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人對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似乎頗不理解，說起其弊端來，甲乙丙丁一長串。實際上，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1949年全國解放，蔣介石倉惶而逃，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當時，共和國面臨的第一大難題，並且也是威脅共和國政權的第一大危機，便是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在國民黨統治的摧殘下，中國的國民經濟全面崩潰，尤其是糧食生產急劇滑坡，總產僅11318萬噸，比1936年減少約25%。全國共有災民4000多萬人，其中瀕臨餓死者約700萬人。
與此同時，糧食的需要量迅速增加。一方面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需要由國家供應糧食的軍政人員數量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一些原來靠吃部分進口糧食的大城市，由於海口被敵人封鎖，進口糧源斷絕，也全部需要由國內供應，使糧食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銳。
當時糧食市場上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並實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糧食商業還佔很大優勢。國營糧食商業還來不及普遍建立，網點和人員都很少，能夠在市場上收購的糧食數量不多，國家掌握的糧源主要靠從農村徵收公糧。而由於新政權剛剛建立，土匪、國民黨特務活動猖獗，他們公開或暗中進行破壞，阻撓公糧的徵收。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全國為徵收公糧而犧牲的幹部在3000人以上。
在國家財政經濟困難，糧食和其他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投機勢力乘機興風作浪，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掀起過4次大的物價波動，往往是糧價帶頭，牽動其他物價全面上漲，使整個市場處於劇烈的動蕩之中。據統計，北京市1950年3月份的糧食批發價格總指數，比1949年2月份上升70多倍；上海市1949年5月30日，每石大米的市場成交價是4200元(舊幣，1萬元舊幣等於1元人民幣)，到1950年2月27日漲到28萬元，上漲了60多倍。
當時國民黨特務叫囂：只要控制了「兩白(米、棉)一黑(煤炭)」，就能置新中國於死地。能不能克服困難，把糧食局勢迅速穩定下來，不僅關係到全國人民的生活，關係到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而且關係到人民政權的鞏固。1949年底，新生的人民政府與城市資本家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市場領導權爭奪戰。
1949年1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下達了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中財委主任陳雲起草的《關於對全國物價猛漲應當採取的方針的指示》，提出12項措施，要求各地貿易公司「從各方調集主要物資於主要地點，并力爭於11月25日(至遲30日)完成，預定11月底12月初於全國各主要城市一齊拋售。」為了調集糧食，以支持京、津兩市和產棉區，決定東北從11月15日到30日，每天運糧1000萬斤至1200萬斤進關；財政部門從11月16日到30日撥交貿易部門2.1億斤公糧。
根據陳雲同志的部署，從11月20日起，由國家掌握的貿易公司逐步提高牌價，到24日與黑市價格相平，然後，從25日開始一齊拋售，拋售時的價格按市價逐日下降。到26日，物價開始回落，而且一瀉再瀉，投機資本家在這樣的打擊之下，手足無措，叫苦不迭。這次行動共進行了半個月，到12月10日，全國物價趨於穩定，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開始掌握了領導市場的主動權。
1950年新年春節期間又發生了第四次物價波動，但國家早已有所預料，並作了充足的物資準備，因而很快就穩定了市場。到1950年3月，國家對制止糧價波動採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至此，這次波動也就成為抗日戰爭以後，持續十幾年的糧食市場劇烈動蕩的尾聲。從1950年3月上旬到4月中旬的40天內，北京市幾種主要糧食的價格分別下降12～34%；天津市分別下降11～39%；上海、漢口、重慶、廣州等城市的大米價格分別下降7～40%。
在打擊投機的同時，中央人民政府進一步採取了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措施。其基本內容是統一國家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具體在糧食方面，則是加強公糧的統一管理和調度，統一全國的糧食貿易工作，以及組織全國範圍內的糧食統一調撥。這是當時打擊投機資本家、保持新生政權穩定的惟一辦法。在糧食等主要物資極度短缺的情況下，不集中物資，不統一貿易，就無法保持市場物價的穩定，也就無法避免大面積的糧荒出現。
要穩定市場，必須首先控制市場，而關鍵是要確立國營商業在市場上的領導地位。1950年3月1日，中國糧食公司成立，隨後，省、市、縣等地方各級糧食公司也相繼成立並開始運轉。當時的經營方針是，根據全國糧食產銷的情況，以國營糧食商業為主調劑有無與多少，在經營管理上貫徹企業化的原則。從此，糧食批發價格、糧食及資產調撥和現金回籠三項由中央統一管理，執行政策、完成任務及幹部的調配、調動、補充都由地方政府管理。
與此同時，中央財政部決定建立統一的垂直領導的國家糧庫，統一管理和調度公糧。1950年3月，按中央部署，各地相繼成立了各大行政區、省及省以下的地區、縣等各級糧食局和中央公糧庫。1950年10月1日，中國糧食管理總局在財政部原糧食處的基礎上正式成立。當時明確，糧食管理總局的任務主要是進行公糧接收、保管、供應、調劑和兌換，與中國糧食公司共同完成糧食的收購與供應工作。
到1952年8月為止，糧食部門這兩大系統緊密配合，前者運用經濟手段，由貿易部門在自由市場上運用價值規律在全國收購糧食；後者採用行政手段，由財政系統按照農業稅的規定，向全國農業徵收公糧，二者協同作戰，共同完成了保障糧食供應、穩定糧食局勢的任務。但其中不免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機構設置重疊，環節手續繁複等，於是，中央為了統一領導、統一計畫、統一調度，以加強對全國糧食的掌握和運用，9月1日，中央決定將中國糧食公司和糧食管理總局合併，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當時確定的方針是「行政管理與企業化經營的結合，在組織上是行政機構管理企業機構。所謂行政化管理，對內是管理公糧入庫，管理企業經營，管理計畫和經濟核算；對外是配合商業部門管理市場，領導私營企業。」這在當時糧食供求緊張而糧食市場又相當混亂的情況下，為保證國家掌握糧源、控制市場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此一來，也造成糧食部門政企不分、職責不明的弊端，並一直延續到現在。這次國務院組織實施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將糧食部門的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經營分開，實行「兩線運行」。
糧食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戰略物質，在糧食經營中國營商業的比重應該逐步增加，這是當時實行糧食統一管理的出發點。在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條件下，國營糧食商業逐步發展壯大，很快便取得了糧食市場的領導地位。1950年，國家糧食收購數量占社會公私收購總量的23%左右，1952年上升到73%左右；國營糧食商業銷售量占社會上公私銷售總量的比重，1950年佔20%左右，1952年上升到51%左右。同時，中央貿易部逐步掌握了19個城市的糧價。相應的，大批私營糧行、糧店因無投機餘地，而停業、關閉。1950年初，上海共有米行、米店、米廠及經售商等3040戶，到4月底已有1270戶關店歇業，1100戶半開半閉，照常營業的只剩下670戶，原來的近400戶大米批發行庄，在四五月份幾乎全部停止活動。
掌握市場，穩定物價(主要的是糧價)，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在經濟戰線上進行的第一戰。這次戰役的勝利，成為共和國穩定的基礎。外國資本家曾預言新政府將因無法解決5億多人的吃飯問題而垮台，至此宣告徹底破產；國民黨殘餘勢力計畫用糧食短缺打敗新中國的幻想，也宣告破滅。加上農村土地改革的成功，全國市場穩定，人心穩定，沒有發生大面積的糧荒，也沒有出現嚴重的飢餓死人的情況。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廣大群眾中的威信大大提高。當時，毛澤東不無高興地說，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當時，全國的糧食產量也逐年增長。1950年達到13218萬噸，1951年達到14369萬噸，1952年增加到16392萬噸，比1949年增長44.8%，並超過解放前最高年景1936年的9.3%，人均佔有糧食達到285公斤，比1949年凈增76公斤，增長36%。廣大農民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350億公斤糧食的苛重地租，平均每人每年多收入100～150公斤糧食，大部分改變了舊社會糠菜半年糧的生活狀況，基本上能用糧食吃飽肚子。城市糧食供應穩定，價格逐年下降，1952比1950年下降了12%左右。尤其是國家拿出了相當數量的糧食救濟災民，實現了新政府「不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