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歷史的可信記載，莫爾是個稟性溫和的人，對名利看得很淡漠，卻因造化弄人從一個平民干到位極人臣的大法官職位；他所學以法律為主，但對宗教之事虔敬而專註，事實上，就羅馬數廷的天主教傳統而言，他正是個稱聖的殉教者，這是眾所周知的事，莫爾晚年終被亨利八世處死，原因便在於他堅守天主教的教諭，寧死也不同意亨利八世廢后再婚，遂於一五三三年七月六日在倫敦塔一地被送上斷頭台。
據說，臨行刑之際，莫爾提醒劊子手：「我的脖子很短，請小心下手，免得失手損了你的名氣。」
然而，《烏托邦》這本書卻讓我們對這位溫厚的良相、公正的法官、宗教的聖者有更深沉的感受，尤其是本書的第一部，莫爾通過虛構人物拉斐爾之口，所談俱是對彼時英國現況的批判，從英王對內殘暴鎮壓對外窮兵黷武，到貴族遊手好閒的食租者特權，到朝臣的諂媚腐敗，到法律的嚴酷不行等等，莫爾的批判是全面性的，甚至對於教會皆有微辭，這樣的清醒、理性、激烈、而且不容砂子的是非分明，乍看實在很難和他溫柔的人生、尤其是甘心殉教的抉擇聯在一起——但莫爾代表的正是英國知識分子傳統最好的典型：理性，但非常務實；清醒，但不尖利；激烈，但不改足夠的耐心；是非分明，但很願意化整為零地妥協；步伐看起來遲緩，但心志堅定大方向明確，因此短期彷彿沒什麼漂亮進展，但百年時間結算下來，我們往往發現他們遙遙走在前頭。
在莫爾這段批判中，最銳利也最名留青史的是他對彼時英國羊毛紡織業抬頭的著名「圈地運動」的抨擊——莫爾說的是：「你們的羊，一向是那麼馴服，那麼容易餵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兇蠻，以至於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原因很簡單，因為每一隻吃人的羊後頭，都有「貴族豪紳，以及天知道什麼聖人之流的一些主教」（還是很奇怪，能說這話的人怎麼可能殉教？），是這些原本就既貴且富的人還要更多，把農民從土地趕走，讓他們淪為流民、淪為乞丐、淪為小偷盜匪、淪為無產階級（當然，這個名詞尚未出現，但實質意義莫爾差不多已完全講出來了），整整二百五十年後，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所引述的正是莫爾這番話。
在此工業革命曙光未露、同時罪惡也未清晰顯現的十六世紀之初，莫爾的敏銳洞現，尤其是指引著如此敏銳眼睛的同情之心，無疑是非常動人的。更重要的是，這個如今已成經濟史不朽掌故的「吃人之羊」，顯然並非只是文學性的隱喻嗟嘆，莫爾也並不只以揭露社會不義罪行為足，他還認真負責地想下去，努力找尋解答——在稍後書中第二部的烏托邦國正式描述中，我們便清楚看到他勇氣十足的終極解決之道：共產社會。一切罪惡之源，莫爾以為，皆來自私產的佔有，因此，烏托邦人嚴禁私人財貨的擁有，住屋每十年抽籤輪替一次，三餐在公共食堂大家吃同樣的食物（但可以不吃，意即有不吃的自由，但沒自行開伙的自由），衣著樸素耐用，珠玉寶石作為幼兒遊戲的玻璃彈珠之用，黃金則充作犯人奴隸的腳鐐手銬。之所以保留珠玉黃金，這裡我們便看見莫爾作為文宮和外交官的現實性，因為烏托邦國儘管位於無何有之鄉，卻並非真的遺世而獨立，事實上它正是以英國為藍本建構出來的，烏托邦國所在的小島緊鄰著某無何有大陸不遠，仍不時有無何有的戰事發生，存留黃金珠玉是用來僱傭不存在的外國傭兵為他們打仗，遂行外交收買工作，甚至顛覆其敵對國家政府、懸賞暗殺敵方政要將領的酬付之用。烏托邦人不愛黃金珠玉，但其他各國的人還跟我們一樣愛個要死。
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以終極性的共產制度來一次解決（或說取消）經濟罪惡，是莫爾烏托邦國建構的真正核心，其餘的只是這個巨大核心的順勢推演和配搭設計而已，甚至只是「小說式」的必要細節描繪，好讓一個國家看起來像真的，有天候、有地理、有風土人情云云。
莫爾還借用智慧的旅行者拉斐爾說，奇怪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什麼沒想到要採行這麼要緊的共產制度？
從歷史資料來看，莫爾是極傾慕烏托邦前輩柏拉圖且熟讀《理想國》一書的，但他顯然並沒柏拉圖那種根本性視現實一切為惡、專註於完美抽象概念嚴格推演的理論樂趣，這使他烏托邦的建構並不具備今天我們烏托邦概念的超越性，莫爾的烏托邦國嚴格來說只是現實英國的一面大鏡子，和他畢生鍾愛獻身的英國緊緊綁在一起。烏托邦概念以莫爾的書為名，但莫爾自己的烏托邦國卻是普世烏托邦系譜中最不在人類普遍層面著眼、最不具末世意義的版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