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習良
塞爾希奧·拉米雷斯說，他這部《天譴》是「反類型小說」。
乍聽起來，真是弄不明白。「反類型小說」？這又是什麼新玩意兒？
我們先聽聽作者是怎麼說的。1988年10月，當時擔任尼加拉瓜副總統的塞爾希奧·拉米雷斯專程赴墨西哥，參加《天譴》在墨西哥城出版發行儀式。墨西哥《日報》的女記者恩莉蓋塔·卡夫蕾對他進行了專訪。當記者問及《天譴》屬於哪種類型的小說時，作者回答說：
我是反對類型小說的，雖然在類型小說中不無傑出的文學作品，但是這種劃分法過於細碎……我要說，在某種意義上，我這部小說是「反類型小說」，因為它發揮了各種類型小說的特點。
請注意，這不是文學評論家的概括、歸納，而是作者自己的表白。關心當代拉美文學的讀者都知道，在60—70年代「拉美文學爆炸」過程中，曾經湧現出許許多多的文學流派。魔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心理現實主義、社會現實主義……都曾風靡一時，擁有著名的作家和成熟的作品。這些「主義」多是國內外文學評論家在分析許多作品後概括出來的，而被劃歸為這一流派或那一流派的作家有時並不認可。「反類型小說」是塞爾希奧·拉米雷斯親口說出來的，似乎可以視作他對小說創作的一種有意識的追求。
記者的提問，作者的表白，自然都不是無緣無故的。
《天譴》最早是通過「連載小說」形式和讀者見面的。尼加拉瓜《新日報》自1988年4月8日起開始在「周末文化增刊」上刊載這部長達40萬字的小說。小說發表後，讀者競相閱讀。30年代初的「擁護卡斯塔涅達派」和「反對卡斯塔涅達派」之爭竟又重現於80年代末。與此同時，對這部小說的歸類界定也開始了。有人說它是「偵探小說」，有人說它是「政治小說」，有人說它是「實證小說」，也有人說它是「愛情小說」、「風俗小說」。作者的上述說法正是針對這眾說紛紜的現象有感而發的。
《天譴》是偵探小說嗎？
19世紀中葉，偵探小說在世界文壇上初展風采；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偵探小說創作的「黃金時期」。相比之下，拉美偵探小說較為滯後一些。不過，像阿根廷的路易斯·博爾赫斯這樣的世界級大作家也創作過風格獨特的偵探小說，如《六難巴羅迪》。70年代以來，拉美偵探小說創作日益繁榮。墨西哥、古巴、阿根廷、烏拉圭都擁有偵探小說的大作家，出版了不少在暢銷書目上位居榜首的偵探小說。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著名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推出了《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1986年，秘魯當代最有名的小說家巴爾加斯·略薩發表了《誰是殺人犯？》。這兩位大手筆都採用了廣大讀者喜愛的偵探小說的表現形式。他們的高明之處就在於藉助這種通俗文學形式反映深層的社會問題，因此作品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就超過了一般供讀者消遣的偵探小說。塞爾希奧·拉米雷斯走的也是這條路子嗎？
《天譴》的基本情節是調查、審理三起兇殺案。這確實是偵探小說的合適的題材。據作者說，在開始醞釀的時候，他本來打算寫成一本100頁到150頁的中篇小說，大體上和美國偵探小說家R·錢德勒（1888年—1959年）和D·哈米特（1894年—1961年）的驚險小說相類似。在兩年多的寫作過程中，構思不斷變化，內容不斷擴大，到1987年8月終於五易其稿，完成了這部鴻篇巨製。在作品中，作者的確運用了設置懸念、故布疑陣、層層剝筍這類偵探小說慣用的手法，而且運用得相當圓熟。以至在1989年10月7日召開的、有幾十位作家參加的第一屆世界偵探文學作家代表大會上，一致決定把最佳偵探小說獎「哈米特獎」授予塞爾希奧·拉米雷斯，褒獎他以《天譴》為偵探文學的發展做出的貢獻。這簡直是鐵板釘釘了！
一般偵探小說都有個揭開謎底、水落石出的結局。恰恰在這一點上，《天譴》不同於一般的偵探小說。三名暴卒者究竟是怎麼死的？誰是兇手？卡斯塔涅達是何等人物？他和孔特雷拉斯家母女三人的關係究竟如何？對此，作者沒有求助於「萬能的第三者」的敘述，而是通過許許多多的證言、書證、物證以及諸多人物私下談話逐漸披露的。但是，對同一件事，被告和證人各執一詞；不同證人提供的證詞大相徑庭；同一個證人在不同日期的說法前後矛盾，出庭作證和私下談論互相牴牾。審來審去，還是一筆糊塗賬。包括全書結局在內，全是一片模糊，一團迷霧。作者這樣安排，用意何在？
墨西哥當代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對此有個說法。他在一篇評論《天譴》的長文里寫道：「結局的模糊性同政治的不確定性、濫用職權的可能性以及『對法律要服從，但不必遵守』這種難以避免的可恥行徑密切相關。因此，絲毫沒有減弱《天譴》的結局的悲劇力量，反而增加了其悲劇力量，使這種力量表現為多種形式；掩卷後，無論我們對被懷疑為投毒犯的奧利·卡斯塔涅達的結局作出何種判斷，每一種可能性都具有悲劇的力量。」 換句話說，作者是依據他對當時、當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總體認識為小說定下了矛盾百出的模糊性的基調。讀者從閱讀中得到的不是「緊張後的輕鬆」，而是「思考後的悲愴」。這恐怕可以說是對偵探小說審美情趣的一種突破吧。
《天譴》是「政治小說」嗎？
「政治小說」在拉美文學中具有特定的含義，不是指一般涉及政治內容的小說。眾所周知，在拉丁美洲大陸上，社會矛盾、政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帝國主義、大莊園主支持下的獨裁者對人民實行殘酷統治，是拉美歷史上的一個突出的政治現象。許多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敢於直面人生，大膽揭露社會黑暗，以某些實際生活中的獨裁者為原型，塑造了一個個獨裁者的典型形象。這類作品被稱為「反獨裁小說」，也就是「政治小說」的主幹。瓜地馬拉作家米蓋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巴拉圭作家羅亞·巴斯托斯的《我，至高無上者》都是這種類型小說中的佳作。
把《天譴》歸為「政治小說」的，不外乎依據以下三點： 作品的時代背景、小說的主要情節以及作者的人生經歷和創作傾向。
先看作品的時代背景。小說著重描寫的是1933年的尼加拉瓜。30年代初正是中美洲社會激烈變動，社會鬥爭空前尖銳的時代。一方面，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一些軍事獨裁者上台執政，血腥鎮壓國內人民；另一方面，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民族主義領袖人物領導民眾開展了包括武裝鬥爭在內的各種形式的鬥爭。具體到尼加拉瓜，1933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頭。1月1日，武裝佔領尼加拉瓜達9年之久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被迫撤走。2月1日，胡安·包蒂斯塔·薩卡沙擔任總統，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將軍擔任國民警衛隊司令，獨攬了全國軍政大權。自1926年起發動武裝鬥爭的桑地諾在薩卡沙總統上任後放下了武器，翌年2月遭國民警衛隊殺害。索摩查家族隨即開始了對尼加拉瓜多年的獨裁統治。
再看小說的情節。接連三人暴卒，卡斯塔涅達被懷疑為殺人兇手，法院對此案進行審理，是情節的主線。隨著審理案情的發展，讀者才逐漸知道，原來奧利韋里奧·卡斯塔涅達是瓜地馬拉的進步律師。他曾在國內散發過號召舉行反政府示威遊行的傳單，組織過反對黨，甚至偷運武器，企圖掀起一場武裝起義。因此，成為瓜地馬拉獨裁者豪爾赫·烏維科的眼中釘。在卡斯塔涅達被迫遷居尼加拉瓜以後，烏維科仍不肯放過他，遂傳信給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提出要卡斯塔涅達的腦袋。費亞約斯法官主持的近三個月的審理，其實全是表面文章，獨裁者及其爪牙只想藉此給他們謀殺卡斯塔涅達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在審訊毫無結果的情況下，國民警衛隊奧蒂斯上尉導演了一場「假越獄」，卡斯塔涅達在這出醜劇中慘遭殺害。所以，這是一起由兩個獨裁統治者共同策劃的地道的「政治謀殺案」。
最後，再看看作者的人生經歷和創作傾向。塞爾希奧·拉米雷斯生於1942年，出身於一個小農家庭。1960年，他發起「幸運」文學運動，並主持出版《幸運》雜誌，提倡文學為人民的事業服務。1964年，畢業於尼加拉瓜國立自治大學法律系。此後，長期從事學生運動。70年代，拉米雷斯參加了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戰線的活動，成為「12人集團」的重要成員，負責為尼加拉瓜革命爭取國際聲援工作。1979年，尼加拉瓜人民經過長期的武裝鬥爭，推翻了索摩查獨裁統治。在1984年舉行的大選中，拉米雷斯當選為尼加拉瓜共和國副總統，直至1989年年底。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他仍然寫出了兩部長篇小說，即《光輝的時代》（1970年）和《你害怕流血嗎？》（1976年）。由此可見，塞爾希奧·拉米雷斯主要是一位民族主義革命家和國務活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