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昂
今年是周恩來同志誕辰90周年。周恩來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在他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動中，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無疑是他革命業績中最光輝的篇章之一。
在我們緬懷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朽功業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在1946-1948年那一段戰鬥歲月中，他為關懷和保護民主人士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當局迫於國內外形勢，不得不邀請毛澤東主席赴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1946年1月，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達成了「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使和平建國出現了一線曙光。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獨裁統治，這些協議不斷受到破壞。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為了在南京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同時為繼續團結國內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並領導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的鬥爭，1946年5月3日，周恩來同志率領中共代表團由重慶到達南京，駐在梅園新村，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南京局」。在「南京局」領導下，又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南京局」由中共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李維漢7人組成，周恩來同志任書記兼外事工作委員會書記，董老協助全面工作，外事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協助。「上海工委」則由華崗、劉少文、章漢夫、潘梓年、劉寧一、夏衍、許滌新、陳家康、喬冠華、龔澎等組成。書記是華崗，副書記為章漢夫、劉少文；胡繩、蕭賢法為候補委員，蕭兼秘書長。當時，錢之光同志在南京中共代表團任辦公廳主任，「南京局」財經委員會副書記，兼任十八集團軍駐京辦事處處長。我於1946年9月到上海接替蕭賢法的工作。
這個時期，政治中心已轉移到南京，但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很多政治要人和民主人士住在上海或往來於京滬之間。我們在上海設辦事處，更有利於開展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當時國民黨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在護設立辦事處。我們不得不花了10多根金條，頂下了思南路107號的一幢三層樓的花園洋房，對外用「周公館」的名義開展活動。不久，又在附近頂下了117號作為辦公用房。國民黨特務也隨即在附近98號（原上海婦孺醫院）設下了秘密監視據點。就是這所當時聞名中外的「周公館」，實際上就是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周恩來同志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在這裡，他同各界人士、中外記者多次接觸，闡述我黨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6年的夏季，是我國政治氣壓極度低沉的時期。國民黨反動當局在馬歇爾調處的幌子下，一方面施放和平煙幕，一方面在幾個主要戰線，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致使和平談判，陷入談談、停停、打打的膠著狀態。與此同時，他們加緊了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在六七兩個月，就接連對民主人士製造了兩起駭人聽聞的血腥事件。
6月23日，上海5萬多人為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召開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歡送人民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盛丕華、包達三、蕢廷芳、雷潔瓊、吳耀宗、張絅伯和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組成的「和平請願團」赴南京請願。當代表們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立即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圍攻毆打，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慘案發生後，周恩來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向國民黨有關方面和馬歇爾進行交涉，要他們馬上採取措施，制止暴行；並於深夜2時，親自和鄧穎超同志帶著衣服、食品到醫院慰問。周恩來握著馬敘倫的手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馬敘倫回答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了。」經過「下關慘案」，周恩來同志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將要進一步對民主人士進行殘酷迫害，當即於6月25日打電報給黨中央並轉發四川省委負責同志，提出「倘時局惡化，要設法安頓文化界的朋友」的意見，把保護進步人士的任務，提到國統區各地黨組織的面前。
7月中旬，國民黨特務又在昆明相繼暗殺了著名愛國人士、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李公朴、聞一多。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國民黨統治區。7月17日，除由中共代表團成員聯名向國民黨代表及蔣介石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辦兇手、撫恤死者家屬、取消一切特務機關、釋放一切政治犯外，當天下午，周恩來同志在梅園新村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反對內戰與政治暗殺的嚴正聲明，提出必須保證各民主黨派和一切民主人士的安全。7月18日，周恩來同志到上海，又在思南路寓所，舉行了有100多人參加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指出從滄白堂扔石子、校場口打傷人到搗毀《新華日報》，發展到暗殺李、聞，這一連串事件都是有計畫的，問題的嚴重性不下於內戰。這是打擊大後方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工業家、新聞記者及文學家。他說：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上，有許多民主人士準備逮捕、綁架和暗殺，更不用說我們共產黨人了。他大聲疾呼：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我們要伸雪，要控訴，希望記者用筆和口來控訴，制止這種卑鄙無恥的暴行。周恩來同志的有力揭露，使國民黨反動當局迫害民主人士的陰謀，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
李、聞事件後，7月25日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他是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匿居在上海友人家中的。因為勞累過度，刺激太深，突患腦溢血逝世。周恩來、鄧穎超同志聞訊趕到時陶先生已停止呼吸，但握手尚溫，當時悲痛地流了淚。當晚，恩來同志就向黨中央發出了《對進步朋友應多加關照》的電報，提出「今後對進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們必須負責保護」。他指示潘漢年、伍雲甫對進步朋友要在政治上時時關照，經濟上也要給予幫助。
關於對民主人士在經濟上給予幫助，這件事周恩來同志一直十分注意。我們在重慶時，就受命一直在做。到了南京、上海建立辦事處以後，因為物價大幅度波動，就更加註意。當時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最多時達到幾百人，機關要開支；要給地下黨提供經費；還要在經濟上幫助民主人士，因此需要籌措很多錢。周恩來同志擔心我們的經費來源，所以到南京不久，他就指示在「南京局」成立「財經委員會」，由董老擔任書記，錢之光任副書記，負責籌款。當時籌款的主要辦法，就是依靠自己做生意。這時我們掌握的公司有抗戰初期就派楊琳在香港創辦的「聯和公司」，後經改組，更名「華潤公司」；還有派蕭琳在重慶、上海開設的幾個公司；還有其他公司。這些公司經營範圍很廣。我們到京、滬後，還經常從煙台運來海參、蝦米、絲綢、名酒等產品到上海銷售。由於從事這些經營，因此在經費來源方面，就比較有保證。
從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周恩來同志對民主人士關懷備至的革命情誼。他不僅在政治上給予民主人士以堅定的支持和聲援，而且也時刻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這些細微之處，正表現了這位偉大革命家赤誠待人的坦蕩襟懷。
1946年8月，由於馬歇爾、司徒雷登拒絕重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堅持召開五人小組會議討論政府組織而又不保證停戰，致使南京談判形成僵局。9月16日晚，周恩來同志偕同章文晉、范長江等離開南京到達上海，表示暫時退出國共談判，除非同意重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他將不返回南京。他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指出美國對華政策，已使中國內戰波及全國，「中國現在遭到有史以來最大的內戰危機。」從這時起，周恩來同志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
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這一段時期，他一方面揭露美、蔣在談判中所玩弄的各種欺騙手段，堅持在維護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的條件下，爭取繼續進行和談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預見到國共談判最終必將破裂，因此，積極作了轉移、疏散的部署和準備。
為了作好撤退的準備，並把公開活動的重點逐步向香港轉移，周恩來同志要錢之光由寧赴滬，同時電召香港分局的同志到上海來接受任務。
9月底，錢之光以中共代表團特派員的名義常住上海辦事處，主要負責內部工作和財經工作。10月初，周恩來同志對錢之光說：現在局勢不好，如果幹部要走，民主人士要轉移，經費夠不夠？要多籌一些款，以備撤退的時候使用。根據他的指示，錢之光以「南京局」財經委員會的名義，把在北平軍調部的賴祖烈、南京的劉恕、香港的楊琳等都找到上海來開會商討。賴祖烈說軍調部自己有錢，撤退的經費不成問題，因此確定北方幹部撤退由北乎軍調部解決；我們主要為京滬和香港等地籌措款項，以備急需。於是決定派劉恕同志到膠東去這一批物資到上海出賣。周恩來同志表示同意，要我寫信給膠東區黨委書記林浩，由他親自簽了名。劉恕和沈其震向外國輪船公司租了一艘貨船，從上海經青島到達萊陽。因為一時貨物來不及集中，只好由膠東設法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