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階平
今年是敬愛的周總理誕生90周年。他離開我們，轉瞬已12年。
周總理為國計民生，世界大事，夜以繼日，操碎了心。真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72年之後，總理以病弱之軀，為國為民，日理萬機，竭盡辛勞。他的偉大不僅表現在如何處理風雲變幻的政治大事方面，也同樣反映在處理國內同志、外國朋友和他本人的醫療問題上。
1957年以來，我有幸和其他醫護人員一起，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進行醫療工作，在將近20年的實踐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誨，終生難忘。
總理對同志的熱情關懷，無微不至。他不但在中央領導同志、各省市領導同志的健康出現問題時親自過問，就是對普通工人患者也十分關切。卞志強同志和我曾多次被派往一些醫院看望生病的同志，了解病情發展和治療情況，向他彙報。例如，「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對治療方案仔細過問、過目，做過多次指示。即使是一位平日並不知名的傷病員，他在報上看到有關此人受傷或患病的報道，也總是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找我們詢問情況，給予指示。例如：1969年北京市禮花廠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藥爆炸時，為搶救國家財產去拉電閘，以致周身三度燒傷面積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在報端披露後，總理立刻派我們去了解治療情況，並指示成立醫療領導小組。
總理對我說，我們兩人來抓這個點。我感到總理在高抬我，幫助我在業務上提高認識。當王世芬的休克關、感染關都已度過時，總理告誡說：你們千萬不要以為嚴重問題已經過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輕心。總理指出要注意不同時期主要的矛盾轉化問題。諸如，怎樣控制來訪的眾多記者，考慮卧床日久並發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營養不良，結疤後妨礙出汗等等具體問題，都想到了。後來的事實證明，總理的預見十分正確。總理觀察力敏銳，考慮問題周密，掌握的科學知識淵博，不僅是表現在醫學方面。
總理對人特別關心，他對所接觸的同志，對戰友，對戰友的遺孤，無不關心。他每逢去醫院探望患病同志時，總要詢問還有哪些同志也在那裡住院治療，並去看望。
記得有一次他在某醫院發現電梯開動時噪音很大，就立即要求趕快維修電梯，而且自己下樓時就不再乘電梯，以免影響病人休息。當他聽到病房附近有犬吠聲，知道是實驗用犬，就指示把犬合遷到離病房遠一些的地方。
總理對待病人是如此的細心體貼。他若聽說或從報刊上看到對某些病症有了新葯、新的治療方法時，總是主動向我們詢問這種藥物這種治療方法，對某某同志是否適用。總理從不滿足於「不適用」這種籠統的答覆，必須講清楚為什麼「不適用」。對於某些複雜的疑難病症，如有國外專家來華訪問時，他就讓我們利用一切機會，多方了解有無新的治療方法。他經常對我們說：醫生最需要辯證法，醫生也最容易懂得辯證法，要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醫生應該把實際情況告訴病人，發揮兩個積極性，醫生和病人一起同疾病作鬥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危時，總理去探望，發現沒有給她輸液。
總理立即查問為什麼不輸液。醫護人員說：病人不肯接受輸液。總理聽後很不滿意，嚴肅批評醫務人員：不能把責任推給病人，這是你們工作不到家。他親自向斯特朗說明輸液的必要性，一直看著病人輸上液才放心離去。總理不論走到哪個醫院，總會發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諸如衛生沒搞好、不夠安靜、暖氣不熱、伙食需要改善等等。
總理對醫護人員非常關心愛護，從各個方面給予支持，同時又嚴格要求。總理對工作的認真精神是無與倫比的。他的工作如此繁重，還經常放棄休息，抽出一兩個小時聽我們彙報有關同志的醫療情況。時間往往安排到深夜11點、12點。他目光炯炯，邊聽邊想。我切身的感受是即使對於純業務問題，我們要比一個實習醫師向教授彙報時，還更準備得仔細，考慮得周全。我們除了帶上病歷、化驗結果、X線照片之外，總還得帶上看片燈箱、圖譜，甚至模型、顯微鏡和顯微鏡片等有關材料。因為總理不僅要聽對診斷、治療的結論性意見，還會提出一系列問題。不把所作結論的根據闡述清楚，治療方案是不會被批准的。
總理對我們醫療彙報的指示，給我們很深刻的教育。他往往在每一份彙報上，用紅筆對每一個標點符號都重新標點一遍，若有用錯的符號就加以改正。假如我們在報告上僅寫某日體溫多少度，總理就會用紅筆在數字之後，加上括弧，註明前一天的體溫是多少度。他的細緻與記憶力使我們既驚訝又欽佩。以後我們也就懂得一定要加註前一天的體溫數字，以便對比是上升還是下降。
當我們解釋醫療問題時，總理常把我們過去所做的解釋拿來比較，並提出疑問：你們說某種抗菌素好，現在為何不用？關於新葯，總理提出的問題更為細緻。他有時手持藥品的仿單，問我們那種葯有什麼副作用，你們有什麼實踐經驗？在自己身上試過沒有？等等。
根據我自己多年來的經驗，向總理彙報工作時，總是要被問住的。我們只能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決不可敷衍搪塞。在目光敏銳的總理面前，任何人都無法搪塞過去。記得有一次我被派往國外了解那裡醫療上的問題，限定24小時內返回國內彙報。由於時間緊迫，我事先做了充分準備，考慮在自己到達之後，同在那裡的醫療組同志商量，由有關同志分別準備資料，我自己看什麼，了解什麼。回來向總理彙報時，進行得很順利。當說到病人患肺炎問題時，我說：有炎症，病變嚴重，可是X線片拍得不好。總理卻意外地問我是用什麼樣的X線機照的。我說是放在床旁 X線機照的。總理又問：是哪國機器？什麼牌子？你看到機器沒有？我一下子被問住了，我確實不知道，也不曾想到這個問題，只好老老實實承認未看到機器，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當時總理並沒有責備我，後來才明白總理提出這個問題是很有針對性的。他考慮派我們的技術員前去協助，所以要了解是什麼樣的機器，產品廠家，以便選派熟悉這種類型機器的技術員前去。
60年代以來，總理多次派遣我們出國，為外國元首進行診治，要求我們隨時彙報情況。他在我們出發之前所做的指示，有原則，又有具體要求。他告訴我們所要去的國家有什麼特點，歷史上與我們是什麼關係，讓我們掌握方針、政策，應注意什麼問題等。當我們遇到難以應付的局面向總理彙報時，他的指示總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令人折服。
總理分析問題，無論有關醫療上的，還是政治性的，對我都是深刻的教育。他從全面到局部，從理論到實踐，層層剝筍，使我們茅塞頓開，從不自覺到比較自覺地把辯證法運用到臨床思維上去。他的言教身教，使我終生受益。他的科學態度與忘我精神，也突出地表現在如何對待本身的醫療問題上。
我從60年代起，就參加了對總理的醫療保健工作。總理的態度非常鮮明，一是相信科學，信任醫生，倡導中西醫結合治療；二是妥善安排治療時間，不能影響他的工作；三是嚴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據我所知，1955年4月，總理出席萬隆會議之前，他抓緊時間做了切除闌尾手術，未等完全康復就飛往印尼。有一次入院進行診治，是剛從慶祝三八婦女節的盛大宴會出來；還有一次是剛接見過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記得1964年總理需要住院動小手術，有一條件很好的醫院已經為他做好準備工作，他不去，改住北京醫院，而且堅決不住三樓高幹病房，要住二樓。還有一次，總理正在輸血，毛主席要接見外賓，通知總理出席，他也不說自己正在輸血，讓我們立刻拔掉管子，急忙穿好衣服就去了。這就是鞠躬盡瘁的周總理的一貫作風。
總理患癌症是1972年檢查出來的，發現得比較早。確診之後，毛主席批示，成立中央領導小組，負責領導醫療組的工作，成員中包括鄧穎超大姐。對總理的病症，如何檢查，如何治療，做不做手術，為什麼要做，手術如何進行等等一系列問題，每一次醫療組都反覆討論，取得總理同意後再寫詳細的報告。診治方案要在毛主席批准後，總理才同意進行。總理多次強調，我配合你們的醫療工作；你們也要配合我，不影響我的工作。總理的態度是非常冷靜而客觀的。他要看圖譜，手術如何進行，層次和過程都得講清楚。他還要在顯微鏡下觀察切片，了解什麼是正常細胞，什麼是癌變細胞。
為總理診治癌症的過程是極其複雜的，因為病情的發展複雜，幾種癌症先後並發。每次會診都集中了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大家開誠布公地充分討論。目的只有一個，要把敬愛的總理的病治好。雖然當時是在十年動亂之中，但我們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進的治療方法，最好的藥品用在總理身上。在治療的過程中，每個步驟，每個細節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