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叔亮
十年亂斗的第二年秋天，不記得怎麼出來一個斗批的間隙，有一天，總理召集在國內挨批鬥的大使們到國務院小禮堂開了一次小會。
總理也邀了陳老總，主要是聽取大家的意見，同時給大家做些思想工作。會上總理說起建國18年來，在外交部他和陳毅同志前後任領導，從建國到1958年是自己兼部長，1958年到1967年是陳老總兼部長。
當時陳總馬上補充：「我當部長也是在總理的領導之下嘛。」
那時在座的同志們可能還沒有人敏感地意識到，這兩位受尊敬的老領導，離開我們的時刻就要到來了。
我曾掰著手指頭算了一下，可不是，正是坐在我們面前的這兩位深受大家愛戴的領導人，在兩個9年里，率領著我們這支在剛剛建國時還是一支沒打過外交正規戰的、比較年輕的外交隊伍，從無到有地把新中國的外交事業開拓出來。只用十幾個春秋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形象在國際上光榮地矗立起來了。初期參加外交工作的同志們心中有數，這是費了多少心血、力量，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家業啊！
建國初期，黨中央對外交部首席領導人的人選是非常重視的。在開國建部伊始，中央只能請周恩來總理把外交部的重任兼任起來。
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同志從南京飛回延安後，在轉戰陝北期間，他一面協助毛主席殲擊胡宗南大軍並指揮全面解放戰爭，一面在戎馬倥傯中，充滿必勝的信心，高瞻遠矚地預見到解放戰爭的勝利即將到來，我們將面臨建國的問題。在當時，組織軍、政、工、農、商、學的機關已各有一定基礎。但在外交方面，還是個新課題，並且需要大量人才。當時，首先考慮的是把在重慶辦事處、南京梅園新村、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和其他地方做過外事工作的一批幹部列出名單來；已在晉西北中央外事組的一批幹部就先集中起來，有的進行學習；有的積累資料（當時因國際上對立面主要是美國，便開始編輯「美國手冊」）；也有的幹部到農村去參加一段土改。總之，不讓這支外事幹部、翻譯人才隊伍散掉，好為全國解放後，新中國的外事工作準備一個初步的班底。
建國後，周總理又通過中央組織部從全國各地黨、政、軍、民、學組織中抽調了可觀的一批幹部，一個初具規模的外交隊伍逐步集中起來。首先建立起部領導，黨、團組織，劃分了地區司、業務司、辦公廳和各局處，宣布並講授了中央和部領導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外事紀律，規定了工作制度、各項外交任務，講解了各種外交文書、禮儀；講授了國際知識，國際關係準則，以及如何樹立新中國外交人員應有的嶄新風貌等等。隨即又請專家講授外交業務，並組織幹部進行學習。制訂了外交部與其他外事部門之間的合作和相互間的關係，駐外代表及駐外機構組織的建立等等，也都隨之逐步開闢起來。通過實踐又形成各種內部和涉外的規章制度，於是一支全新的外事隊伍逐漸成長起來。
建國初期，雖然與我國建交的國家還不多，但是，包括人民外交的各種國際交往則逐年增多。幾乎每年都有一些國際會議，加上國與國的互相訪問，要派代表團參加。總理總是利用自己率代表團出國活動的機會，從外交部的地區司、業務司和有關部門選出一些同志隨行工作，親自帶隊練兵。
50年代初期，國家正展開工農業建設，又有土改、抗美援朝，政務繁多，加上商談建交等外事活動、交涉談判，接連不斷。
作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要統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各個方面的工作。中央各部委會、各專業部門、地方各省、市遇到重大問題也都向國務院報告、請示。作為總理兼外交部長，又要親自主持外事口的工作，每周至少要開一、兩次會研究外交部的工作。雖然助手中有幾位水平高的副部長主持日常部務，部長也還要出席部黨委會或黨委擴大會等必要的會議，討論重大問題。然後由參加會議的司長回去傳達。部長日常要接見外賓，參加會談以及宴會、招待會等對外活動。遇有涉及幾個部、委、會有關的問題，周總理多半在西華廳召集有關人員逗情況，研討對策，制定方案，取得較成熟的意見再上報中央。這種討論本身就是培養幹部，使參與討論的同志收穫極大，逐漸提高了外交業務水平。總理了解情況，徵求意見，問得相當詳細、具體。對於總理的刨根問底每個與會同志都心裡打鼓，大家給起了個名字叫「考試」。我們有時也常被召到總理辦公室去談某項具體工作。經常看到總理的辦公桌上堆著一大摞待批案卷，有時秘書揀出幾件特急件，拿到總理面前，先請總理批發。我也曾不只一次地在接待外賓的緊張日子裡，急著要彙報、請示工作。有時由於時間太緊，就被總理叫上他的汽車，在從釣魚台到人大會堂或中南海這一段僅僅十分、八分鐘的路上，邊趕路邊彙報請示了工作。對於一些重要並且時間性很強的涉外問題，常常是總理派秘書分別聯繫（幾位秘書各有分工）。
50年代後期經常和我聯繫工作的是馬列同志。有一段時間，馬列同志經常在凌晨兩點多鐘打電話給我。我拿起耳機，他總是很有禮貌地先說一句「哎呀，對不起，又把你吵起來啦！」我問他總理還沒休息？答稱：「還得一會兒哪！」然後他把總理剛剛對我們呈報的請示報告的書面批示和口頭囑咐及要求通知我。有時還向我打招呼，總理說：漢夫同志血壓高，已經是深夜，就不要驚動他了。這樣，我們就可以連夜趕辦，早晨上班前就可辦好，再請主管的章漢夫副部長過目發出。
總理要求地區司、業務司上呈的案卷要將報告繕寫清楚，並將有關來文、報告附上，重要的還要把有關檔案附呈。總理閱批文件、電報總是高度負責，十分細心。特別對重要公報、聲明、照會和其他要公開發表的文件，不僅從方針、政策上反覆考慮，就連用語分寸，用辭的審度也要一一斟酌得體，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也要改得準確。他總是用墨筆把有錯的地方清楚地加以改正，不容任何失誤，以保證文件的質量。總理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極端負責的精神，大家不僅完全信任，而且心服口服。他修改過的文稿送到中央傳閱時，毛主席、劉主席都很少再做增刪改動。遇有要對外發表的文件，外交部通常是先得到總理辦公室的通知，馬上把總理審定稿抄回，先進行翻譯、打字，以爭取時間。待中央傳閱完畢，得到通知，就可以很快形成正式文件，準備對外發出。主辦起草文稿的地區司在總理改過的文稿退回到司以後，大家照例要認真傳閱學習，以便提高水平、改進工作。這就給對外工作建立了一種嚴肅認真細緻負責的作風。大家都為總理的工作太繁重、睡眠休息太少，影響他的健康而擔心。記得有一次，薄一波副總理看到總理工作太忙太累就對我們說，應該配備幾個象我這樣的幹部給總理當秘書，以盡量減輕總理的負擔，來保證總理的健康。
偌大一個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內外革命戰爭，取得了勝利，可是我們接管下來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爛攤子，人民生活極其困苦，國家建設百廢待興，物資財力嚴重不足，各種人才，特別是科技力量極為缺乏，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包圍封鎖。台灣在美國支持下還叫嚷隨時準備「反攻大陸」。在國內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又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我們的周總理就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掌管著國家政務，組織全國人民救災渡荒，生產建設，恢複和發展經濟，鞏固政權的。他不僅要領導我們從頭創建全國的政法、財經、工農業生產、軍事、國防、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事業等等，還要在處理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承擔大量的工作，擔子實在是太重了。為了減輕具體外事活動方面的負擔，集中精力考慮方針政策問題，50年代中期，周總理向中央提出不再兼外長的請求，並得到了中央的同意。為了選擇一位最合適的同志接任外長職務，黨中央經過認真慎重地考慮和反覆遂選，最後選中了當時擔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同志。周總理對外長繼任人選是很滿意的。陳老總在繼任外長時提出，請允許他跟隨總理學習一段時間，總理同意了。
1958年2月，毛主席簽發了任命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任命書，陳總將外交工作的擔子挑起來了。在我的記憶里，一些重大的問題陳老總仍然報請總理審批。
1960年周總理出訪亞洲六國，陳毅同志作為總理的主要助手隨行。陳總常常同我們談到要好好向總理學習，特別是對外工作，總理掌握政策明確，運用策略靈活，國際知識淵博，思考問題周密，談問題總是以理服人，這都是不容易學到的。總理在訪問中，非常重視發揮陳總的作用，有些場合總理常請陳老總代表他出席講話。陳總的講話總是博得陣陣熱烈掌聲。陳總有時為了整個講話放得開，講得透，難免有說得過頭的地方。每逢遇到這種情況，總理總是笑著對我們說，不要只看到陳總講話個別地方有點過頭，要看到陳總通篇講話講得深，講得透徹，能抓住聽眾的思想感情，產生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