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條橘子》出版於一九六二年年輕一代忽然叛變的奇異年代，全書工整利落地切成三部——第一部基本上是犯罪小說，以「我」（亞歷克斯）為首的teenage四人幫遊盪街頭，殺人、吸毒、搶劫、輪暴樣樣都來，時間設定在未來，但大致上只對書寫者放膽想像罪惡有意義，它其實也可看成是當下現實的，是《麥田捕手》的地獄版；第二部則是二十世紀典型的反烏托邦小說，亞歷克斯在作案後遭同夥出賣被逮，政府以他為實驗對象，通過一個複雜的思想改造療程，徹底拔除他作惡的能力，讓他一起暴力或性的念頭就噁心嘔吐；第三部是現代主義意味的小說，喪失作惡能力的亞歷克斯被放回他熟悉的昔日街頭，卻發現自己成了所有人的沙袋受氣包，毫無抵抗自衛之力，他先選擇跳樓不死，遂決定「治癒」自己，讓自己能跟從前一樣殺人做愛。美國版本就戛然停在他功力恢複、可重回江湖那一刻。
至於失落的二十一章，則是又成一尾活龍的亞歷克斯，在咖啡店偶遇昔日哥們彼得，彼得是當年惟一沒出賣他的人，他結了婚，還帶著妻子喬治娜，這個全然新鮮的影像「忽然」打動了亞歷克斯，讓「已經十八歲」的他也想為自己找個老婆組個家庭，然後再生個年輕歲月四下闖禍作姦犯科的兒子云雲。反思的語氣仍放得很硬、很乖戾，但這個無預警的一百八十度逆轉結局的確把整部書帶回成青春成長小說，一部過度誇張狂放歲月的青春成長小說，桀驚不馴只是一種年齡狀態，會不由自主地暴烈而來，也會不留痕迹地退潮而去，因此，它既是青春的一種特權，又是一場短暫且自動治癒的麻疹，這個發現讓我們安心，也讓我們願意保持寬容和無比的耐心，寬容什麼等什麼？等那些兩眼直直發亮如四下尋仇的小鬼過他十八歲（或再等兩年，二十歲）生日。
我們知道，小說寫下去總會程度不一定的掙脫書寫者的意志控制，不會百分百如作者的意，但這裡，我們先來想作者本人原來打算幹什麼——發條橘子，會刻意取這麼一個怪書名，通常說明作者是有清晰意圖的，甚至擺明了要為小說本身設定某個封閉性主題。同樣道理，作者本人愈謙卑，想整體呈現而不試圖手指某處給讀者看時，如此旗幟鮮明、重點提示的題名方式就感覺不對勁了，因此，這樣的小說通常不會有鏗鏘費解的名字，而是很平凡的、不加任何著色的，甚至大而模糊之的以小說發生的時間背景或場所背景為名，以至於我們總覺得寫小說的人「不太會為他的小說命名」。小說史上，契訶夫大概就是這種最不會為自己小說找響亮命名的人，他的小說名字總是《福利演出場散戲以後》、《一個未必可靠的故事》、《在河上》、《匿名氏故事》、《三年》，或直接就叫《無題》。
發條橘子，依據作者伯吉斯自己的解釋，是那種上了發條才會轉動的老玩具裝置，裝在看起來甜美多汁的橘子上，因此這橘子是贗品是假貨，沒自身意志，不會自行轉動云云。當然，我們所知的各國品種橘子包括英國產的，通常既沒有自身意志也不會沒事自己轉動起來，因此，伯吉斯在為小說構思和命名之際，腦中大概閃過某個我們也聽過的地理學尋常描述：「地球的形狀就像一顆橘子。」（因為不純圓，而且表面有高低凸凹。）這也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書里第一代老阿卡迪奧瘋狂於天文學時的重大發現：「地球是圓的，跟橘子一樣。」
只是，當人類已在月球上建起殖民地的同時，他們還用「發條」這古老玩意兒嗎？連我們這代小孩都快不知道裝小兔子賽跑的強力電池為玩具動力來源了不是嗎？——這種極「進步」年代的比比皆是活化石存留現象，一直是幻想小說總難以避免的盲點（誰有興趣去查查看比方說《一九八四》書中有多少這種事？），它總受限於書寫當時的現實配備，無可厚非，只供我們莞爾一笑，這說明未來的不透明和人預見能力的近在咫尺，提醒我們得謙卑，為未來的諸多可能留一些必要的餘地。
好，不管怎樣，不管橘子有沒有地球的隱喻，英籍的伯吉斯通過「發條橘子」此一詭異的書名，意圖逼迫我們看到又四十年後今天仍深具意義的古老問題，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尤其是其中人的「道德選擇權」的問題。尤有甚者，伯吉斯還表裡如一地在小說實質內容中，尖利地凸顯「人為惡的自由」這一側的棘手道德選擇，以乖戾不馴到準備打架的姿態，極其挑釁的書寫策略來逼問世界。
保衛人的自由，這殆無疑義，今天就連獨裁者都會說、都敷這樣牌子的面膜。但要保衛到什麼地步？人的自由意志行動可多寬？界限在哪裡？這卻是個極不易回答的問題。畢竟，就算審慎如以賽亞·伯林所主張自由主義不可讓渡核心的「消極自由」，為人所構築起來的最後自在空間，我們知道，它仍不是徹底封閉性的，它仍銜接並不免影響外面的公共世界（或說其他人的一個個私密空間）；它仍不是排他性的、獨佔性的存在，它仍和他人的私密空間疊合且處處犬牙交錯。理論上，在此最後的「私人空間」（本雅明的用語），你樂意開心高興做什麼事不必人家管，你可以為惡、可墮落、可看電視一整天不求上進、甚至可傷害自己（比方說英國便一直存在一個主張人有權自殺的團體，寫《中午的黑暗》一書的著名小說家庫斯勒便是其中一員，他也果真依自己信念自殺告別這個世界）。但實際上，你點起一根煙摧殘自己肺葉，仍有二手煙通過擴散作用飄出去據說一樣嚴重危害他人；你開心唱首拿波里情歌，偏偏管束不住的音波所及範圍就是有人龜毛不愛聽；你積水容器養殖出來原本只以你為食的蚊子，偶爾也飛外頭換換胃口，散布登革熱云云。
尤其當你愈來愈神經、愈來愈意識到自我及相關權利，而且擁有愈來愈多可記錄可追蹤各種細微交互作用的工具儀器如今天時，這原本就曖昧不明的人我界限就愈發劃不出來了。
如此困境，基本上還不至於讓自由的普遍信念破毀，但在現實世界的個別場域個別事物，我們卻極容易察覺這個界限不斷在後撤處處被攻穿——這個侵蝕力量一般並不正式挑戰自由的普遍信念，往往它照樣奉自由之名行動，更多的時候它根本就不上升到哲學思維論述的層次（因此，自由累積了千百年豐碩的哲學思辨遂毫無用武之地），它就一事論一事，用當下的計算取代長遠杳邈的理解，它只像善意的公共工程建設，或像個必要的醫治療程（亞歷克斯在囚獄期間就被迫如此），它剝奪的部分，認定是你人身自由非必要的那部分，甚至是不好的部分、會造成危害的部分，因此去除掉這部分就跟割除個腫瘤一樣正當而且迫切，這不僅保護了周遭可能因此受害的所有人，還慈悲地保護了不知死活的你，伴隨這個行動最常聽到的一句口號便是，「這隻對那些心懷不軌的人造成損失」。
公共建設除非直接衝擊到你家，一般不大有人會有異議，因此，這樣的行動極容易得到社會正當性的確認；如果，再配合某些受害實例的展示（這種實例總難免，這是自由主義的痛處），帶點恫嚇來搖撼人們原本就有限地耐心，收效益宏，比方說，傳自美國且愈演愈烈的禁煙運動便是這樣，而更大更成功的實例可能是新加坡這個無菌企圖的城市，這都是今天我們認真在學習認真在追趕的對象。
這方面，歐洲人一直比較冷靜、比較厚實有耐心，這極可能是歷史真實經驗使然，他們和這個糾纏盤繞的麻煩自由相處最久，也為此付過最沉痛的代價（光是直接死於戰爭、屠殺、迫害的就遠遠超過一億人），因此不得不對於自由面臨滴水穿石式的浸蝕性威脅保有高度的警覺（絕非巧合，西歐國家同時也是進步社會中最不隨美式禁煙運動起舞之地，甚至還全面或有限地開放大麻，他們當然也知道其代價，但還是認為這該訴諸人的道德選擇而不是立法禁制）——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同是英國人的自由主義大師小密爾，便堅定不受惑於某種開明專制式的善意和立即性效果，對於這種今天仍有相當多人認定是「最好政治制度」的統治方式，小密爾質疑的不只是其長時間幾近是必然的腐化質變問題，他以為，這種社會生養不出能自我思考、肯自我承負道德責任的公民，他們將習於懶怠、懦弱，像長不大的小孩般總是把問題交給掌權者解決，這絕不是短期的那點誘人效益所可替換的。
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要想進一步提升道德知識水平，要想增加文化思省的厚度，要想鑄造出相應於我們經濟水準的公民社會，真的該多點歐洲，少點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