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
——憶恩來早期革命活動片斷
周恩來同志是現代史上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留法勤工儉學時期起，我們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誕辰，特以本文寄託我的緬懷之情。
本世紀20年代，中國青年學生中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湧現了一批著名的共產黨人，恩來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來到達法國。他在勤工儉學生中有很大影響，我早聞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舉行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上，我們第一次接觸。他待人親切，講話精闢，思路敏捷，朝氣蓬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年夏天，我在德國柏林又會到了他。不久，我放棄在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的學習，回巴黎以主要精力從事團的訓練工作，經常與他接觸，了解就更多了。
恩來到法國後，沒有做過工，主要是考察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以記者身份給天津《益世報》寫通信，靠稿費作為革命活動的經費。他可以說是位職業革命家。早在國內，他就參加了「五四」運動和其它進步學生運動，已經成為有強烈社會革命願望的青年領袖。所以他到歐洲後，與一般勤工儉學生不一樣。他對我說，不進工廠做工，可以擴大接觸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問題。恩來以記者身份出現，行動方便。在法國、德國、英國、比利時，他可以到處活動，與華工、勤工儉學生、外國工人、學生等廣為接觸，了解了許多情況，這對他共產主義信念的形成，大有好處。
據資料記載，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給國內寫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萬字。這些通信，詳盡報道了歐洲的政治形勢，工人運動狀況，留法勤工儉學生和華工的生活、鬥爭等情況，在讀者中產生了重大影響。
1922年3月以後，恩來與趙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於建黨建團活動。他是位講求實際的人，對任何事情決不盲從，在歐洲一年多的時間裡，對各種社會思潮作了反覆比較。開始，他曾密切注意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動向，對這派學生浪漫主義的革命熱情，有過某種同情，以後逐漸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想拋棄一切束縛，要求「徹底的自由解放」，這在階級社會中，純屬空想。經過比較，覺得只有以蘇聯十月革命為榜樣，才能解決人類和中國求解放的問題。1921年，他確定了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春天，他在德國與幾位同志商量，勤工儉學生絕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許多人革命熱情很高，有建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基礎，從團結教育青年方面講，也有這個必要。於是，他們就寫信給趙世炎同志，請他出面籌備。在世炎、恩來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即後來的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1922年8月我加入「少共」組織。不久，劉伯堅同志告訴我，恩來等倡議，需要籌集一筆錢作路費，趕緊派人回國，與團中央取得聯繫，接受領導，以加強團的活動。雖然大家當時生活上都很拮据，還是湊了一筆款子，李維漢同志帶信回到國內，終於與團中央取得了聯繫。此時，陳獨秀正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他來信說，不宜叫「少年共產黨」，應改稱青年團。我們建議，「少共」改稱「共產主義青年團」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獲得團中央批准。當恩來在1923年2月「少共」臨時代表大會上宣布與國內取得聯繫的喜訊時，大家都非常高興。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選舉趙世炎為書記，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1923年2月，由於世炎要去莫斯科學習，恩來接替他任書記。從此，他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四旅歐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旅歐勤工儉學生和華工中的黨團活動，是我黨初期建黨建團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恩來在這方面是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的。
1000多名勤工儉學生，都是些熱血青年，受著各種思潮的影響，政治上可以說沒有一個「白丁」，他們不是屬於共產黨或青年團，就是屬於無政府主義派、國家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國民黨左派或右派。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恩來領導黨團員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作了堅決鬥爭。因為我們組織得好，人數較多，又握有真理，這些鬥爭都以我們的勝利而告終。
1922年8月，旅歐「少共」創辦了《少年》月刊（後改名《赤光》）。恩來是主要領導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筆鋒犀利，說服力強，論戰中常使對方無言以對。
因為無政府主義在青年中影響比較大，所以，我們第一個論戰的目標，就對準了無政府主義派。恩來在《共產主義與中國》等文章中，都著重批判了無政府主義。他說，離開了階級鬥爭，高唱真善美，要求絕對自由，反對一切組織和紀律等，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思潮，根本行不通，對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須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除了寫文章而外，他還經常作為團組織的代表，與無政府主義派進行面對面的辯論。恩來立場堅定，才思過人，口才雄辯，說理透徹。我多次見到他把對方批駁得啞口無言，甚至有的還為他的演說鼓掌。由於恩來的領導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們終於瓦解了無政府主義派，其中一部分人還轉到了馬克思主義方面，象陳延年、陳喬年同志的轉變，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無政府主義派以後，恩來緊接著領導我們向以曾琦、李璜為首的國家主義派展開進攻。國家主義派是勤工儉學生中的主要右派，他們以「愛國主義」為幌子，極力鼓吹反蘇反共，反對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國際統一戰線，污衊我們搞統一戰線是假，要吞併國民黨赤化全中國是真。針對國家主義派的謬論，恩來在文章中，在說理鬥爭中，反覆舉例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是支持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是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他說，我們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義，「打破私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後的問題，象人走路一樣，沒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來的上述論點，駁得國家主義派理屈詞窮，其中有些人有所覺悟，改變了立場。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頑固，組織了「中國青年黨」與我們對抗，而且後來把這種論戰帶到了國內。當然，中國革命的進程，給他們作了歷史結論。
社會民主黨與國民黨右派，當時人數很少，影響也不大，沒有成為我們論戰的重點。
恩來在法國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義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17號一家小旅館裡，真可謂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間住房不到10平方米。這裡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們辦刊物和進行黨團活動的中心。人多了，實在裝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館活動。每當我到恩來那裡，總見他不是在找人談話，就是在伏案奮筆疾書。吃飯常常是幾片麵包，一碟蔬菜，有時連蔬菜也沒有，只有麵包就著開水吃。
當我們確定了共產主義信念以後，都更加關心國內的政治形勢，日夜思念著在黑暗中痛苦掙扎的祖國人民，嚮往能儘快回國參加革命鬥爭。1924年6月，恩來接到黨的通知，要他回國工作，他高興極了。我們幾個人在我的住處為他送行。我弄了些葡萄酒，開懷暢飲，由於高興，恩來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大革命時期，我與恩來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一起工作。
1925年9月，我由蘇聯回國，經上海到達廣州，在廣東區黨委見到了恩來和陳延年同志。當時延年是區黨委書記，恩來是區黨委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兼一師黨代表。闊別一年，戰友重逢，倍感親切。恩來告訴我，他從2月份起進行東征，率部討伐陳炯明，打了幾個月仗，把陳炯明的軍隊趕出了東江地區。6月，為討伐軍閥劉震寰、楊希閔叛亂，又回師廣州。因為黃埔學生軍覺悟高，紀律好，所到之處，各界群眾熱誠歡迎，大力支持，所以東征和鎮壓劉、楊叛亂的作戰，都很順利。他為此高興。但廖仲愷被刺，國民黨右派極力阻撓革命，使革命陣線不能同心協力，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他又憂心忡忡。恩來說，陳炯明趁東征軍回師之機，又捲土重來，霸佔東江，因此正忙於組織第二次東征。10月初，他又揮師東征了。東征軍的主力，仍然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其中有大批黃埔學生參加，所以，黃埔師生人人都在關心著第二次東征的動向，我也一樣。由於恩來組織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東征軍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陳炯明以精銳部隊憑堅固守，兩天未能攻克，蔣介石產生了動搖，想放棄攻城。由於恩來堅持，並直接參与指揮，在東征軍特別是黃埔學生前仆後繼的浴血奮戰下，終於攻克惠州，殲滅了陳炯明主力，為第二次東征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到11且中旬，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下旬，恩來被任命為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在那裡建立政權，革新政治，組織群眾團體等，同樣成績卓著。我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