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任民
1951年，我調到中央外貿部工作。由於周總理對外貿工作極為重視，親自抓，抓得很緊，使我同他的接觸多了。
我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我深深感到我國的外貿工作凝聚了他的很多心血。他對發展外貿事業的指導思想、工作作風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育。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當時處於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和不少受美國影響或控制的西方國家，同我國幾乎沒有直接貿易關係。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政策，開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周總理十分注意從貿易上尋找突破口，通過貿易，特別是對西方國家的貿易，喚起各國的輿論，調動工商界的積極性，造成「以民促官」的態勢，促使某些西方國家政府放寬貿易限制，打破「封鎖」，逐步向邦交正常化方向發展。對外貿易部和貿促會等機構在50年代開展的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活動，就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進行的。其中，打開中日民間貿易的通道，經過20多年不懈的努力，終於導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周總理曾經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1952年4月，為了促進東西方貿易，蘇聯在莫斯科舉辦了國際經濟會議。周總理向外貿部門作了部署，積极參加籌備這一次會議，認為這樣的經濟會議，對我打開西方貿易關係，打破美國對我們的封鎖禁運政策是一次很重要的機會。於是決定派遣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同志為首的大型代表團出席會議。並邀請了黨外知名人士章乃器（著名經濟學家，後來曾任糧食部部長）、李燭塵（天津工商界著名的鹽業專家，後來曾任輕工業部的部長）、吳蘊祁（上海著名實業家）、陳維稷等參加。周總理親自研究確定了代表團成員名單，並接見代表團成員，審閱修改代表團的講話稿。隨後，周總理又指派我為副團長參加會議。當時，我正在外貿部領導三反五反運動。他對我說：參加這樣的國際經濟會議，機會難得，不能放棄。在那裡，我們同外國代表團交往的面要寬一些，廣一些。他的意思是，在對外貿易上，我們不能全倒在蘇聯、東歐這個攤子上，應該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同西方國家打交道。他說道：你們小夥子去沖一衝，爭取打開我們同西方國家貿易往來的局面。如果美國人願意同你往來，你也要敢於同他往來。會議期間，我們中國代表團同四十多個國家的貿易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交換髮展貿易的意見，結識了許多朋友。根據這次會議的倡議，一些與會國家代表團回國後成立了促進東西方貿易的民間團體。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就是在1952年5月成立的，由南漢宸同志擔任主席、冀朝鼎同志任秘書長，隨後又增補我和李燭塵為副主席。
根據周總理的安排，南漢宸同志曾在會前向一些日本經濟界人士，如村田省藏、石橋湛山等人發出函電，通報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的重要意義，邀請他們與會，共商促進國際貿易大計。村田等人很想出席，但因受到美日當局阻撓，沒有成行，只是在東京舉行了座談會，表示贊成這個會議的召開和它的宗旨。當時，有三位日本國會議員在歐洲訪問，他們和國內取得聯繫並獲悉國內意圖後，便先後前往莫斯科。這三位議員是社會黨眾議員機足計、日本參議院綠風會議員高良富（女），改進黨眾議員宮腰喜助。雖然機足和宮腰到莫斯科時，會議已經閉幕，我們卻尋找機會同他們進行交談，探討打開中日民間貿易通道問題。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們邀請這三位議員和他們的秘書訪問中國。他們接受邀請，來中國訪問。高良富等人成為戰後日本第一批訪問中國的客人，並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他們這次來中國就簽訂一項民間貿易協議事進行了談判。這次談判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進行的。貿易協定於1952年6月1日簽訂，這是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立即引起日本很大的反響。高良富等人回國後在全國各地舉行訪華報告會，介紹新中國的情況，聽眾成千上萬，景象十分熱烈。日本人民由此掀起了一個持續不斷的促進日中貿易和恢複邦交的群眾性運動。日本政府不得不從1953年開始放寬對中國的「禁運」措施，並且允許日本人士訪問中國。隨著中日民間貿易的恢複和發展，周總理又部署了遣送日本僑民回國，釋放悔罪較好的日本戰犯，締結中日民間漁業協定，同日本各界人士開展友好交流活動等項工作。以廖承志同志為主的幾個同志，在周總理、陳雲、陳毅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之後，日本的貿促運動日益擴展，把許多國會議員和地方議員也動員起來了。同年9月，由日本各黨派議員組成的代表團應貿促會邀請來我國進行參觀訪問並參加我國的國慶觀禮，周總理及時抓住這個機會，再次指示貿促會同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談判締結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由於這個代表團包括了執政黨的議員，對促進中日貿易明顯地加強了「以民促官」的勢頭。周總理會見了日本和平運動領導人大山郁夫教授，就中日關係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闡明了我國的基本立場和方針政策。周總理強調指出：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有些日本人認為「中國工業化了，中日貿易就沒有前途。」必須指出，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中國工業化了，才能徹底改變過去那種所謂「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的經濟關係，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關係。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中國國家和人民的生產和需要就會愈加擴大，就愈需要發展國際間的貿易關係。而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中國和日本貿易的發展和經濟的交流，是完全有廣闊前途的。
為了表明對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的支持，周總理還請郭沫若同志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和廖承志等同志一起，同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進行了長時間座談。郭沫若同志提出，如果日本斷絕與台灣的關係，擺脫美國侵略主義的附庸國和追隨者的地位，成為和乎獨立的國家，那麼中日正常關係不但可以建立和發展，而且進一步的合作也是可以考慮的。
日內瓦會議期間，實現了中國貿易代表團首次訪問英國，把美國的封鎖禁運打開了一個口子。這對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日本影響很大。日本在野黨、工商界以及執政黨的一些有識之士，莫不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貿易問題上不可落在英國等西方國家後面，反對封鎖禁運政策的呼聲進一步高漲。這年9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等團體成立，加強了促進中日貿易運動的力量。11月，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領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開展大量的友好活動。這是新中國首次訪日的代表團，影響很大、很好。12月，鳩山一郎內閣成立，表示要同中國和蘇聯建立正常關係。日本貿促運動於是又向恢複邦交運動方向發展，成立了「日蘇、日中邦交恢複國民會議」等聯絡各界力量的組織。日本國會還通過了促進日中貿易和邀請中國貿易代表團訪日的決議。周總理密切注視日本形勢的變化，進一步部署了對日工作，其中，在貿易方面，指示我們對日簽訂具有半官方性質的貿易協定，並通過兩國相互舉辦展覽會等活動，以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
1955年1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首任會長村田省藏訪華，正式邀請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商談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周總理同村田會長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縱論國際形勢，闡明我國對日本政策，並且對村田提出的一些疑問作了說明。原來，村田在出面從事日中貿易工作時，曾取得吉田茂首相等人的諒解。吉田內閣採取不承認中國的政策，但是也需要同中國建立通話的渠道，因此曾對村田表示，日本政府不好出面同中共打交道，有關中國的問題就請村田先生承擔。村田在會見周總理時曾經直截了當提出：日本同中國來往，最擔心的是中蘇聯合起來顛覆日本政府、指揮日共鬧革命，改變日本社會制度，從而支配日本。針對日本方面的這一疑慮，周總理耐心地反覆說明革命不能輸出的道理，表明各國共產黨只能根據本國人民的意願來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中國信守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中國也從未派過一兵一卒去侵佔別國的領土，說中國要侵略日本，不僅是帝國主義者的惡意中傷，而且是一種煙幕，用來掩蓋自己的侵略。村田曾感嘆地說，他訪華的最大目的是拜會周總理，直接聽取中國的方針政策，這次達到了目的。村田對周恩來總理極為敬佩。
我當時任外貿部常務副部長兼貿促會副主席，協助葉季壯部長和南漢宸主席開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工作。由於南漢宸主席有病正在休養，根據周總理的決定，1955年3月，我以外貿部副部長和貿促會副主席的雙重身份率領中國貿易代表團訪日，總理指示我，訪問期間除了同日本民間團體和企業界進行談判外，也主動做日本官方的工作。5月在東京簽訂的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其中特別規定：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