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劇社一直是跟著中央分局走，從梅坑到寬田，再到井塘村，儘管前方炮聲隆隆，但劇社依然走到哪裡唱到哪裡。劇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動的歌叫「勝利的號炮」。歌詞大意是：紅軍主力不久就要打回來，敵人的進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號炮聲，表示革命不久就要勝利……
工農劇社隸屬於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趙品三），負責人是石聯星，下分火星、戰號、紅旗三個劇團。
在井塘村，工農劇社駐在中央分局對面的一個小山頭，站在兩個小山頭上，若用哨子吹都能聽得見，但跑一個來回卻要兩個鐘頭。
中央分局會議決定突圍後，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起草了一個突圍轉移的動員報告。賀昌把傳達任務交給了中央軍區的敵工部部長袁血卒。袁是寧都起義的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後擔任過團長、特科學校政委和紅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全國解放後，袁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農劇社，起草動員報告奮戰了一個通宵的賀昌對他說：「劇團的孩子們太天真了，整天『勝利的號炮』（歌詞中的一句重句）。你去告訴他們：我們中央蘇區的形勢是緊張的，任務是艱苦的，過分樂觀的宣傳是脫離實際的。告訴他們，準備吃苦，準備爬山，準備背包袱打仗……」
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突圍轉移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對紅軍的戰略大轉移實行嚴格保密，根本沒有在蘇區軍民中進行思想動員。因此，在蘇維埃政權下生活和戰鬥的人們，滿以為紅軍出征，也不過跟往常一樣，一個月或兩個月，打了勝仗，帶著繳獲的武器和俘虜回來，開個祝捷大會，大家歡歡喜喜。工農劇社天真的演員們，為此正努力創作，排演，操琴，練歌，準備勝利後的演出。他們還不知道當時形勢的嚴重和緊張。
賀昌同志將這個任務分配給袁血卒，也有關懷他的意思，因為他愛人在劇團工作。
中央蘇區的局勢十分嚴重，但一般蘇區的幹部群眾並不知曉，因為「內幕」一直被掩飾著。「勝利的號炮」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圍前夕，不明真相的人們還在爭論這個問題。
陳丕顯回憶道：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著走著，忽然聽到贛南軍區政治部的宣傳鼓動員唐大炮的聲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戰士們說話：「現在正是國民黨政府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最後一次決戰，等紅軍主力大捷，我們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搗蔣介石的老窩！」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話，他一轉身發現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緒顯得更加活躍。
戰士們紛紛圍攏前來，問這問那。有個戰士問：「敵人到底有多少？我們能不能趕走他們？」
唐大炮一聽這話就開炮了：「你這個腦袋我看要檢查檢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敵人千軍萬馬，只怕自己腦袋有問題。」
我開完會回到贛南軍區司令部，迎面碰到軍區司令員蔡會文。蔡會文同志對我說，中央分局昨天晚上開了緊急會議，反覆討論了中央指示，陳毅同志說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圍，衝殺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項英同志已接受了陳毅同志的意見。
最後，蔡會文同志對我望了一望，像徵求我的意見似地說：「你跟我一路走，你高興嗎？」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連說：「好極了，好極了。」
蔡會文，湖南攸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隨部隊上井岡山。曾任工農紅軍第四軍連黨代表、支隊政委。1930年後任紅軍第一軍團第三軍政委，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湘贛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粵贛軍區、贛南軍區司令員等職。曾榮獲中革軍委頒布的二等紅星獎章。
項英、陳毅等對集中在西江、寬田、井塘村的紅軍部隊和中央分局、中央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及贛南省委機關直屬隊作出了九路突圍的計畫：
（1）以獨立第七團隨李才蓮同志由會昌穿插封鎖線至汀瑞線邊轉至閩贛軍區，進行游擊戰，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領導和恢複該地一帶的游擊戰。
（2）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隨陳潭秋同志到閩西與張鼎丞部會合，在閩粵邊堅持游擊戰；
（3）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由汪金祥率領到尋南和平武一帶進行游擊戰；
（4）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由李天柱、孫發力指揮，依靠尋南原有的游擊區向東江發展；
（5）以二十四師之二個連向雲南挺進游擊建立游擊區，並與信南遊擊區打成一片；
（6）以二十四師之七十一團（約九個連）由龔楚、石友生領導由安南經油山轉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師，並在該地發展游擊區；
（7）派獨立三團由徐鴻、張凱兩同志指揮並派在湘贛和湘鄂贛工作的同志，過信河到湘贛傳達指示，留在該地領導遊擊戰。
（8）留獨立六團在贛南由贛南軍區蔡會文及阮嘯仙、劉伯堅同志領導指揮堅持游擊戰；
（9）中央軍區司令部直接統帥二十四師七十團，周建屏、楊英兼團長、政委，在蘇區穿插游擊並與各蘇區取得聯繫和指導工作。中央分局項英、陳毅、賀昌隨七十團行動。
大突圍就要開始了，人們即將離開中央分局，告別井塘村，各奔東西。
瞿秋白向項英提出，讓工農劇社三個劇團作最後一次會演。項英同意了。
2月7日晚，下著涼雨，天氣特別寒冷，但井塘村卻火把通明，熱鬧非凡。人們似乎忘記了數萬敵軍壓境的嚴峻形勢。
項英、陳毅、賀昌等中央分局和軍區的領導都冒著大雨與大家露天觀看這最後一次演出。
演出的節目有《王大嫂》、《犧牲》等，編劇是蘇區著名的戲劇家石聯星。
晚會由瞿秋白親自主持，他講了話，並給優勝單位頒發了獎品。
兩天後，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張亮等一同離開井塘村，在一個排的護送下，向閩西長汀轉移。然而，這一去竟不能生還。
韓進，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編委，長時間與瞿秋白共事，在瞿秋白的領導下工作。數十年後，他依然深切地懷念瞿秋白同志。韓進在回憶錄中滿含深情地寫道：主力紅軍長征時，五個編委中，任質斌和徐明正兩同志隨主力走了，謝然之後來叛變了，編委實際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報紙的工作由我們兩人負責，當時也沒擴大編製，也不允許擴大編製，增加人員。
記得我還寫了一首歌詞，題目叫《游擊隊進行曲》，歌詞分三段，每段四句：我現在記得第一段是這樣寫：我們不許一枝梭標不見血，我們不許一顆子彈不中敵，我們是工人農民的游擊隊，高舉自己的蘇維埃旗幟！
這首歌詞在報上登出後，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說：「這個很好嘛！譜一支曲子讓工農劇社的演員們去唱吧！」
我說：「我不會作曲，叫誰去譜呢？」
「讓崔音波同志給譜吧！」瞿秋白同志說。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個套間，他住裡間，我住外間，我們之間相處很好，無話不談。當時他也受「左」傾領導者的壓制，但他始終沒有講過一句對中央、對黨不滿的話。瞿秋白同志確實是個很好的同志。
2月10日，項英、陳毅、賀昌率紅二十四師七十團和中央分局、中共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直屬隊，離開井塘村，經會昌白鵝轉移到於都南部禾豐地區。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圍計畫，2月中下旬，各路部隊分途突圍。
2月21日，項英向朱德、周恩來、洛甫報告了中央軍區各部突圍的近況，請中央給予指示。
23日，中央致電項英，給予指示，並要求「不應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除項英、陳潭秋、賀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隊內負責工作。陳毅可獨立領導一個獨立團。」
但項英還是決定陳毅和自己、賀昌一起走，陳潭秋去閩西張鼎丞處指導工作。
突圍，為時已晚。各部一出動，即遭堵截。
北部陳誠部隊近十萬人由北而南壓過來，南部陳濟棠部隊六萬人嚴加堵截，在於都南部狹小地區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直屬隊已不能久留。
陳毅回憶此時情景時充滿悲憤：四個月時間浪費了，弄得軍心渙散，軍隊瓦解，沒有戰鬥意志了。亡國了嘛！人家萬里長徵到少數民族區域，到了死亡邊緣，幾乎滅亡；我們這裡也差不多到了滅亡的邊緣。這麼大的國家亡了。經歷了亡國的慘痛。中國這麼大，卻沒有地方去了，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四面是敵人，到處是槍聲。
這裡喊捉，那裡喊殺。咳，老頭子、小孩子、婦女，滿坑滿谷，滿村遍野地跑，沒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認識我，問我怎麼辦？說紅軍不該走，紅軍不走不會是這個樣子。他們不知道紅軍不走也不行。動員他們回家，他們不回，跟著隊伍走，越這樣，越影響隊伍。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