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煤
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90周年，我作為一個電影戰線上退役的老兵，緬懷恩來同志對電影事業無微不至地關懷，不能不感慨萬千！
現在僅就我個人接觸到的兩件往事，說明一下周總理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在日理萬機的百忙之中，卻滿懷熱情地了解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真摯的支持與鼓勵，對電影事業的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有文字記載的周總理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的談話，是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部分全國人大、政協委員和北京市部分文藝工作者談的十個問題。
可是，使得總理最早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的，我認為還是先從電影界引起的。在「大躍進」中，電影界出現的情況比較嚴重。1958年3月文化部召開電影躍進會，就在當時文化部提出「放衛星」的口號下打擂台，各製片廠紛紛提出躍進計畫，增加數量。提出來「人人放衛星」、「部部工農兵，片片滿堂紅」，要兩三個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廠產量成倍增長，攝製組每天用電話向廠里報告攝製進度。5月創作思想躍進會之後，又提出向國慶獻禮片拍攝的任務，的確搞得十分緊張。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周總理因患病住院進行治療，要卧床24小時，他卻利用這天上午的時間通知電影界來開會的幾位同志去醫院談話，記得有陳鯉庭、沈浮、鄭君里、趙丹、張瑞芳和我幾位同志參加。
周總理說他一個時期以來，想到一些問題要找我們談談，說著從枕頭底下掏出一張便條來。這時候，君里高興地笑道：「我們真希望聽聽總理的指示哩。」
總理卻不高興了，說我不是叫你們聽什麼「領導指示」的，你們是我過去在重慶認識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後才認識的，今天是我找你們談談心的，要是講什麼「領導指示」，那我就不講了。於是君里又象孩子般央求總理講，總理這才講了十二點意見。
這次講話和後來5月3日在紫光閣講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結合電影方面具體情況舉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我現在也記不清楚，我怎麼還保存了一份張瑞芳同志當時的筆記抄錄材料，現在我根據瑞芳同志的記錄和我的回憶，把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回述一下。
周總理開始講到，他通過幾次會議，發現我們工作中有一個問題，總是兩條腿走不好。他認為兩條腿走路這是個規律性的問題，而毛主席運用辯證方法來觀察、處理問題是非常熟練的。
周總理指出：「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學會兩條腿走路，都要設想一下對立面，否則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藝術問題上，是精神產物，有一個指頭的錯誤就容易引起意見。一張畫有幾筆畫壞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幾分之一的敗筆就會看不下去。……藝術創作是為大多數人看的，就更要照顧到廣大群眾。」
周總理還強調了對藝術上的要求，講了幾個方面應注意的情況：
一、「藝術創作萬一失敗了，也是成功之母」。藝術上不可能每一次都獲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寫詩的。舉例說，毛主席寫了許多詩，發表的並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詩也沒有留下許多。因此，藝術創作不能因為一次失敗就喪失信心，這樣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創作了。電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對藝術創作的要求，要細緻，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認為有人有潔癖，不搞好不拿出來，實際這樣反搞不好，還是要得到大家的幫助。
三、領導要與群眾相結合。「不能說領導都對，而往往是群眾的智慧超過領導。領導的本事是善於集中。想自己一鳴驚人是不行的。」這時他特別指出我寫的《堅決拔掉銀幕上的白旗》那篇錯誤的文章，「就是沒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還說，電影廠領導可以開各級幹部會議，有牢騷的也可以吸收，「多聽意見就會集中大家的智慧。因為群眾的特長，是從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見。領導要善於集中，並且學會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領導。人云亦云也不行。」周總理指出，兩條腿走路要有主導的方面，就是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從領導和群眾關係來講，領導是主導方面。對藝術創作要求細緻又不要求全，細緻是主導方面。導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風格，又要堅持下去，吸收、集中群眾的意見，就會更加豐富起來。
周總理在談到國慶獻禮影片的時候，反覆強調「既要鼓足千勁，又要心情舒暢，不能搞得過分緊張。過分緊張，就會疲勞，疲勞之後就會泄勁，要一張一弛。」明確指出，「藝術不能和工農業一樣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強。是粗製濫造好，還是精細一些好？……寧願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寧可上了馬下馬」。他說：「你們（指上影）獻禮影片的9部中有6部好的我就滿意。來個9部，4部不好，我寧可要6部好的。好的中間當然也有上中下。這樣膠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夠的情況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餘地，要打20％的餘地。」他還具體指出，不可能設想，「演員要她哭就能哭，捨不得花膠片。做什麼事情過頭了就變成了荒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這個扣子一定要解決，否則精神就不能舒暢。」
總理還特別囑咐我，今後4個月不要催廠里交任務了，廠里也不能天天打電話催攝製組。必要的條件要給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來也別著急。國慶獻禮片，有的到年底交出來也行。總之國慶獻禮的任務，既要力爭完成，又要留有餘地。
隨後，周總理又在談作風和工作方法時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熱情，作為藝術家，這兩方面要兼備。藝術家容易熱情洋溢，但理智還是主導方面，領導要善於和群眾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熱情。既要敢想、敢說、敢做，又要有現實的科學根據，要加以科學的分析，敢想、敢說要和敢做連得起來。電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學分析。
周總理還特別指出，「創作方面，要有獨特的風格，也要兼容並包，但獨特的風格是主導的方面。越劇近年來退步了，大概是別人批評它單調了，就把自己的風格拋棄了。話劇、電影都要有自己的特點和風格。陳鯉庭、沈浮、君里都應有自己的風格。石凌鶴把江西弋陽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說原來高腔戲這樣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話劇的色彩。」到後台才看到是石凌鶴搞的這個戲。他從重慶排《棠校之花》到現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並包又保持了獨特的風格。周總理因此指出：「從劇種到每部影片都應有不同的風格」。讓我們在工作與創作中一定要想到對立的統一，想想主導方面和對立的方面。
最後，總理還是提出，國慶獻禮片一定不要貪多，要注意質量和藝術性。他指出，拍攝影片的主導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講究藝術性。寫出來的影片是10年的總結，要符合時代的精神。前兩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說話太多，藝術性不夠。影片還是要注意色彩和動作。
此外，總理還對創作人員的政治與業務學習、勞動、保健等等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議，這與後來5月3日關於文藝工作要兩條腿走路的談話的精神是一致的，我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在今天，對照電影界現狀來看，也還是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思考的。數量與質量、政治與藝術、領導和群眾、獨特風格與兼收並包、對創作既要求細緻不粗製濫造，又不能求全……總之，這一番談話，是真正用辯證的方法論述複雜的精神生產方面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也是以科學的態度，從領導的角度，尊重藝術客觀規律，發揚藝術民主的精神，和我們進行了一次同志間的、朋友似的親切而又平等的交心和對話，使我們體會到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對電影工作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愛護，感到既親切而又嚴格。
我個人做為一個具體分工管電影故事片生產的領導人，深深感到周總理以身作則，要樹立什麼樣的領導作風，給我們作出了表率。如果說，過去十多年中我還能和藝術家們談心、交朋友，還能建立一些相互信任的友誼——當然還做得很不夠——一跟這次與總理的會見和談話，使我受到一次極為深刻的教育是有很大關係的。
可是，周總理這次談話，我向文化部黨組彙報之後，並沒有引起重視。我有一個印象，文化部黨組當時的領導人有顧慮，怕這個講話傳下去，影響「大躍進」的情緒，也就沒有向下傳達。我也沒有敢于堅持要向下傳達。而上海的同志們回去之後，也未作廣泛的傳達，只讓君里在20多位主要創作人員中講了一下就完了。這充分證明，即使是總理的講話，而且是針對當時文藝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糾正的正確意見，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無法得到貫徹執行。何況不久又開始了反右傾運動。夏衍被列為文化部「重點幫助」對象，我也不斷檢查嚴重的右傾思想。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