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訪問，這是我多年訪華最大的收穫，不但看到代表中國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寶。
西安就是歷史上的長安，所謂「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詩詞有關長安的傑作太多了，歷代君皇既選擇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騷人墨客競求進身。西安是陝西中部平原被山帶河的要津，地勢優越，漢、隋、唐等王朝都以此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
如果西方是「條條大道通羅馬」，那麼東方可以說是「條條大道通長安」。這個地區除了土壤肥沃，有利於農業發展，交通方面也佔了地利，據說長安是和亞洲、歐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業往來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遠在2000年前就和外國有了交往，可說是國際交流的開端吧。
秦代長安還只是一個鄉名，直到漢高祖劉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采居婁敬和張良的建議，建為首都。
西漢時期，蠶桑大量生產，絲織的豐美多彩到了一個高峰，西漢皇帝常把絲織品賞賜給各國君長和臣僚。據說在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批西漢前期的絲織品，就充分顯示了當時紡織技術的高超。
所謂絲綢之路是由西安北經陝西的分縣、長武，進入甘肅的涇川、平涼、過六盤山，又下厲河，再渡黃河，經景泰、大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西行。另外一路西經鎮縣，有些不同。張騫出使西域，霍去病擊敗匈奴國，唐玄奘赴西域取經。走的都是隴西路線。
張騫出使西域時，隴西（甘肅邊界）常有匈奴出沒，張騫帶領隨從進入甘肅，就被匈奴的騎兵搜捕，押迭到匈奴單于王庭，被囚禁多年後，才逃出匈奴國。翻山越嶺，忍凍挨餓地穿過沙漠，前後十有三年才返回長安，去時100多人，回歸漢土只剩下張騫和一名隨從。
張騫建了大功，被升為中即將。公元前119年，再度出使西域，這時離開他第一次西征已有18年。這次他帶了隨員300多人，大批金幣、布帛，主要目的在聯絡鄰邦，以斷匈奴的左右手，雖然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大功告成，西漢王朝也增加了許多與異族的交往，絲綢之路更是一片繁榮景象。
但好景不長，北匈奴在邊界陳兵數十萬，劍拔弩張，使漢朝絲綢之路大受威脅。當時的青年名將霍去病18歲從軍，24歲早故，他短暫的一生屢戰匈奴，屢敗匈奴，使西漢的河西走廊與外界保持交通。
我到西安時剛好他們在舉辦「絲綢之路」紀念之旅，西安的歷史博物館展出許多有關絲綢之路的古物、壁畫、珠寶、玉石、衣物、用具、儀器、刺繡，以及外國使節貢獻的禮品等等，真是洋洋大觀。
在西安時，省府外務主任陳祥林先生要我去看看霍去病的墓陵，因為祁連山的茂陵有16大件石刻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他說，畫馬的藝術家都會去流連鑒賞一番，因為這些石刻充分表現出戰場上游牧民族與馬群不可分的結合。
雖然中國習俗對掘墓有大忌諱，但人口眾多，不少墓地都被破土建築，秦始皇的陵墓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現的。據說，在泥土之下深藏兩三千年前的東西，一旦見光可能會受損，因此文化部已決定要等科學再進一步發展，能完璧保全古物之後，再繼續出土工作，現在光是秦始皇的陵墓就夠專家去做二三十年的研究了。
不看兵馬俑，無從想像古代皇侯的窮奢極侈。那天，我去看兵馬俑古迹，感慨與上長城等深。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古中國、埃及、印度都有殘酷的陪葬之風。古代帝皇死後，寵妃、侍衛和其他生前喜愛的東西都要一同葬入墓穴里。如今中國為俗要燒些金銀元寶、車馬用具給死者使用，大概是受到這個流傳習俗的影響。
已故名報人、藝術鑒賞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電視節目中有一項非常精彩的評論，名為「中國人」；1988牟倫敦電視也做了一項深度不錯的中國節目——「龍目」，分別介紹近代中國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國觀眾有機會多了解中國人。可惜大陸和台灣兩地的電視台都沒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國人看到了後而且給予很高的評價。這充分顯示外國人對中國很好奇，並不斷進行探討，中國人對於自己的過去及未來也不能不加深了解和做些該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國人的外來壓力是東北事變。1931年我在北京東華門大街的孔德小學讀一年級，我們的教師叫李潔吾（已退休，現仍健在，我在北京時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畢業生。雖然我們只是小學一年級，他仍盡量在文學作品中使我們初步接觸中國文學的精華。我們都是六七歲的小孩，天真、無知，但常在家裡、在校內聽成年人議論紛紜，有些同學說家裡來了些東三省的親朋，使我們幼小的心靈無形中蒙上一層陰影，因為大人講到日本人時都面有憂戚。
父親當時在北大任教，同時也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務長，晚間常有客人來訪。他們在談論什麼當時我並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聽，好像來客們總在講避難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為什麼要避難，但我們知道這和日本人有關，使我對「日本人」三個字有了惡感，當時心中也有個大問號，我們為什麼這麼怕日本人？
母親帶著我們姐妹數人暫時避難天津，因為當時大家都擔憂日本軍隊會入北京。我年事漸長才了解，當時的情勢是中日談判若破裂，日軍可能會攻入北京。這就是東北事變，中國東三省被日本人侵佔，當年的少帥張學良大概是不到30歲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戰後，西方史學家對「西安事變」有不少報道，但直到近年來才有較多的中文史料公諸於世，尤其是台灣在黨禁、報禁解除後。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張學良三緘其口，差堪告慰的是與他相廝守的趙四小姐，終於在他們兩人都步入暮年時正式結為連理，並由四川人瑞張群老先生做他們的證婚人，這真是段佳話。
我在台北住過多年，但從未有機緣見到張少帥。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小弟溥傑見面，他們是旗人，而且在東北住過多年，據他說、他和張學良很熟悉，並要我帶話問候張帥。我把話傳給了張群先生，張群對我笑說：「我們現在成為病友，常在醫院見面，真是同病相憐噢。」
同年我訪問北京時，也在一個宴會上見到了中國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他在得獎影片《末代皇帝》中飾演中國戰犯的獄長，負責管理溥儀和溥傑兄弟等人，演得有聲有色。在北京王府飯店的宴會上他對我說：「我的本業是演員，現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來就是演戲，有些人是好演員，可以假戲真做，或是真戲假做，很使人動容；有些人不會演戲，有時不免吃點虧。英若誠一切都會做得很好。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辭職的文化部長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書，數年前還到美國訪問，他說他最喜歡的美國城市是波士頓。波士頓有濃厚的文化氣氛，是歷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較開明、有創意的作家，喜歡波士頓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國的文化人與作家都對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時多關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借重他與文化人的關係做些對文化人的公關工作，這就難了。我讀過他的小說，覺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適於做官的人，果然後來他辭職了，有一陣子還回到他的故鄉。前一陣子北京召開人大和政協會議，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說他現在無官一身輕，可以專心寫作了。
中國的文化部在北京舊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舊時風味，我每次到那兒去，常常會回想到兒時的京華。記得初，在香港念書，常常看到張恨水寫的長篇小說，其中有一本《京華春夢》，寫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這也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特色。張恨水的小說人物代表中國新舊交替時代的軍閥、梨園角色，和潦倒的騷人墨客、煙花柳巷的可憐人。林語堂後來曾用英文寫了一本《京華煙雲》，林語堂的文筆當然一流，可是他對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沒有張恨水那麼深入體驗，因此張恨水的章回小說確有它的代表性。
話扯得遠了，現在回到我們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記得我們是坐火車去天津的，月台上和火車上到處是日本兵，他們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一副目中無人的模樣，旅客們對這些日本軍人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敬鬼神而遠之。我們到天津後住在什麼地方已記不清楚，只記得過了不久，局勢平靜後，我們又回到北京上學了。
老師在課堂里說，東北已被日本人佔領，並為我們講讀名作《最後一課》，使我終身難忘。1937年盧溝橋事變，展開了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那時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周三有音樂課，一位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老師把許多抗戰歌曲傳授給我們，有《長城謠》、《滿江紅》、《流亡三部曲》和許多慷慨激昂的歌曲。這些歌曲代表了成長在悲憤時代年輕人的心聲。這場抗戰的洗禮，使那一代的人對國家民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