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之光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周恩來同志在重慶的戰鬥，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壯大，是全黨貫徹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光輝典範。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為了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賣國政策，親自飛往西安，準備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布置向紅軍進攻。當時駐在西安一帶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西北軍受到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被蔣介石拒絕。於是，張學良、楊虎城逮捕了蔣介石，爆發了西安事變。應張、楊的邀請，黨中央派周恩來同志代表我黨，同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向三方面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使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抗戰開始後，黨中央又派周恩來同志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並擔任南方局書記，領導國民黨統治區中我地下黨的工作。武漢淪陷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人民面目越來越暴露。什麼《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等反動法令接踵而來，不久，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進武漢，國民黨倉皇敗退。周恩來同志、葉劍英同志最後撤離了武漢，經過長沙等地，於12月到達重慶。重慶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鬥爭十分尖銳，情況異常複雜。周恩來同志始終堅定地貫徹執行我黨關於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和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方針，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針鋒相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當時重慶曾家岩的「周公館」，紅岩的八路軍辦事處，化龍橋虎頭岩的《新華日報》，成為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群眾注視的中心，從這裡傳出了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使人民透過瀰漫的濃霧，看到了勝利的光明前程。
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和歪曲，讓廣大群眾了解黨的主張和方針政策，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新華日報》的工作。他說：「新華日報是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一面旗幟。新華日報要充當『大後方』人民的喉舌，要敢於說出真理，也要善於說出真理。」儘管他每日的工作很忙，要出席黨內外的重要會議，要同廣大群眾接觸，要同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界、新聞界及其他各方面的人士接談，還要親自進行外事活動，但他深夜歸來，還要審閱報上的社論和重要新聞，並經常親自動手為報紙寫社論、專論等文章，不斷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宣傳我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動員國民黨統治區千百萬群眾起來鬥爭。
周恩來同志還積極開展了進步文化工作。抗戰初期，國民黨一度邀請我党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周恩來同志擔任了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同志擔任第三廳廳長。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第三廳團結了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通過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的愛國人士和進步群眾，開展了廣泛的愛國抗日文化活動，組織抗敵劇團和宣傳隊，到各地宣傳、演出，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反對國民黨的投降活動，發展進步出版事業，出版了馬列主義理論書籍，如《資本論》三大卷、《列寧選集》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還出版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以及《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整風文件。在重慶、桂林、昆明，還創辦了許多進步刊物，宣傳進步思想。在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潮。
在發展進步勢力中，周恩來同志特別注意把工作重點面向工人、青年學生和婦女群眾。他指示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人員要「勤交友、勤學習、勤調查研究」，要在工人、職員、青年中交朋友。他曾指示南方局青委主辦的《戰時青年》，既要談政治，組織青年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也要關心青年的生活。當時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青年學生即使領到一點公費，也吃不飽，穿不暖，有病無錢醫治，生活十分困難。《戰時青年》就揭露國民黨教育當局貪污中飽、迫害青年的罪行，支持青年學生的鬥爭。他還注意抓當時全國學聯、婦聯的工作，和國民黨、三青團爭奪青年一代，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黨的方面來，並不斷把進步青年輸送到敵後抗日根據地。
周恩來同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群眾中有著極高的威望。後方廣大群眾渴望一瞻他的風采，希望聆聽他的演講。1940年9月間，當時國際上德意日法西斯氣焰十分囂張，英國在敦刻爾克大潰退後，為了綏靖日本，封鎖了滇緬路。美國也在東京和華盛頓兩地同日本會談，妄圖搞對日妥協，犧牲中國的遠東的慕尼黑。加上英美財政援助減少，物資運不進來，物價飛漲。一貫依靠外國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這時更加動搖，也更露骨地反共。國際局勢究竟會出現什麼局面？團結抗戰的局面會不會破裂？抗戰能不能打下去？這些問題沉重地壓在人們的心頭，希望能得到正確的答案。這時，周恩來同志在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辦的演講會上，發表了《國際局勢和中國抗戰》的著名演說。演講的消息一傳出，就轟動了整個山城。演講地點本來預定在市區實驗劇院，參加的工人、學生、婦女、軍人、職員、公務人員很早就從四面八方趕來，樓上樓下已經擠滿了人群，由於人數太多，不得不臨時把地點改在能容納更多聽眾的張家花園的巴蜀小學操場舉行。當時人山人海。雖然演講在國民黨軍警環伺下進行，但群眾全神貫注，幾千人的會場，秩序井然。周恩來同志以高昂有力的聲調，透徹地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抗戰的前途，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持久擴大，我們既不能忽視利用國際上有利於中國抗戰的每一變化，叉不能對任何帝國主義的外援存在幻想。爭取抗戰勝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只要堅持團結，抗戰到底，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說：「我們的作戰，只是人、財、糧、彈四個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戰到底」。他指出，美國援華的款項，是中國用鎢砂換來的，要把這筆錢用到抗戰上去，而不要再加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存在美國銀行的美金存款上去。演講持續了近4個小時，他始終保持著飽滿的戰鬥精神。全篇講演貫穿著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所闡明的光輝思想，無情地揭露了國民黨腐朽無能和借抗戰營私的真實面目，充滿了民族的正氣和必勝的信念，極大地振奮了人心。聽眾不時報以雷鳴般的掌聲。這篇演說，一掃了當時的悲觀失望氣氛，使各階層群眾、各民主黨派人士，增強了抗戰到底的信心。當時在場的許多外國記者，馬上紛紛向國外發新聞，在國際上也引起強烈反應。
周恩來同志對於爭取中間勢力，也進行了大量工作。1939年，國民黨公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後，抗日黨派和進步力量在抗戰初期爭得的少許權利也一概取消。在我黨發出要求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的號召下，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國民參政會中象沈鈞儒、鄒韜奮、黃炎培等民主人士組織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和我黨共同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對於華僑和西南地方勢力，周恩來同志也進行了團結爭取的工作。華僑愛國人士陳嘉庚回國後，經周恩來同志的介紹，到延安參觀，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他根據親身體會，讚揚在國內只有延安是廉潔的。他的談話在重慶震動很大，在華僑當中影響也很大。西南地方民主人士張瀾、鮮英等，還為我們提供自己的住宅，如鮮英的「特園」，曾作為周恩來同志和各界人士會見的場所。周恩來同志在分化和爭取國民黨上層人物中，也做了大量工作，象馮玉祥這樣本來與蔣介石有尖銳矛盾的知名人物，經周恩來同志的努力爭取，成了共產黨的朋友。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以辛勤的工作，給民主黨派的鬥爭指出了方向，扶持了國民黨內部的抗日派，這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頑固勢力。
1941年1月發生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當時投降、分裂的危險空前增長。面對這一股反動逆流，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周恩來同志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領導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展開了英勇的反擊和鬥爭。
1941年1月4日，國民黨反動派背信棄義，對奉令正向長江北岸移動的我新四軍9000餘人，在安徽南部涇縣的茂林地區，進行突然包圍和襲擊。我新四軍指戰員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奮戰七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有1000餘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同志被扣。1月4日這一天，架設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三樓的電台，收到新四軍總部發來在北上途中被圍的告急電報，周恩來同志憤慨萬分，立即向國民黨反覆交涉，提出嚴正抗議。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