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遠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間，我5次上北京，為李宗仁回歸祖國做準備。
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會見。
為爭取李宗仁歸國，周總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於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蔣介石先後派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棻等兩次來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麼。我替李宗仁辦完一切手續後，他決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計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時權宜之計，最後一定要回到祖國來，可能讓我在香港起橋樑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發表《對台灣問題的建議》，事前他的思想轉變有其發展的過程，主要是下面幾種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偉大的勝利。在戰史上，美國從沒有被別的國家打敗過，可是卻敗於建國未久的新中國，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動了李宗仁，認為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二、1955年初，美國當局公布了與台灣當局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1月29日，美參議院還通過了《授權艾森豪威爾總統協防台澎地區案》。對此，李宗仁認為，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默爾而息，而必須有所主張。
三、1955年4月，周總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公開宣布，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這也給李宗仁一個很大的啟發。
李宗仁《對台灣問題的建議》發表後，引起北京的注意。因為從此時起，我在九龍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經常有進步人士登門拜訪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報》工作的一位同鄉陪同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來看我，手中拿著一份刊載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大公報》給我看，希望我對這篇報告發表一些意見。我對國內知識分子所處的境地一無所知，能夠說些什麼話呢？所以我就顧左右而言他，使訪客悵悵而歸。
三個月後，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兩位朋友又兩顧茅廬，金堯如一會面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接到北京長途電話：李濟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談，來去自由，並且保密。」還要我提出條件。我說：「我去北京，沒有什麼前提條件，但此問題大，容我考慮一天如何？」當即約定第二天下午3時在九龍太子道一家咖啡館會晤，作出答覆。
當晚，我同妻子商量後，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決心。我說，建國以來，國內先後經過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運動頻繁，海外一些知識界對大陸觸目驚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橋頭半步，但我自己卻有獨特的懷抱：第一，我對台灣所提「光復大陸」，認為是扯淡，不值一顧；第二，我對共產黨素無成見；第三、共產黨向來講話算數，此行可能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來。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濟深的策動，而是周總理決定的。黃紹竑曾對我說：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參加周總理召集的一個會議，在散會時，總理對他說：程思遠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顯，我之來京是出自總理的決定。
5月6日晚，張治中先生請我吃飯，他對我說，明天下午，政協禮堂三樓舉行酒會，招待海外歸僑，周總理為要見你，也來參加，你最好寫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給總理。翌日上午，我就寫了一份題為《從美、日、港三方面來觀察台灣問題》的報告交給張治中先生。
5月7日下午3時，我到政協禮堂參加酒會，不久，周總理來了，他對周圍的人群打了一個招呼，就徑直走到我同張治中站的地方來。文白先生正想給我介紹，總理已向我伸出手來，他握住我的手，熱情地說：「思遠先生，久違了，我們 1938年曾在武漢見過面。」
我們站著談了一會兒，總理隨即對站在周圍的劉斐、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說，你們陪陪思遠看一看北京的名勝古迹。又對我說：我們過幾天還要會面。
5月12日中午，總理在中南海宴請我。劉仲容陪我從西北門進中南海，先在李克農副部長辦公室談了一會兒，然後由李陪同到紫光閣去，在那裡受到總理熱情的接待。在座的還有李濟深、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黃紹竑、劉斐、陳銘樞、屈武、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以及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
宴會廳在紫光閣客廳後面，總理舉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會中，周總理高度評價李宗仁的對台灣問題的建議。他說：李德鄰的意見很好，只有一條我不同意，他主張台灣非軍事化，這怎麼可能呢？就是台灣回歸祖國以後，還是需要軍隊保衛嘛！總理提到白崇禧時說，白健生頗自負，其實他政治上沒有遠見，竟聽信蔣介石的話，把他騙到台灣去了！
總理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闡述人民解放軍戰略方針發展的進程。他說，在濟南解放後，我們知道人民解放軍可以攻堅了，立即發動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終於打敗蔣介石，統一了全中國。他繼續說，當1949年和談時，我曾告訴劉仲容，要他對李德鄰先生說，把廣西在安徽的46軍調到南京來，這樣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權力簽署和平協議，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軍的到來。可惜他沒有做到這一點，一錯再誤。
談到台灣問題時，總理說：我們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有過兩次合作，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到了今天，彼此處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國共兩黨仍然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爭取第三次合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總理說，從現在起，我們不派人去台灣工作，我們不在台灣內部製造分裂，我們希望台灣全部過來。台灣當局如要了解國內情況，盡可以派人來大陸考察，我們將提供一切幫助，他們不必派特務來進行破壞活動。國民黨軍政負責人員來大陸探親、訪友、觀光，我們將給以各種方便和協助，並保證他們來去自由。總理還提到請李宗仁先生回國看看。
總理在談話中著重指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賞，希望國民黨人對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總理日理萬機，這一天的接見、宴會和談話竟花了三個鐘頭。我真不勝榮幸之至。當然總理的話不光是對我個人說的，而是對海外愛國人士的一次真誠的召喚。
我回到香港，將此行經過函告李宗仁，他來信表示不快，謂此行關係重大，事前何不相商？並申明他雖提出對台建議，但其中間立場迄未有任何變化。
1959年，我回來參加建國10周年慶祝活動。接到通知說，先去東北參觀，然後回京聽候周總理接見。
9月24日，周總理在紫光閣召見，在座的僅張治中、邵力子和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副主任羅青長。
總理首先問東北之行的觀感，我說建國僅10周年，但東北重工業建設已門類齊全，初具規模，發展是迅速的。
總理說，你轉來李德鄰先生信，他自願將他收藏的歷史名畫獻給國家，這是他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政府考慮接受。
總理又說，德鄰另有信給李濟深先生（註：此信系由費彝民轉來的），表示將回國定居，我以為他回國的時機還不成熟，將來我請你到歐洲去同他談談再說。這是總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歐同李宗仁會晤。
總理接著說：「你有一個女兒，叫林黛，在亞洲影展得到兩次女主角獎。」我插口說：「1957年是《金蓮花》，1958年是《千嬌百媚》。」總理說：「這個問題是章士釗先生提出來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為應該爭取你的女兒林黛歸來。」總理還沒有說完，張治中插嘴說：「總理，你不知道，思遠已經同林黛的母親離婚了，女兒通常總是聽媽媽的話，思遠怎麼可能對林黛施加影響呢？」
總理看著張治中說：「文白先生，原來你同思遠都是三青團的，所以你幫著他呀！」說罷哈哈大笑，這個問題就沒有談下去了。
25日總理邀我乘坐他的專列同去參觀密雲水庫，同行的有廖承志、羅青長等。
這次回港以後，著手把李宗仁存在紐約的字畫運到香港來，然後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總理寄語：這些字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助他一筆赴歐的旅費，以壯行色。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潔到香港，收受了這一筆外匯。
1960年美國大選，年齡剛過40歲的約翰.肯尼迪入主白宮。美國人普遍對他寄以期望，認為這位哈佛大學出身又當過參議員的年輕總統，將對杜勒斯制訂的僵硬的對外政策，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