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或許生於地大物博的中華，有5000年的文化與歷史，又受孔孟禮教之熏陶，因此無論從文從武，學劍學書，在野在朝，無時無刻都有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超越了黨派，超越了地區，甚至超越了時空，使炎黃子孫都有一種為國為黨奉獻的精神，服從領袖、服從黨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自勉，即使領袖不一定絕對無錯，即使黨不一定有合適的政策。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中國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貫徹。
中國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實在不少，尤以在學術與科技方面更有傑出的貢獻。但中國人到處受排擠，到處受到有形與無形的歧視。東南亞的難民群中不少是當年在東南亞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們都沒有軍權，更沒有政治力量，無論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頭來還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國，中國人已漸漸地提高警覺，開始認識參與政治的重要性。20年來我和少數友人為了這工作曾不斷大聲疾呼，從不泄氣，現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國的前途、命運不在美國，不在海外，而該從中國的核心政治做起，我們在海外只能做些打雜零工，中國的領導人該拿出勇氣與智慧來。
美國底特律城的陳果仁被殺事件，就是中國人在海外受氣的最明顯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個無辜的中國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證物證俱全之下只判兩個殺人者3000美元罰金，無罪釋放；假如被殺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猶太人，法官絕對不敢如此荒唐。我為了此事曾親自見了司法部長史密斯，並請他調查此案，他答應了。雖然也還有不少人遊行抗議這種種族歧視，但我可以預期後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國人在國外太沒力量了。
更可氣的是兩個殺人者把中國人誤認為日本人，說是因為日本汽車工業侵佔了美國汽車工業，使無數汽車工人失業，所以要報仇，我們中國人還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沒說半句公道話。虎落平陽，今日中國人所受的冤氣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喪母，抗戰期間做流亡學生，受盡戰火迫害、生離死別之苦。抗戰後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與離別多年的外祖父母廖鳳舒兩老重聚，並承歡膝下，直到3年後我與陳納德將軍結婚才搬出廖家。因此與廖家的淵源極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談到廖家的人與事。他說：「中國政治上的恩恩怨怨總會有一天解決的，作為一個中國人該要有奉獻與犧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還年輕，等你將來有出人頭地之日，就會明白我的話。」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現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憶在北京重逢時他對我說的話：「我年紀大了，有生之年當盡我一己之力為中國人做些事，以後的責任就要你們晚輩去努力了。」
舉一個例子，香港因為1997年租約期滿，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談到這個問題，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這個棘手的問題解決，很多港人紛紛就這件事去中國請教廖公，他也為此而心勞力瘁。
中國人的命運是一連串的悲劇，清朝腐敗無能，中國領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東方之珠」之稱，是到亞洲旅遊必經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嚮往、最喜歡的東方城市。凡是從事國際貿易的機構，若要在亞洲設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個被考慮的地點。這個擠得透不過氣來的小島，竟然有600萬人口，而且可能還更多，因為有許多無法統計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從飛機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帶水、大船小舟滿布港口外，就是那樣比鱗次的高樓大廈，這些不斷增加的建築似乎把太陽和海水都掩蓋了，人車像螞蟻在夾縫中衝鋒陷陣。
到香港的遊客大部乘坐飛機，因此啟德機場的擁擠、繁亂實不亞於東京的羽田機場；飛機起降之頻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討論、研究增建第二國際機場的議案是中英雙方兩年來爭議不休的新聞，為了選擇新機場的地點而意見不一。現在，機場的地點算是定了下來，第一期擴建工程也已上馬，但是還有許多具體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
香港人被迫做英國殖地的公民，100多年來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升英國的國旗、唱「上帝保護帝後」的國歌，英國的港督比任何地區的督辦都要風光。我讀過一些近年來以香港為背景的英文暢銷小說，例如《大班》和《朝代》，雖然內容生動，而且充滿了傳奇色彩，但我心中卻有一股無法平息的憤怒與反感，因為香港的中國人做了這麼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國人對英國皇族也有點說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為美國人的祖先多來自英倫，200多年前還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與英國人除了帝臣的關係外，根本就沒有血統的淵源，但有些香港人對英國人卻那麼「臣服」，這一點實在不能不佩服英國人統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經驗了。
我小學和中學大都在香港讀書。初到香港時，我並不會說「香港話」，費了一段時間才慢慢地聽懂老師的課，還好小孩學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強，不多久我就可以說很流利的「香港話」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學生，但我並不喜歡香港。珍珠港事變後，逃難到抗戰的大後方讀書，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們卻不以為苦，因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那是我們的中國！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背讀總理遺囑……這一切，使我覺得有一個國家讓我愛是一件多麼驕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沒有這種歸屬感。在電影院里，觀眾都得起立聽英國國歌奏畢後才可坐下。我幼小心靈中常有一個問號：英國除了在鴉片戰爭中掠奪了無數的中國土地和民權之外，替中國人做了什麼？
亞洲的「四小龍」都有人滿之患，據說已有許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許走了又回來，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並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擔憂1997年之後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觀望。中國為了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和香港的關係日漸密切，同時也盡量爭取台灣的投資，除了經濟特區受到特別照顧之外，現在又設立了免稅區，以招撩外國資金並藉此引進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基礎設備。但外國人深怕的是資金投進去後卻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級官員的刁難，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新問題，將是大陸經濟發展的隱憂。1997年之後，中國的角色扮演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中國應努力於安撫民心以及做好公關，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則恐怕很難贏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現在對所謂的民族與國家已有了更多的體認，也漸漸熱衷參與香港的政治與選舉，這應是好事一樁。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漢和革命運動者的避風港，像抗日戰爭時，就曾使許多地下工作者有了發揮力量的空間。50年代，親國民黨、親共產黨的派系更是在這裡各顯神通。
寫到此處，讓我想到抗戰時期做視中國西南的龍雲。他是雲南省主席，因為一隻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獨眼龍。
先夫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後來改為美國十四航空隊）即以雲南昆明為總部。他和龍雲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庫。其他如印度、馬來西亞、南非、緬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經濟與金融的運作中，有人把它比喻為亞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歐洲雖然是國際銀行的大本營，但其複雜的國際關係，近10年來已有漸走下坡的趨勢。
1949年開始，香港來了不少大陸人，香港人稱之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數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於是廣東幫和上海幫曾經互相拚鬥過一陣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買賣了。大陸出來的人當初都是暫時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灣人最流行的話題，無論在任何場合都談論。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談闊論的無非是，誰已拿到美國綠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買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飛人……有些人還自豪地說在哪兒已存了多少美鈔、在哪個城市也投資做生意……以證明自己如何有辦法，但他們可曾想到，一旁服務的侍應生他們的心中有何感受？他們到哪兒去？
國共分家之後，40年來兩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無名英雄。這些人都為一個目標而奉獻、而犧牲小我，可惜中國人沒有寫自傳的習慣，而且也不鼓勵當事人去寫傳記，這是中國近代史的缺憾，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大損失。
他們心目中的依歸除了急功近利之外，還有什麼靈感？我們沒有把前人的功過、奉獻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訴他們，再過些年月，中國近代的史記可能會失傳，或是讓外國人去寫？更可惜的是，近50年來，許多仁人志士確實有可圈可點的偉績值得作為中國青年的模範。最近我常見年輕人手握一卷孫運智先生的自傳，孫先生本來很謙虛，不肯寫自己奮鬥的70年，但我們說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結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訪問，公事辦完後，準備搭乘當日下午華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