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平化、王效賢
「萬綠中擁出一叢櫻，淡紅嬌嫩，惹得人心醉。」這是周恩來青年時代讚美日本櫻花的詩句。1975年，他在醫院會見日本朋友池田大作和保利茂時，又深情地回憶起56年前在日本京都嵐山觀賞櫻花的情景。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櫻花時節重訪日本，再去賞櫻。
周總理說：「願望是有的，但是力不從心，恐怕很困難了。」
是啊，這位辛勤培育中日友誼之花的偉大園丁，是多麼想再踏上那美麗的國家，看看那粉蒸玉琢、如霞似火的櫻花啊！
1979年櫻花盛開時節，鄧穎超同志率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日本，實現了周總理的遺願。鄧大姐在京都嵐山為周總理詩碑剪綵時，滿懷深情地說：「絢麗的櫻花，在自然法則的作用下，萬樹千花同時開放，又豪邁地無所留戀地謝去，對青年時代的周恩來追求人生真理曾給予很大的啟示。詩碑為日本古都名勝錦上添花，也把周恩來和中日兩國人民永遠緊緊地連在一起。」
新中國成立後，中日兩國20多年沒有外交關係，民間交往也是經過曲折的道路發展起來的。
為了驅散歷史的陰雲，開闢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航道，周總理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特別是通過開展民間外交，在兩國人民中間播種友誼，他嘔心瀝血，辛勤地培育了中日人民友誼之花，結出了豐碩的成果。
周總理在建國初期就多次講，要把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區別開，戰爭的責任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戰爭帶來的災難。他多次指示從事對日本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眾多作說服解釋工作，讓全國人民了解，兩國人民友好相處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日兩國人民交往的渠道，首先從民間貿易打開了。1952年4月，在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南漢宸、副團長雷任民，遵照臨行前周總理對他們的指示，利用會議的機會，與參加會議的日本社會黨眾議員機足計、女參議員高良富和改進黨眾議員宮腰喜助進行了接觸，並邀請他們訪華。當周總理得知三位日本朋友接受邀請，即將與其他國家的朋友們一道訪華時，4月17日他親筆寫信給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陳雲和王稼祥等同志，告知已做了周密安排，由他親自領導這次接待工作。為準備回答朋友們的問題，周總理主持各有關部門參加，編寫了一份《問題與答案》的資料，最後經他修改，報毛主席批准。其中在談到對中日貿易的態度時講，我國與日本由於地理上的關係，在歷史上存在著悠久的貿易關係。但目前日本人民得不到對外貿易的自主……中國人民對此寄予同情。中日兩國人民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複正常的貿易關係，這將大大有利於兩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談到中國是否歡迎外國投資問題時講，現在中國就有外國投資，而且守法的外商都得到保護。
我們在周總理的指導下，接待了幾位日本民間貿易的先行者，並遵照周總理所深刻闡明的觀點，向日本朋友介紹了我們對中日民間貿易的態度和有關的政策，使日本朋友受到鼓舞，同時加深了對新中國的印象。雖然當時談成的第一次民間貿易協定往返金額不過各自3000萬英鎊，但是，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到中國來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兩國人民從此溝通了信息，互相傳遞了友好的意願。它就象一株經過漫漫嚴冬考驗的幼芽，衝破冰封的大地昂然挺起，向人們展現了無限的生機和希望。
1954年10月，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邀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學術文化訪華團參加了我國國慶觀禮。10月11日周總理會見了日本朋友，與他們進行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交談。周總理首先表示：「我今天非常高興，有這樣多日本朋友來參加我們的國慶。既然來了，我們很希望諸位多住一個時期，多看一些東西。我們兩個國家是近鄰，在近60年來曾有過很大隔閡，我希望中日兩國人民能夠恢複往來，兩國的關係能夠正常化起來。」周總理說：「60年來，中日關係是不好的，但這已經過去。我們應該讓它過去。過去的歷史不要再重演。」他指出，中日人民之間存在和平與友好的種子，這個友好的種子最大最生動的例子就是很多日本人在放下武器之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幫助我們趕走了美帝，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戰後他們有的在中國當了醫生、護士、教師、工程師，和中國人民一道工作，受到中國人民的信任。周總理感慨地說，諸位想想，曾經打過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後就在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這是友誼，可以說是真正的友誼，可靠的友誼。所以，方才改進黨的先生說我們是「同文同種」，我們要在這種友誼的基礎上改善中日關係是完全可能的。周總理還對日本朋友說，諸位對我們好的、落後的、中間的三方面現象都可以看，參觀以後，請提意見，請你們指教。中國要辦的事情很多。忙於國家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和平建設是我們肯定不移的方針。
周總理還就戰犯問題、日僑問題、恢複交通問題、漁業問題、貿易問題等發表了看法。最後周總理說，還有象傅作義、張治中、程潛等人，你們都可以見面，全面地談談。不要只見我一個人，我不能代表全部。講政策我是代表政府，講見解我談的還是有局限性的。我們也希望到日本去，這就要請日本朋友努力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中日兩國沒有政府關係，不能簽訂漁業協定，日本漁民到中國的近海東、黃海作業，常常發生海上摩擦，避風港口、海難救助等問題也無法解決，安全得不到保證。1955年初，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國漁業協會，同日本的日中漁業協議會舉行了兩國之間的民間漁業談判，簽訂了中日民間漁業協議，解決了雙方在東、黃海和平捕漁和合理保護漁業資源等問題。在準備談判的過程中，周總理要求中方代表調查在東、黃海捕魚的日本漁業公司有哪幾家，捕漁量多少，以此為生的人口有多少？周總理說，他們多屬中小企業，要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
周總理心裡裝著中日兩國人民，處處、事事從兩國人民的利益出發，受到廣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日本朋友的無限尊敬和信任。已故大平正芳首相說，周總理是他在世界上最尊敬的政治家。比周總理大一歲的岡崎嘉平太先生至今把周總理譽為他「人生之師」。許多日本朋友不論見沒見過周總理，談起來總是滿懷激情，眼裡閃著感激敬仰的淚花。舉世公認，中日關係從無到有，直到發展壯大成不可逆轉的洪流，是同周總理的辛勞和智慧分不開的。他象一個辛勤的園丁耕耘著兩國人民的心田。
周總理同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以他非凡的外交才能，參與制定了我國的外交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使我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舞台上，贏得了國際上的普遍尊敬和讚揚，在對日關係上更是如此。台灣問題是涉及我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也是戰後恢複和發展中日關係的主要障礙。為了突破這一障礙，周總理提出了發展中日關係的一系列原則，並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提出不同的政策，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同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鼓吹「台灣獨立」、「台灣地位未定」等等陰謀活動進行了長期不懈的鬥爭。
戰後，在日本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周總理本著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指導思想打開了中日關係的大門。從1952年高良富、帆足計、宮腰喜助等三位日本國會議員衝破封鎖訪問中國簽訂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到協助日僑回國、釋放在押的日本戰犯、開展文化、體育等各個領域的友好交流、簽訂漁業協定，中日兩國人民和雙方民間友好團體在沒有官方往來的情況下，通過民間渠道，做了許多帶有官方職能的工作。然而，這些絕不是一帆風順的。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由於要超越民間性質，解決一些諸如互設常駐貿易機構、使用密碼通信、懸掛國旗等帶有官方權力的問題，遭到當時的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撓，談了一年半才於1958年3月達成協議。然而墨跡未乾，岸信介內閣就在台灣當局的壓力下，公然出面干涉，甚至還發生了眾所周知的縱容歹徒撕毀我國旗、侮辱我民族尊嚴的「長崎國旗事件」。此事就發生在同年4月3日長崎「浜屋」百貨公司「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上。從此，不僅剛剛簽了字的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未能執行，經過兩國人民艱苦努力建立起來的民間往來也幾乎陷於中斷。
針對日本政府企圖一面同我做生意，一面在政治上敵視我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周總理及時提出了「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和「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為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確定了方針，指明了航向。根據周總理的指示，1958年6月中國漁業協會在通知日方不再延長民間漁業協定期限之際，提出了日方必須明確承認政治三原則，即：（一）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二）不參與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三）不阻撓兩國關係正常化。周總理親自向日本朋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