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初。贛南寧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個祠堂。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正在舉行。
從清晨到黃昏，會議開了十多個小時，幾乎談論的每一個問題，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爭論的雙方，一邊是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成員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另一邊是蘇區中央局在前線的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
毛澤東獨自坐在一邊，一個勁兒地吸煙，臉色異常陰沉。會上，後方中央局成員都集中火力向他攻擊。
任弼時、顧作霖、項英和鄧發，四個人坐在一塊。他們握著「尚方寶劍」，以中央進攻路線的代表自居。
夾在中間的周恩來、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評受譴責的對象。他們很多問題與毛澤東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澤東，但又不能公然違抗中央路線，處於兩難境地。
毛澤東是第二次遭到蘇區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責難和攻擊了。眼前這種唇槍舌劍、陣壘分明的架勢，這種一陣濃似一陣的火藥味，使毛澤東聯想到一年前贛南會議的那一幕，竟是那麼相似。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又稱贛南會議）開始了對毛澤東的全面否定。
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博古上台後，為推行其「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對各級領導實行「改造」，向全國各地都派出了他們的「欽差大臣」。1931年4月初，臨時中央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來中央蘇區，即所謂「四中全會代表團」，簡稱中央代表團。
中央代表團剛進蘇區，還是能與蘇區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和平共處」的。正如後來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所說的：「四中全會後，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代表團有三個人，任弼時同志、王稼祥同志、顧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圍剿』結束後，他們就來了。王稼祥同志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戰鬥。在當時，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蘿蔔』的主張就不會那樣順利。
「所謂『削蘿蔔』，就是主張不打，開步走，走到什麼地方碰到一個『小蘿蔔』，就削它一下。那時，我們主張跟敵人打，鑽到敵人中間去，專找敵人的弱點，打擊敵人。主張『削蘿蔔』的人反對我們，說我們的辦法是『鑽牛角』。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們，贊助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得以接替項英擔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的行為與中央路線的距離越來越遠，開始與中央代表團發生矛盾衝突。臨時中央和中央代表團對毛澤東開始失去信任。毛澤東本人也有察覺。4月，毛澤東提議增加蘇區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未置可否。7月，毛澤東再電臨時中央，請求增加蘇區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未複電。1931年10月11日，毛澤東第三次致電中央，提議：「彭德懷、林彪（第四軍軍長）、周以栗（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主席）、陳毅（贛南特委書記）為中央局委員，請批准。」臨時中央仍未批複。毛澤東所推薦的這五個人，都是毛澤東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但是，中央對這一提議，遲遲不作批複，其實是不想在蘇區中央局加強毛澤東的勢力。
1931年9月1日，中央曾對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發出指示信，根據王明反「右」傾的綱領，指責中央蘇區犯了「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最嚴重的錯誤」，這一指示，雖也肯定了中央蘇區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問題，政權問題，根據地與紅軍、工人運動和黨內鬥爭等一系列問題上，全盤否定了毛澤東、朱德直接領導的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的偉大功績。於是乎，中央代表團在贛南會議上，開始第一次向毛澤東發難。
當時，會議完全被持有「尚方寶劍」的中央代表團把持，通過了與中央指示精神一致的《政治決議案》等五個決議案，全面否定毛澤東的路線。
顧作霖首先站出來，攻擊毛澤東是「絲毫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的「庸俗的保守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這位年僅24歲的青年，實際工作經驗不多，但利用馬列主義隻言片語扣帽子的本事卻頗大。
王稼祥指責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一條「富農路線」。「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陣線。
任弼時說，毛澤東的作戰原則是「狹隘的經驗論」，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出，要教練紅軍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的技能，要堅決反對落後的阻礙紅軍技術進步的「狹隘經驗論」。
任弼時的一番指責，讓毛澤東百思不得其解。任是經歷過長期革命考驗的年輕的「老資格」，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領袖人物之一，也可以說是中央代表團的核心人物。初來乍到，任弼時很積極地贊助過毛澤東，但此時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完全站在與毛澤東對立的立場上去了。會不會打仗，任弼時自己心裡有數，毛澤東心裡也明白。為什麼一個不懂軍事的人，卻對指揮數萬紅軍連續粉碎蔣介石三次「圍剿」的毛澤東的軍事原則大加否定呢？
這一點，在1941年9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風會上，任弼時作出了解釋。
當時任中央政治局秘書的胡喬木回憶說：「弼時同志在9月12白的發言中，檢討了到中央蘇區後毫無軍事知識，卻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見的事。他說，在贛南會議上，毛主席反對本本主義，即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們當時把毛主席的思想當作狹隘經驗論加以反對是錯誤的。弼時同志檢討說，從黨的二十年的歷史看，作為主觀主義的思想統治，其中有些是經驗的主觀主義。做過許多實際工作的狹隘經驗者，便是狹隘經驗的主觀主義。」
總而言之，贛南會議指責毛澤東的路線是「極其嚴重的機會主義」，強調蘇區黨要集中人力反「右」傾。這次會議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項英和任弼時等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
贛南會議，標誌著打擊、排擠毛澤東揭開了序幕。首任紅一方面軍代理參謀長，前三次反「圍剿」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郭化若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四中全會後，王明統治了黨中央，派任弼時等同志來江西，對項英同志進行打擊。於是，項英就被王明路線俘虜了。蘇區中央局形式上是項英同志掌權，實際上權力掌握在任弼時同志手裡，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顧作霖同志打先鋒。毛澤東同志曾對任弼時同志說過一句幽默的話：任弼時同志說我是『狹隘經驗論』，我到延安後就發奮讀書了。」
贛南會議後，毛澤東雖被封了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頭銜，但已不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最關鍵的領導崗位上。毛澤東「病了」，到瑞金郊外東華山「療養」，直到第二年春紅軍打贛州吃了敗仗，才再度出山……
這次寧都會議，又扯上了贛州戰役。
緘默良久，毛澤東把煙頭用布鞋踩滅。「不管怎麼講，打贛州失利，這是事實。仗打敗了，就說明打不得，是錯誤的。我早就勸過，你們就是不聽，根本不承認嘛！」毛澤東不服氣，說話很沖。
毛澤東話音剛落，任弼時、顧作霖、項英、鄧發坐不住了，立即群起回擊。
「打贛州失利，要從主觀上找原因。正是由於思想不統一，有人竭力反對，你毛澤東同志為首，所以造成進攻不積極，組織不得力。」
「打贛州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配合中央的整體部署，雖然沒打下來，但我們擴大了政治影響，路線是正確的……」
「打贛州，依據當時情況是絕對需要的。」
打贛州問題，會議爭論最激烈。正是年初的這場浩大的城市攻堅戰，引發了寧都這場「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鬥爭」。
1932年初，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於1月9日作出了《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一方面軍改變原來不攻打大城市的觀念，積極以攻取中心城市為目標，佔領一兩個重要的中心城市。
臨時中央在作出此決議的當日，便立即給蘇區中央局發出了「急攻贛州」的命令。
蘇區中央局積極響應，在接到中央指令的第二天，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出了《關於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首先奪取的目標為什麼是贛州？
贛州城，位於江西南部，是贛南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粵贛通行要道。它三面臨水，山丘環抱，城牆高堅，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素有「鐵贛州」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執意打贛州，實際上也是為了否定毛澤東一貫不同意打贛州的主張。
半年前，周恩來還在上海。他作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就曾主張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