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我們問侯孝賢，如果有機會而且有必要細說一次他自己的電影，比方說寫本書什麼的，他會怎麼來。侯孝賢想了一下，直接講起他小時候偷摘別人家芒果的事，果然還是從最實體的一株大芒果樹開始——這株極大，枝椏極茂盛（很可能是相對於彼時幼小的侯孝賢而言）的老芒果樹是別人家的，但當然一直是附近小孩覬覦並時時下手的對象。侯孝賢說他貪心又膽子大，別的小孩摘了就跑，他則採取「現場先吃飽再摘回家」的戰略，也因此，他每回停駐在樹上的時間遂被拉長，甚至樹下來了大人乘涼下棋什麼的，他還得無限期被困在枝椏綠葉之間下不來。侯孝賢說，這也是他電影經驗的第一次震顫，原來有這樣不同以往的位置，不同以往的角度，從人們腦門稍高之處靜靜看他們的活動（你甚至稀有地看得到大人的頭頂了，雖然實質上沒什麼好看可言），原來如此。
這其實很像胖史家約翰·房龍「閣樓上的光」的讀史啟蒙經驗，年齡相仿，打開眼界的觀看高度角度也大致相仿，可說是房龍經驗的台灣在地盜竊版——房龍在他的名著《人類的故事》序文中，記敘了小時候他叔叔第一次帶他上家裡閣樓的光景，他們推開塵封的天窗，望向日光下的外頭世界，房龍的眼前便是諸如此類的光影明迷，眾生芸芸。房龍說，對他來說人的歷史就這樣，就這幅圖樣。
而芒果樹也好，閣樓也好，高度全都有限，沒到雲端，當不了上帝（如張愛玲那樣「雲端里看廝殺」），這隻能是沒事小孩的位置，是旁觀者的位置——這兩個身份本來就極容易重疊一起，還沒被允許充分參與世間活動、從而相當程度透明的小孩，本來就一直是最乾淨的、最方便也最專業的旁觀者。
這個「小孩/旁觀者」的特質，其實一直在侯孝賢的電影中體現得相當清晰，它使得侯孝賢的影像在質地真實如紀錄片的基礎上，彷彿用雙手的拇指食指再框出一個毋寧更舞台劇式的似假還真戲劇空間，同時存在著當下的專註（甚至極暴烈的專註）和永恆的心不在焉，交替著短暫暴沖和流水悠長的戲劇節奏，並敢於一再探試生老病死最深沉的悲傷但也一直不會失去「遺忘/重來」的必要回身空間。
由此，我們來看侯孝賢電影世界中的界線和越界冒險的問題，這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部分，也是年齡老大之後最容易起鄉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