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希文、林連德
在周恩來總理90誕辰之際，回顧他在外貿工作上對我們的諄諄教導和親切關懷，令人難忘。
對日工作在我國涉外活動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日貿易，在50年代和60年代，又是中日關係的重要環節。在中日邦交恢複之前，周總理十分關心發展對日貿易。50年代的4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60年代的友好貿易議定書和廖承志、高碕達之助備忘錄貿易，70年代的對日貿易戰略部署，都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從方針原則的確定到具體政策措施的落實，無不傾注著周總理的心血，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著名的對日三原則。
對日三原則是周總理在1960年8月27日會見日中貿易促進會負責人鈴木一雄時提出的。主要內容是：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政治三原則是針對當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要求日本政府：一、不要敵視中國；二、不要製造「兩個中國」；三、不要阻撓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發展。貿易三原則是總結50年代中日民間貿易的生成、發展、中斷的經驗，用三句話作了高度概括，即：一、政府協定；二、民間合同；三、個別照顧。周總理把政治三原則與貿易三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強調貿易三原則要服從政治三原則，同時更加明確地提出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這樣，就打中了當時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要害，揭露了它在政治上敵視中國、在經濟上撈取實惠的本質，從而使我們明確了對日貿易工作的指導方針，也增進了日本廣大人民對我國的了解。對日三原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感召力，它不單是60年代對日貿易工作的指針，而且是發展對日關係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成為後來導致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強大動力。
為了打破「封鎖禁運」，開展民間貿易往來，逐步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早在建國初期，周總理就曾多次發表談話，來闡明我國對日方針的基本觀點。1953年9月28日，周總理在會見日本朋友——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教授時，就針對當時日美簽訂「舊金山和約」之後的中日關係問題，提出了基本方針政策。他指出：我們主張恢複中日正常關係，但日本如繼續充當美國的侵略工具，敵視我國，保持日蔣外交關係，日本就將日益成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從而阻礙中日建交。關於中日貿易問題，日本當時有一種論調，認為日本不應向中國提供技術設備，不要幫助中國工業化，因為中國工業化之後，就不再購買日本的工業品，因此還是「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為好。這種主張實際上是戰前日本搞殖民主義貿易的翻版，同時又是為「封鎖禁運」政策作辯護的。周總理批評了這種論調，他說：中日貿易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只有中國工業化了，才能徹底改變那種所謂「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的經濟關係，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無相通的貿易關係。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中國國家和人民的生產和需要就會愈加擴大，它就愈加需要發展國際間的貿易關係，而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中日貿易的發展和經濟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廣闊前途的。他希望日本擺脫美國附庸的地位，走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的道路，在中日兩國之間建立彼此尊重、互不侵犯、和平相處、平等友好、自主貿易與文化交流的睦鄰關係。
在1955年、1956年日本鳩山內閣期間，中日民間貿易和友好來往有所發展，日本興起了一個促進日中、日蘇恢複邦交的群眾運動。日蘇復交於1956年首先實現，但因「北方領土」問題，兩國一直未能簽訂和約。日中復交遇到了一個主要的障礙，就是日台關係問題。日本政府追隨美國，不願改變日蔣「和約」的關係，堅持奉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提出對華「政經分離」的政策，即政治上承認台灣，經濟上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同中國大陸做生意。與此同時，日本又出現一種論調，鼓吹「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實際上，這是分裂中國的一種陰謀。它不但遭到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連台灣的蔣介石也是不同意的。
周總理在1955年8月17日會見日本新聞界廣播界代表團時，談了五個問題：一是中美日內瓦談判情況，二是日美舊金山和約，三是日蔣「和約」，四是鳩山首相訪華，五是亞太和平公約。周總理著重指出，中國反對舊金山和約，但它並不妨礙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直至締結中日和約；任何對於中日關係正常化的真誠努力，都應該導致日蔣「和約」的廢除；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歡迎鳩山首相或者派代表訪問中國；可以考慮締結一項包括美國在內的亞洲與太乎洋集體和乎公約。
1957年2月日本換上岸信介內閣，發生了一連串敵視中國的事件，使剛剛發展起來的中日關係後退了。1957年了月25日，周總理會見日本記者，指出了岸信介首相的一些言行：他跑到台灣對蔣介石表示，「如果能收復大陸的話，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他去美國時竟說，「中共將試圖滲入整個亞洲」；他訪問印度時則說，「中國在聯合國不是會員國，而是侵略國，這一決議仍然有效，由於這個理由，我們不能承認中共」。周總理把中日兩國政府所持的態度作了對比。他說：中國表示可以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可以修改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對日條款，但岸信介首相卻說中國「試圖滲入整個亞洲」；中國希望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中日正常關係，但岸信介首相卻到台灣聲稱支持蔣介石收復大陸，他做了過去日本歷屆首相所沒做的事；我在訪問亞非各國時，同在那裡的日本官員接觸，總是表明日本要同亞非各國友好相處，但岸信介首相到印度，卻向中國的友好鄰邦進行挑撥；在中日貿易問題上，中國準備簽訂新的第四次貿易協定，同日本互設商務代表處，並且考慮簽訂長期合同，但岸信介政府卻阻撓互設商務機構，要求中國代表打手印；中國政府協助近30000日僑回國，並釋放了在押大批日本悔罪較好的戰犯，但日本政府卻提出要調查下落不明的35000名日本人，好象是中國欠了日本什麼似的。
這些擺事實、講道理的談話，對日本輿論界有很大的影響。許多日本記者對周總理所作的懇切的談話和宏偉的風格都深為感動，許多訪華的日本知名人士對周總理的見解也表示強烈共鳴。有的朋友說，過去對中日關係問題有不少模糊的觀點，聽了周總理的講話後，比較清楚了，對今後開展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有的十分欽佩周總理的為人，引以為畢生的良師益友，堅定了從事日中友好與貿易工作的信心。
當時，日本岸信介內閣追隨美國，根本無意真正改善中日關係，只在其「政經分離」的政策下，允許日本企業在「禁運」範圍內做一些貿易，企圖實現其「在政治上敵視、在經濟上撈一把」的政策。在中日互設商務機構問題上，岸信介政府一再製造障礙，先是要中方代表打手印，接著是限制人數，最後索性推翻貿易協定，公開表示中國駐日機構無權懸掛本國國旗。1958年5月在日本長崎發生了侮辱中國國旗事件，日本當局竟以「毀壞器皿」案件草率處理，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憤慨。中國政府根據人民的要求，堅持維護我國主權的立場，停止簽發對日貿易許可證。中日貿易一度陷於中斷。
為了孤立日本反動勢力，爭取廣大日本人民，在貿易中斷期間，周總理不顧公務繁忙，仍然時常會見日本朋友，每次都進行耐心的長時間的談話。1959年9月20日，周總理同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發表會談公報，強調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中日正常關係，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並且共同確認了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這個公報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對岸信介政府的「政經分離」政策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政治三原則是發展中日貿易、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周總理曾用辯證方法作了令人信服的說明。他說：這三原則是很公道的，並不是對日本政府有什麼苛求，反過來問一問就懂了。第一，中國政府並不敵視日本，願意同日本友好；第二，中國政府只承認一個日本，並不搞兩個日本，而且要談判總會以日本政府為對手；第三，總是鼓勵、支持和幫助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發展。為什麼日本政府不該這樣做呢？
周總理的談話，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反響。池田勇人首相組閣後，可能接受了這個教訓，在中日關係問題上，講話做事比較慎重一些。政治三原則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日本政府也不敢正面反對。在整個60年代，「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論調不得人心，而政治三原則成為中日交往中有口皆碑的原則，也成為中日貿易的政治基礎。
由於50年代簽訂的幾次民間貿易協定未能得到日本政府的保證，無法實施。為了促使中日關係和貿易關係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周總理提出貿易三原則，具體內容是：（一）政府協定：今後中日間的一切協定必須由雙方政府締結，要在兩國政府向著友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