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國北京有名的協和醫院出生的。當時的北京還稱為北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定都北平後，才將北平改名為北京。
陳家祖籍原為福建，後經祖父陳慶雲移居至廣東南海。
祖父是商賈，年輕得志，做過中國招商局局長，在任時認識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當時都懷著孩子，於是兩人相約若是一男一女則結為親家，若是兩個男兒將讓他們結為兄弟，若同是女的則結為姊妹。其後陳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說是指腹為婚。
我的母親廖香詞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歐美上學，父親陳應榮也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得了法學博士，後來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深受歐美文化影響。母親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讀音樂和繪畫，對於歐洲有一分情緣。她對於中國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親是長子，13歲喪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國的倫敦讀書，也深受英國習俗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歐洲回家，其時外祖父在古巴當公使，結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了婚。
外祖父母雖是西化但不脫離傳統習俗，而父母年輕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代，中國仍是非常封建的社會。母親是由外祖母親自到羅馬把她帶到古巴去的；父親也奉母命自倫敦回國省親，然後自廣州到古巴。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親自告訴我的。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當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結婚後才隨著外祖父回到中國，我記得外祖母為了要學習中文，還請了一名中文教師；那位標準京片子的中文教師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著外祖母學習英語和法語。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戶，外祖父母又喜歡交際。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在古巴當公使（其時兩國沒有交換大使，公使就是全權大使），交了不少外國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婚，據說婚禮舉行時遇到使館的道路都封鎖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當年是花童，父親穿著大禮服，母親梳著西式的捲髮，穿著一套在巴黎特別訂做的白紗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結婚照是我在多年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親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國女校讀書。又到義大利學音樂和藝術（母親彈鋼琴，畫油畫，三姨學音樂）。據九姨在母親去世後告訴我，母親在英國倫敦認識了一位英國貴族，交情頗深，對於父母的指腹為婚提出過抗議。當時父親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學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但和母親很少接觸。母親和三姨這對姊妹在歐洲過著青春少女的夢幻時光，不願回家，但父命難違，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親在古巴結婚，一年後三姨和姨丈沈覲鼎在北京結婚。
父母親結婚後，父親又到美國紐約和華盛頓深造，學習新聞工作。我的大姐陳靜宜就是在美京華盛頓出生的。兩年後父母親帶者兩歲的女兒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個短暫大家庭生活的開始。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會我還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樓上偷看樓下舞廳的俊男美女聞樂起舞，並躲在門後偷聽母親彈琴、三姨唱歌。我們姊妹兩人有時也不禁拍著小手助興，直到老媽子半拉半扯地把我們送到睡房睡覺為止。
廖家不但排場大，而且又有幾朵待字閨中的金花，當然惹來不少慘綠少年。顧維鉤、葉公超和當年年輕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這些故事都是後來葉公超告訴我的；當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訴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從三姨丈那兒打聽到一些零星後事，但這些年來他年歲大了，記憶力衰退了，所記不多。另外己故的劉鍇、鄭寶南也是常客。鄭寶南在擔任駐義大利代表時，我還帶著女兒去羅馬訪問過他，他殷勤地招待我們，我們還在羅馬的大噴水地中拋下了銀市，許個希望再訪羅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訪義大利時鄭寶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見到過他，現在他也作古了。
當外祖父出使日本時，我們這個大家庭就散了。而父親因為到北京師範大學做教務長，我們也跟著搬了家。那時我們住在東城貢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寬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還記得大門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圍牆，來客進入大門後須經過一條長廊，這些長廊是人力車和馬車停放的地方，長廊的盡處另有一道門，兩旁是聽差和車夫休息的地方，通過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們在那兒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對這棟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還能依稀記得那房子的結構、桂花開時的馨香、秋天梧桐葉落滿地的景況，一切仿如昨日。
當年父親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務長，併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對於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記得每逢周末常有學生到家來向父親討教，有時假日也常有些教授來家串門子。父親喜為人師，我相信這是他一生較為愉快的時光。
夏天我們全家到北戴河避暑，當時還沒有冷氣機，只有風扇，六月天北京最熱，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開始涼快了。
那時北京人口不像現在人滿為患，空氣也沒有大污染，雖然還是燒煤球時代，但廚房和起居室隔離得很遠，因此對於所謂「空氣污染」這個名詞還未用著。
我們家裡有好幾個傭人、車夫、門房、廚子和聽差，之外還有負責打掃、洗熨衣服的老媽子，當年還沒有洗衣機，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單……，都靠老媽子的雙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陽，衣服可以在戶外吹乾、晒乾，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爐邊烘乾。這個習俗在中國大城市當然已由洗衣機、烘衣機取而代之，但在窮乏的鄉下農村則沒有多大改善，一切還得要靠老天爺。
小時候照顧我和三妹的是李媽，她和照顧么妹的奶媽——張媽是姑嫂。李媽先來，六妹出生後，李媽又把她的親戚張媽介紹來做奶媽，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別人照顧（我們家裡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個，或許還不止此數）。
服侍母親的一位女傭是城裡人，長得眉清目秀，口齒伶俐，因為她是母親的近身女傭，其他傭人對她都有點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媽和張媽常在背後罵她，說她是鬼靈精，她們說她時就說「太太房裡的」，喊慣了，真的很難記得她姓啥名誰。那個女人總是穿戴得很整齊，白上身，黑長褲，頭髮梳得黑亮亮的，一個圓圓的髻，髻邊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條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顧母親，對我們小孩也是愛理不理，但對母親倒真的照顧得很周到：母親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們在母親房外吵鬧，常常說：「到外面去玩，你媽媽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務正業，到了月底發薪水的時候就來找他的老婆，我們放學回家時，就會見到他坐在門房裡和男工說三道四。我年紀雖小但也不禁奇怪：為什麼一個精明標緻的女人會嫁給這麼不中看的男人。
母親對這個女傭很好，因為她很會照顧母親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時陳家沒男孩，只有五個丫頭，中國人說是五個賠錢貨）。父親白天把母親送到協和醫院後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傭留守在醫院陪著母親。我那年大概也有8歲了，說不懂事也有點懂事，那個女傭一直等在醫院裡，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電話回家。是父親接的電話，我還沒睡覺，我和大姐同床，父親到我們的睡房來說：「你媽又生了一個妹妹。」
在那個年代，中國男人常為了要兒子而討小老婆，父親受了西方教育，母親娘家又非常西化，當然小老婆在陳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靈中，我對那個女佣人很感激，因為她一直陪伴在母親身旁，對父親我卻有點反感。六妹出生時母親大概剛滿40歲。母親的名字——香詞是外祖父取的，我們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歡這名字，後改名靜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蓮、香蘭、香竹、香桃。
父親有兩個弟弟，二弟應昌，三弟應凱。他的二弟即我們的二叔陳慶昌，他於留學美國後回到中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他參加了中國空軍，抗戰時被派到印度當武官，接待了不少當年到中國參戰的美國空軍志願隊飛行員。抗戰勝利後加入陳納德將軍組織的民航空運公司，在上海虹橋機場做站1949年民航空運公司奉美國政府命令撤退，總部移到台灣，在香港、日本、東南亞等地成立分部，經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二叔當時與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產黨員）發生戀情，已倫婚嫁，決定不與公司同進退而留守滬濱。20年間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複雜政情，海峽兩岸對峙的形勢，我和大陸的親友消息完全斷絕。後來間接由香港方面傳來訊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時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後來與溫風鳴女士結婚。二叔去世後溫風鳴女士定居南京，並被委任為南京政協委員和南京海峽兩岸聯誼會理事。我第一次回詛國訪問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