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正英
1976年1月，我們跟隨周總理的靈車，緩緩地在長安大街上向西行進。凝望著在凜冽寒風中肅立兩側悲泣送靈的百萬群眾，我默默地想到，在中國歷史上，有誰曾受到人民如此傾心地愛戴！我們把周總理送到八寶山靈堂，大家伏在他的身前，放聲大哭，久久不忍離去。
啊，在中國歷史上，有誰曾使下屬如此深沉地留戀！
當我聽到周總理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時，我彷彿看到，祖國的山河張開雙臂，擁抱她的忠實無私的兒子，和他溶化、凝結為一體。
作為一個水利工作者，我感到特殊的榮幸。我們曾經跟隨周總理，整治祖國的江河。
今天，我們治理祖國的江河，彷彿又見到周總理的身影，感到周總理的精神，聽到周總理的召喚！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還不到兩個月，周總理接見了以當時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副部長李葆華為首的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的部分代表。我當時未曾有幸參加這次會議，但事後聽到他們不止一次地興奮描述。總理說：「戰爭尚未結束，國家正在草創。」他用「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的故事，勉勵水利工作者要為人民除害造福。總理對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黨中央的重大決策：在草創國家的藍圖中，治水將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這項決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1949年夏季，長江和淮河的堤防決口，江、浙、滬的海堤在颱風襲擊下幾乎全線崩潰，千百萬災民嗷嗷待哺，全國的糧食供應十分緊張。作為中國革命勝利後第一屆人民政府的總理，將如何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呢？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的講話《建設與團結》中，全面答覆了這個問題。他說：「在國家建設計畫中，站在科學家的崗位上，我們開始做些什麼呢？不可能百廢俱興，要先從幾件基本工作入手。」談到基本工作，他著重談了農業方面。他說：「首先是實行土改，解放生產力，然後求得發展。中國本不是缺糧的國家，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從根本上破壞了中國的農村經濟。現在進行的土改，就是要使農民從舊的生產關係桎梏中解放出來。這項工作需要兩年左右時間。配合土改，我們要著手做以下幾件工作。第一，興修水利。我們不能只求治標，一定要治本，要把幾條主要河流，如淮河、漢水、黃河、長江等修治好。」總理最後鼓勵科學家們：「從新民主主義開步走，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
周總理的分析是有科學根據的。由於中國特定的自然條件和歷史發展過程，中華民族的發展是與治水分不開的。至今，在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中，約有10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護，經常處在水災的威脅下，而這些正是我國人口最集中、工農業最發達、各大城市的所在的地區。旱災更是普遍威脅全部國土。因此，在我國歷史上，治水往往成為能否安邦定國的重大課題，大禹治水的傳說就是反映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的要求和願望。
敬愛的周總理在任的27年中，他親自領導我國的水利事業，指揮我們治水。他的足跡，遍及我國的江河。每一個時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總理親自主持審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經濟發展計畫時，他都要另外安排時間，聽取水利工作的彙報。他說：「水利計畫很複雜，要專門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樣艱難的歲月，許多重大的水利水電工程，在總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時做出正確決策。由於他的領導和支持，我們才有條件克服各種干擾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誤。現在，我國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備一定標準的防洪體系，灌溉面積從解放初的兩億多畝發展到7億畝，水力發電從解放初的16.3萬千瓦發展到2700多萬千瓦，機電排灌設備從解放初的9萬多馬力發展到8000多萬馬力。可以說，江河面貌和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改觀。人民政府確實解決了百餘年來歷屆中國政府所未能解決的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輸送的徑流量也是不均衡的，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國，由於受季候風的影響，水資源在時間和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更加顯著。旱則赤地千里，河流乾涸；澇則洪水泛濫，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爭。傳說中，鯀是主張堵水的，失敗了；其子禹改用疏導，將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1950年淮河大水之後，毛澤東同志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這是新中國第一次對一條河流提出根治。如何達到根治？在周總理主持的治淮會議上，就發生了蓄泄之爭。總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點，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作為治淮的方針。因為，單純地蓄或單純地排，都不能全面達到除害興利的要求。蓄泄兼籌的方針，準確地表達了治水的自然辯證法，結束了治水的歷史爭論。對淮河適用，對其他河流也適用，這本來是很容易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1957年以後，在「左」的思想的瀰漫下，淮河流域個別地方領導提出，為了除害興利，應當把水統統攔蓄起來，並總結為「蓄、小、群」的「三主」方針（蓄水為主、小型為主、群眾自辦為主），甚至提到兩條路線的高度，把根據蓄泄兼籌方針制定的治淮規劃，戴上「排、大、國」（排水為主、大型為主、國家舉辦為主）的帽子。這種錯誤提法，被當作治水的唯一正確方針，在全國推行。從1958到1960年執行的結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魯豫平原上，片面強調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層層堵水，造成了嚴重的澇鹼災害和地區間的水利糾紛。到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這個矛盾激烈地暴露了出來。這時，周總理責成我們一些有關負責人親自去現場查勘，聽取幹部和群眾的意見。回京向他彙報後，總理召集了有關的省委書記開會，糾正瞎指揮的錯誤。總理尖銳指出：「我問過醫生，一個人幾天不吃飯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會中毒。土地也是這樣，怎能只蓄不排呢！」接著，他把違反科學的「滿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學的澄清。在周總理的主持下，經過大量的艱苦工作，才逐步糾正了前一段時間的瞎指揮，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在這個基礎上，周總理又引導我們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我們在1965年8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條討論稿，向他彙報。當時的情況是：以蓄為主的片面性，已在實際工作中得到糾正。為了避免在治水方針的提法上引起混亂和爭論不休，我們提出一個第三個五年計畫期間水利的工作方針，建議為「大寨精神，小型為主，全面配套，加強管理」。這是為了糾正當時實際工作中重大型、輕小型，重骨幹、輕配套，重興建、輕管理，重工程、輕實效的「四重四輕」的偏向。總理肯定了這個方針，並在最後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為農業增產服務。」這個方針在1965年9月的全國水利會議上討論通過後，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大家簡稱為「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針。大家以為，今後可以一心一意地向前進，再不糾纏於「三主」方針的爭論了。
誰知在「文革」中，蓄泄之爭又重被挑了起來。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認為我們是以「三五」方針抵抗「三主」方針。一部分好心但不了解過去歷史經驗的同志，要求我們恢複「三主」方針。總理指示當時水電部軍管會的同志：「這個問題很複雜，不要展開辯論了。」以後，在1970年全國計畫會議討論的第四個五年計畫文件中，周總理將「蓄、小、群」的三主方針，改提為「小型為主、配套為主、社隊自辦為主」。這個文件報經毛主席批准後，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下去。
在治水工作中，周總理曾不止一次地引導我們，排除「左」的干擾。1958年浮誇風盛行時，有一個省的領導宣傳已解決了全省的水土流失問題，周總理帶領我們，坐直升飛機視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邊荒山禿嶺依舊，他感慨地對我們說，看水土保持，要坐飛機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大躍進」中，由於忽視質量，一座大水電站工地發生事故，總理針對當時一些地方的瞎指揮風，囑咐我說：「你是共產黨員，應當做到又紅又專，遇到這種情況，別人不敢講話，你應當講話。」1959年秋，在「反右傾、鼓幹勁」的高潮中，我們也頭腦發熱，在10月召開的全國水利會議上，曾設想提出在三年內基本解決水旱災害的口號。當我們拿著文件草稿向總理彙報時，總理哈哈大笑說：「三年內要基本解決水旱災害？太積極了一點。」經周總理再三說服，我們修改了這個口號。
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它從中上游的黃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