下散發著亮光。幾分鐘前，犯人站起來拉亮了電燈。
「這是您第一次會見報界嗎？」
「是的。直到現在我才能說話。一周來我和外界完全隔絕。報上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毫無根據。我很感激您，烏蘇盧特蘭先生，您給了我發表談話的機會。我的談話可以讓許多朋友稍稍放點兒心，他們應該知道我的心靈像玻璃一樣透明。」
「您知道您為什麼坐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