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
我與周恩來同志交往，始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當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駐在重慶，常常邀請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在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鮮特生的公館「特園」聚會，有時也邀請一些民族工商業家談話。我是豬鬃出口商，又是全國進出口貿易協會的總幹事。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的許滌新，常到我經營的四川畜產公司向我了解抗戰期間出口方面的情況，有時交換一些有關戰時經濟問題的意見。我與周恩來第一次見面，是由許滌新代為邀請的。會見的地點就在「特園」。
豬鬃與蠶絲、茶葉、桐油等都是我國傳統的、重要的出口物資。豬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製作牙刷、衣刷、須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長鬃，一般都用以製作工業用刷。抗戰以前，西方工業國家所需要的豬鬃，幾乎全部由中國供應。美國曆來是銷售中國豬鬃的最大市場。戰前，銷售到美國市場去的豬鬃佔中國出口總金額約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十銷售到西歐市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軍需，美國政府把豬鬃列入戰略物資A類，與軍火等同，並頒布「M51號豬鬃限制法令」，規定三英寸以上的長鬃，全部供應海陸空軍所需，嚴格限制民需消費。美、英、蘇三國還在華盛頓成立機構，負責協商如何向中國取得豬鬃、如何分配。當時美國政府還曾派一位「特使」到重慶，表示事關戰爭勝負，要求中國政府保證供應。
抗戰初期，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相繼淪陷敵手；內地對外的陸路交通，包括滇緬路、滇越路等也相繼斷絕。美國為此開闢了中印航線，把駐華美軍的軍需，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或宜賓，然後又利用回航的飛機運輸豬鬃回國。這條航線要飛越海拔一萬五千多英尺的喜馬拉雅駝峰，其高度要比當時飛機通常飛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會碰到狂暴的氣流，使飛機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飛機會出毛病。這些都說明美國不惜用航空員的生命來換取中國的豬鬃。
對中國來說，豬鬃出口不僅是中國戰時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是用以抵償蘇聯和英美等國援華貸款或易貨的物資。（當時稱為易貨償債）。周恩來同志一度關心桐油，後來因內地對外陸路交通斷絕，桐油體積大，無法外運，所以他轉而關心豬鬃。我就是在這個情況下，與周恩志同志相識的。
抗戰時期，周恩來給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堅持民族團結，一致抗日。當時國民黨官僚資本借抗戰名義，對13種傳統出口物資進行壟斷，實行所謂統購統銷。其中特別是豬鬃，因系戰略物資，出口利潤大得驚人，以1944年價格為例，官僚資本企業向民營企業收購的豬鬃，按牌價每箱只有法幣5萬元，而在昆明或宜賓一裝上飛機，出口到美國的價格竟高達67萬元（摺合黃金官價計算）相差達十多倍之巨。這實際上是官僚資本憑政治特權殘酷剝削工人、農民所創造的財富，同時也是與民營企業爭奪暴利。這些情況，周恩來是了解的，同時也是十分憤慨的。因而他每次與我談話時，總是一方面傾聽我的意見，指出國民黨的腐敗與官僚資本掠奪人民的真相；同時指出這種掠奪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國民黨還在實施「統購統銷」，實際上是統而不購，結果不僅使桐油商無法生存，而且摧殘了桐油生產，大批桐樹被砍伐了，輿論為之嘩然。但是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指出，豬鬃是美、英、蘇等盟國急需的戰略物資，美國人甚至認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有關，為了促使國民黨能繼續抗戰，應當保持政府必要的外匯收入。因此，他與我談話時，強調對於國民黨種種不合理的、阻礙生產發展的措施，必須改進，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潤，但又不應要求過高的利潤，要支援抗戰。他還說，抗戰勝利後，國家要建設，還要發展豬鬃的生產和出口。他勉勵工商業家要有遠見。他的這些開導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就壟斷了以重慶為集散中心的西南諸省豬鬃的出口。即使在抗戰中間，國民黨對豬鬃實行統購統銷，我的公司供應給官僚資本企業的豬鬃，仍占其全部收購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當然反對這種不顧民間疾苦的官方壟斷，尤其是因為它限制了我的發展。儘管抗戰期中我與官僚資本作過各種各樣的鬥爭，但這是為了防止官僚資本吞噬我這個賺大錢的企業，不是為了其他。我的基本態度是遵守國民黨在出口貿易上的法令和措施。這也就是說，我是支援抗戰的。
我的這個態度與周恩來對我的開導有關。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藉助美國的軍事力量發動內戰，這個情況就改變了。
我對同國民黨、共產黨關係態度的演變，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國民黨把我向外推，共產黨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產黨。
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在國共鬥爭勝負未分之前，我是走中間路線的。但這並不是說我不關心政治，也不是說我不認識誰得民心，誰失民心。我是個實業家，我不關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經營決策，這個道理淺而易見。抗戰以前，我就開始覺察到民族資本要生存、發展，必須反帝愛國。
中國資本家不會喜歡「共產」，但卻喜歡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反帝愛國運動。資本家是要剝削勞動人民的，但在反帝愛國上，卻與無產階級有共同的語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為兩者在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所以斷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可以與之合作，共同組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我想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反對官僚資本，保護和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的政策已經十分明確了，不論周恩來同我的談話，或《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都一再闡述這個政策。同時也由於上述我的一些認識，因而對中國共產黨既不陌生，也不害怕。所謂「不偏不倚」，對我來說，實際上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段。尤其象我這樣一個壟斷了西南諸省廣大地區的豬鬃出口商，更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否則我就不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經營企業。然而我心中是有數的，中國民族資本要生存，要發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反帝愛國運動和民主革命的勝利，第二條道路是沒有的。因此，我每次與周恩來見面，聽他談話，都倍感親切。
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逐步提高的，其間經過的歷程是十分曲折的。所謂「一推一拉」，就是這個曲折歷程的反映。具體到我來說，國民黨把我向外「推」，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先後動手的；而共產黨把我向里「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來。
太平洋戰爭勝利前夕，各盟國的工商界、商會，實際上也是政府，準備舉行一次世界經濟會議，討論戰後經濟和國際貿易等問題，邀請有關各國商會派代表參加。由於我是進出口貿易協會的總幹事，王曉籟主持的全國總商會選上了我，而且是選出的10個代表中得票最多的，貿易委員會和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彭學沛也都支持我，要我當代表團的團長。
恰巧，當時的中國經濟學會也在開始研究戰後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這個學會的總幹事是冀朝鼎，我們成了朋友，那時候我只知道他是孔祥熙的紅人，是代表孔祥熙的，解放以後，我才知道冀朝鼎是共產黨員。
戰後中國究竟應該如何建設，事關國策，討論時分成兩派，爭論得相當激烈。其中有一派是多數（我稱之為主流），主張戰後建設要靠美國貸款，美元對法幣的匯率宜低不宜高。這在我看來，實際上是反映著孔祥熙和宋子文等買辦資產階級的意見。我是屬於少數派的，代表進出口商反對這個意見。我說，把美元的匯價作低了，就會衝擊民族工商業，同時也會影響中國商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戰後建設，絕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國的貸款上，那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依靠自己的經濟力量，擴大出口。
那次與會的大多是經濟學家，有國民黨的，也有共產黨的。我的這番話，共產黨人聽了替我鼓掌，國民黨人聽了就很不高興了。
這件事情給蔣介石知道了。當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的代表團名單報到委員長侍從室時，蔣委員長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我的名字下批了四個字：「寧缺勿濫」。於是我的代表資格就被取消了，還迫使我辭去了進出口貿易協會總幹事和其他團體的職務。甚至當時四川畜產公司的董事長吳晉航正被選為重慶市參議員，也因此被迫辭職。
日本投降僅僅幾天，重慶就傳出內戰即將爆發的消息。當時，《商務日報》和《新華日報》的記者來訪問我，要我對時局發表談話。我隨即表示，抗戰8年，人民已經受夠了痛苦，今天他們一致要求安定，決不許打內戰。就在那次談話以後一兩天，《新華日報》的負責人潘梓年約我在特國吃飯。我應約而去，在座的有周恩來、許滌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團的其他幾位負責人。客人只有我一個。那次周恩來與我談話的時間較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