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我們建國之初就確立的方針。總結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從中央到地方都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實現農業的穩定發展，是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的基礎。只有農業穩定了，經濟才能穩定，社會才能穩定，人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穩定。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農業更是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撐點。就連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幹部群眾也從挫折中悟出了一個道理：有錢可以買到糧食，卻買不來一個扎紮實實的「農業基礎」。越是發展市場經濟，越要加強農業這個基礎，成為全黨全國上下的共識。
但是，如何穩定農業，如何加強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除了需要我們從思想上認識外，更重要的是還要有實實在在的扶持措施與投入機制。很簡單的道理，一雙空手兩條光腿是搞不好農業的。
在這方面，一些國外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發達國家對農業財政補貼一般都在30%～40%之間，如日本每年為260億美元，佔48%。有的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也走過一段農業萎縮的彎路，但最後都不得不回過頭來調整政策，主要是運用財政手段給農業以必要的支持。美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僅佔4%，而政府卻給予9%的財政補貼。德國農業稅收約佔全部收入的1.7%，而農業投資卻占國家預算的7%。
不僅發達國家重視對農業的投入，而且與我國國情相似的發展中國家也非常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採取一系列高補貼政策穩定與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
韓國自1969年以來一直採取糧食高價收購、化肥低價銷售政策，金融上還推行貼息計畫，鼓勵資金向農業部門流動，盡量保持糧食的基本自給。在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以後，韓國也受到國際的壓力。為減少財政和消費者負擔，緩解國際上要求開放的壓力，政府採取措施，鼓勵擴大經營規模和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以增加糧食的經營效益。從1994年起政府又設立了「轉讓經營基金」，撥款1600億韓元(合2億美元)，支持把耕地轉讓給務農的子女或賣給50歲以下的農民以解決務農人員老化的問題。同時從1995年開始，改革教育制度，新設一個特別學制，以農業高中畢業生為對象，實施兩三年技術教育，畢業後承認大專學歷、免收學費和免服兵役，作為農民的接班人。
印度是個有9.35億人口的大國，並且也是74%的人口在農村，由於人口不斷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不斷擴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70年代以來，在世界銀行的幫助下，實施「綠色革命」，增加對農業投入(佔總投入的24%)，擴大灌溉面積(佔耕地的45.3%)，推廣優良品種(覆蓋率為70%)，增加化學肥料(每公頃折純量74公斤)，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1980-1988年，糧食總產量由原1.53億噸增加到1.83億噸；每公頃產量由1190公斤增加到1449公斤；人均產量由223公斤增加到230公斤。單位面積產量和人均產量儘管都低於中國水平，但由於印度牛奶消費水平高於中國，糧食直接消費水平卻低於中國，做到了糧食低水平的基本自給，儲備量佔總產量的18.9%。
在亞洲的越南，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生產經營權，同時實行低稅政策，每公頃土地使用稅為50公斤稻穀，只相當於產值的5%至6%。另外，政府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善水利設施，農業基建投資占國家基建投資的28%；改革了政府強制性低價收購糧食的體制，實行市場自由交易，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重視農業科技推廣，政府保證農業科技事業單位的經費，創收部分用於獎勵科技人員，促進了生產的發展。1989年至1993年每公頃水稻產量達到3.25噸，比1981至1988年提高了22.2%；大米每年平均出口量為158萬噸，而在1981至1988年則每年平均進口32萬噸，即由進口國變為僅次於泰國、美國的第三個大米的出口國。
沙烏地阿拉伯大多數地區為沙漠，氣候乾旱，發展農業極為困難。但在70年代後期，以巨大的投資，發展海水淡化工程解決了灌溉用水的問題，同時採取高額補貼(包括糧食和農用生產資料)，將適於農耕的土地免費給農民和農業公司使用，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除滿足本國需要外，還出口許多國家。聯合國糧農組織曾授予該國榮譽證書，表彰他們在實現「糧食安全」方面所起的表率作用。
而菲律賓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由於放鬆農業的投入而影響到農業生產發展的反面典型。菲律賓過去曾經是大米出口國，但近些年來，由於政策的失誤，用於灌溉的投資，由1980年的8億比索下降為1992年的2億比索，導致了灌溉設施的荒廢，影響了水稻的產量。同時，由於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種植水稻的耕地急驟減少，面積由1975年的980萬公頃下降到1992年的320萬公頃。1995年大米產量為610萬噸，比上年減少2.5%，導致了市場糧價上升1倍以上，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大米33萬噸，1996年增加到50萬噸。為此，拉莫斯總統撤換了糧食廳長和農業部長的職務，使總統的支持率下降到20%。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世界各國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投入都非常重視。沒有農業的高投入，便不會有農業的高產出，這是被許多國家都證明了的事實。靠一雙空手兩條光腿是搞不好農業的，我們要發展農業生產，要提高糧食產量，首要的便是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以前我們過於強調人的因素，強調政策的力量，而忽視物的投入，其結果除了在數字上做一些遊戲，實踐中卻很難有大的突破。我們說，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三者缺一不可。
如果說中國不重視農業生產，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從1982年起連續5年的年初，黨中央發出5個一號文件，突出強調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以顯示農業的重要性和權威性。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就在全黨大講農業的熱潮中，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卻在逐年減少，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從平均年遞增11%下降到遞增3%，農業投入在國家投資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也從17.7%下降到4.8%，其中，最低的1986年竟只有3%，國家對農業的基建投資占國民經濟總投資的比重，也存在同樣的遞減現象，由1980年的6.5%下降到1996年的0.4%。1979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明確規定，三五年內，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在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所佔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8%，實際情況是，不但沒有按黨中央的要求提高，反而出現逐年遞減態勢。與工業的投入年年擴大形成對照，建國後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從五五時期的10.5%下降到七五時期的3.36%，從1984年的6.21%下滑到1994年的1.7%，到1996年僅剩下0.4%。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5.9%下降到1996年的10.8%，1998年也才恢複到12%。
對農業和糧食生產進行成本補貼，是許多國家通行的做法，發達國家不說，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對化肥和使用良種都實行資金補助。匈牙利規定，建造化肥廠、打井、購買拖拉機等可得到20%的補貼；修水庫、建築購銷和加工牛奶設施，可得到40%的補貼；改良土壤，可得到40%的補貼；購買農業機械，可得到60～70%的補貼。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長期信貸，也是各國對農業和糧食生產者實行非價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奧地利對種子提供長期信貸；加拿大對農業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貸；挪威對購買農業機械提供特別貸款。這些信貸對支持農業和糧食生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國家的政府則對糧食生產投入要素實行價格補貼，以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如印度政府，用於化肥的補貼，由1976年度的6億盧比，增加到1984年的79億盧比；印度尼西亞為了保證各種農作物的優良種子，國家對良種實行育種補貼，凡是用於生產和國家計畫的，每公斤給予176盾的育種補貼；前蘇聯用於農用拖拉機、汽車、聯合收割機和化肥的補貼，平均占批發價的20.2%，其中每噸化肥的補貼即達到14.43盧布。
而我國對農業的財政補貼，名義上是農業總產值的10%，但在工農產品剪刀差的衝擊下，幾乎為零，甚至還是負數。1950年至1978年，國家通過價格手段取得的農業國民收入大約為5239億元，農業稅累計819億元，而同期國家通過財政支出返回農民的只有1577億元。28年間，國家從農業國民收入中徵收了4481億元。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取」遠遠大於「給」。改革以後雖稍有改變，但仍未徹底扭轉這種趨勢。據分析，我國從1952年以來，農業生產經歷了十多次波動周期，平均每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