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鄧小平從上海抵達中央蘇區中心瑞金。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瑞金縣委書記。
1932年5月，鄧小平又被調任中共會昌縣委書記。兩個月後，又任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
然而，好景不長，半年後，橫禍飛來，鄧小平被打倒了。他的「錯誤」，是「執行毛澤東的退卻主義」，是一條「江西羅明路線」。
當時，羅明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他在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看到了中央宣傳部長洛甫的一篇檄文《羅明路線在江西》。文章不但批羅明，而且還把鬥爭矛頭指向了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和李富春力首的江西省委。
羅明大惑不解。他找到洛甫問：「我根本就沒到過江西，怎麼說羅明路線在江西？我的『流毒』從福建跑到了江西了？」
洛甫回答很乾脆：「江西省委的錯誤，鄧毛謝古的錯誤，與你的錯誤一樣，都是搞退卻逃跑，和中央唱反調，所以叫江西的羅明路線，也要痛加批判。」
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江西羅明路線」之「四大金剛」。
毛澤覃，毛澤東的胞弟。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八一起義，在井岡山任紅四軍三十一團營黨代表。後任中共東固區委書記，贛西南特委委員，紅六軍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員，中共永（豐）吉（安）泰（和）特委書記等職。
謝唯俊，湖南耒陽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毛澤東參加過井岡山鬥爭，任紅四軍二十八團連黨代表、紅四軍一縱隊政治部主任、總前委秘書等職。1932年8月任江西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五師師長。
古柏，江西尋烏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廣州起義，1929年10月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1930年5月，協助毛澤東作著名的尋烏調查，後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有毛澤東第一任秘書之譽。1931年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省蘇維埃政府委員。
「四大金剛」，鄧小平為首。臨時中央拿他開刀的借口是所謂尋烏事件。
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廣東軍閥向蘇區南部緊逼。會昌中心縣委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領導三縣群眾堅壁清野，以靈活的游擊戰術粉碎敵人的進攻。但是，「左」傾冒險主義者片面地強調擴大中央紅軍，把會、尋、安的地方武裝編入正規紅軍。同時又命令守在蘇區南部前線的紅軍獨立師離開會昌和筠門嶺，開往北線。1932年12月，粵軍大舉進攻，敵我力量懸殊，尋烏城失守。
臨時中央負責人抓住這個「尋烏事件」，誣陷會昌中心縣委「在敵人面前驚慌失措，準備退卻逃跑」，執行的是「單純防禦路線」。
從這裡開始，拉開了會、尋、安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序幕。
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不是偶然的，它是江西蘇區黨內堅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人，同「左」傾教條主義者長期鬥爭的總爆發。
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台，鄧小平對其路線持保留態度，結果被指責為「散布對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的不信任，實際上就是在反對共產國際和四中全會」。
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毛澤東受到排擠打擊，毛澤東的路線被斥為「富農路線」、「狹隘經驗論」，並譏笑「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卻對那些身居大城市「洋房子」、不深入實際、專門給各地找岔子的教條主義者的無理指責，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駁斥說：「大城市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主義。」結果，他們被指責為「拿『洋房子先生』的口號反對中央局的領導，拿『找岔子』的口號，反對中央對工作的批評。」
後來，鄧、毛、謝、古又在一系列問題上，對王明路線進行了抵制和鬥爭。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他們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提出的「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左」的口號，認為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向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蘇維埃是沒有可能的」，主張「向敵人弱的地方發展」，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紅軍作戰原則問題上，反對王明冒險主義所鼓吹的「正規戰」、「陣地戰」，繼續堅持游擊戰、運動戰、「誘敵深入」等戰略戰術原則，因而被誣為「實行退卻逃跑」、「純粹防禦路線」。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反對對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土地政策，主張按「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等原則解決土地問題。因而，他們負責的地區，被「左」傾領導者指責為「土地問題沒有徹底解決」，「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在擴大紅軍、推銷公債和征糧等實際工作中，反對脫離實際、指標過高、強迫命令等錯誤做法，主張體恤民情民力，減輕群眾負擔，因而被「左」傾教條主義誣為「對擴大紅軍怠工」，「借口蘇區群眾負擔太重，來反對推銷公債，並主張主力紅軍要把打土豪籌款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
鄧、毛、謝、古等人對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堅持和對王明「左」傾錯誤的有力抵制，是臨時中央在江西蘇區全面貫徹「左」傾錯誤的障礙，因而他們無疑要被當作反「江西羅明路線」的主要打擊目標。
1933年2月20日，即中央作出「反羅明路線」決議五天後，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刊載了中央組織部部長任弼時的長篇論文《什麼是進攻路線》。
文中點名批判鄧小平領導的會尋安中心縣委犯了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毛澤覃領導的永吉泰與會尋安長期陷在純粹防禦的泥坑中，提出要「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動搖，反對機會主義逃跑和純粹防禦路線，反對對於這些路線的調和」。
2月28日，根據中央局指示精神，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對自己的部下，進行了不上綱不上線、低調的批評。博古對此很不滿意，認為江西省委給屬下定的調子太低，沒有直接指出純粹防禦路線就是羅明路線，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並對省委進行了嚴厲批評，表示極不滿意和極不信任。
3月下旬，蘇區中央局沒有同江西省委打招呼，撇開省委和李富春，直接跑到鄧小平所在的會昌，召開會、尋、安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洛甫剛從福建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回來，便馬不停蹄再赴會昌。臨行時，還拉上了剛進蘇區的羅邁（李維漢）。
鄧小平不在縣委，還在鄉下布置工作。洛甫向縣委負責人說：「整天忙於事務，能不犯路線錯誤？快把鄧小平找回來。」
鄧小平連夜趕回縣委。在路上，他問縣委負責人：「洛甫來幹什麼？」
「說是開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中央直接部署的，要批判什麼『會尋安羅明路線』」。
鄧小平忐忑不安，他見省委書記李富春也來了，便想探個究竟。鄧小平與李富春是留法勤工儉學的老同學，私交甚深。鄧稱李夫人蔡暢為蔡大姐，稱李為李大哥。這位李大哥，在中央批評會尋安逐步升級，調子越來越高之時，為了保護鄧小平，決定調他到省委任宣傳部長，並於3月初派他代表省委處理宜黃、樂安工作中的一些問題。
今天，這位厚道的兄長，卻對鄧小平的詢問難以答覆：「我以普通黨員身份參加會議，準備聽取批評意見……」
羅邁主持會議，洛甫作報告。洛甫的開場白便點了鄧小平的名。他說：「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執行了純粹的防禦路線。這一路線在敵人的大舉進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觀失望，對群眾與黨員同志的力量沒有絲毫信心，以致一聞敵人進攻蘇區的消息，立刻張惶失措，退卻逃跑。這一路線，顯而易見，同黨的進攻路線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這是在會、尋、安的羅明路線。」
與會者大多是農民黨員，文化程度不高，見識也不廣，只會做具體工作。
聽中央領導談什麼路線呀，什麼羅明路線呀，還有什麼會尋安羅明路線呀，稀里糊塗，議論著：「我們搞得不錯嘛，怎麼還批鄧書記，還鬥爭呀！」
洛甫繼續說：「由於鄧小平同志的錯誤，三縣黨的工作遭受了重大損失。黨中央決定，要在中央局直接領導下，開展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鬥爭。這個鬥爭要深入下去，一直深入到各個支部。」
洛甫把目光轉向坐在會場角落裡的李富春。「省委2月28日的指示信是錯誤的，是對純粹防禦路線的調和，根本沒有指出鄧小平同志純粹防禦路線就是羅明路線。因此，反純粹防禦路線的鬥爭不深入，省委也應負很大一部分責任。」
洛甫作報告，作總結，說了一大通。在中央局的精心策划下，會議對鄧小平進行了蠻橫的指責和無情的批判。
會議通過了《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並決定立刻改組會、尋、安中心縣委和三縣縣委常委，召開三縣各級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