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們，現在最時髦的詞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現在最最時髦的詞，當然是「電氣化」。
這的確是頭等大事——要讓整個蘇維埃俄羅斯大放光明嘛。可這件事也有它的陰暗面，我倒不是說電費太貴，電費算不了什麼，無非出點錢唄。我說的是別的。
是這麼回事兒。
我嘛，同志，住在一幢公共套間大樓里。這兒照明原先都用煤油，有人點個燈捻兒什麼的，有人點盞煤油燈，有人哈燈也沒有，就點教堂里的那種小蠟燭。真夠嗆！
後來大家都安上了電燈，這是革命後不久的事。
我們這幢樓的樓長第一個安了電燈。本來安了也就完事了。他這人性格內向，心裡有事憋著不說。可你瞧著他總覺得不對頭，他心裡總象有事，一個勁兒地擤鼻涕。
可他什麼也不說。
一天，我們那位親愛的女房東葉莉扎維塔·伊格納基耶夫娜·普羅霍羅娃向我們宣布說，在我們半明不暗的房裡要安電燈了。
她說：「現在都在安燈，樓長屋裡都已經裝了，我們不能當落後分子。再說，電燈還比煤油燈便宜呢。」
行啊，我們也都裝起了電燈。
我們拉上了電線，可一拉開燈——哎呀，我的天啊，四下里又臟又亂。
原先，一大早就去上班，晚上才回來，喝兩口茶就上床睡覺了。點上一盞小油燈，反正什麼都看不清。現在點著了電燈，再一瞧：這兒扔著一隻破鞋，那兒糊牆紙七零八落、破破爛爛的，還有臭蟲在牆上緊爬慢爬地朝暗處躲；地上呢，這兒一塊破布頭，那兒一口痰，這兒一個煙屁股，那兒蹦著個跳蚤。
我的老夭！真要命，看著叫人發愁。
再說屋裡那張長沙發罷。原先我以為它還挺不錯的，晚上常在那兒坐。現在燈一亮——啊呀！我的天哪，你瞧瞧，這是什麼沙發呀！彈簧戳出來了，面子破破爛爛的，里子都翻出來了。這樣的沙發怎麼坐——看著就彆扭。
唉，我想，日子過得太寒磣了。這屋子真沒法呆下去，看哪兒都不順眼，連幹活兒都沒心思。
我一看，女房東葉莉扎維塔·伊格納基耶夫娜也滿臉愁容，在廚房裡叮叮噹噹收拾個沒完。
我問：「房東太太，您忙什麼哪？」
她擺擺手說：「朋友，我真沒想到日子過得這麼可憐。」
我瞅了一眼她那些家當，可真不怎麼樣。擺設寒酸透了，到處亂糟糟的，東一堆破爛，西一堆垃圾……這些東西現在讓電燈一照，明晃晃的可顯眼了。
打那以後，我每天一回到家，心裡就不痛快。
每次回家，打開電燈，兩眼瞅著燈泡欣賞一陣子，倒頭就睡。
後來，我改變了主意。等領到工資，我買了白灰面，動手整修房子。我把破破爛爛的糊牆紙撕掉，殲滅了臭蟲，撣掉蜘蛛網，修理好長沙發，還油上了漆。這麼一拾掇，打心眼兒里痛快。
總之，我的勞動成效顯著，屋子裡已是面目一新。
可我們那位女房東葉莉扎維塔·伊格納基耶夫娜卻另有主張：她掐斷了屋裡的電線。她說：「我呀，朋友，寧願摸黑過日子，也不願把屋子照得通亮，讓臭蟲來笑話我寒酸。」
我千方百計想說服她，並舉出種種理由，可她壓根不聽，她還是那一套：「我情願住在黑洞洞的屋子裡，我沒錢修房子。」
我對她說：「我來給您修嘛，不用您花什麼錢！」
她不幹，她說：「房裡亮了燈，照得明晃晃的，我得從早到晚收拾、打掃。沒燈也能過，以前不也湊合過來了嗎。」
那位樓長也來勸她，差點兒沒跟她吵起來，罵她是不可救藥的小市民。她硬是不幹，寸步不讓。
隨她去罷，管她呢。至於我，有了電燈過得美著呢。
可不是嗎，我想，四周圍都照得通亮，我們那些垃圾和髒東西都無處藏身了。
（1925）⑤
顧亞鈴 白春仁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