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內行的、老練的、沉靜專業傾向而非玩家的推理書迷，他的書架上應該有哪些書？——這個問題，或應該說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我個人最近常想常自問的，這裡，我們先把問題擱在這裡，不急。
來看陳查理。
陳查理之於我們當然有著特殊的意義，至少多了某種土不親人親的情感趣味，儘管我們也同時曉得這層意義仍屬虛構而來的——陳查理，至此為止，仍是普世性推理小說記憶之中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中國人神探，但這位幼年生長中國、移民夏威夷而任職當地警方的黃皮膚探長，卻是純純粹粹的美國人創造出來的。這老美有個很違背中國人「不炫己長，勿譏人短」古訓的頗傲慢家族姓氏，他叫「大仔」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本業是新聞記者，也玩小說和電影劇本，心血來潮在一九二五年寫成了陳查理探案的第一本書《不上鎖的房子》，就像歷史上並非很少見的成功模式一樣，居然一炮而紅，畢格斯於是趁熱又陸續打造出往後的五部陳查理小說，卻在才四十九歲（一九三三年）忽然蒙主寵召，於是陳查理，乃至於中國神探的叱吒戲碼遂戛然停在「六」這個數字上。
原始小說只六本，但陳查理的電影不止，這其實正是陳查理現象最有趣的地方。從一九二九年畢格斯人還健在開始，陳查理探案的電影便由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開拍，累積總數幾乎達五十部之多，如此小說數量和電影數量的「不當」比例，極可能是推理史上的第一名，這個詭異的現象透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訊息，但也會帶來一些麻煩，一得一失，難免的事。
為數近五十的電影（還不包括舞台劇），當然遠比才六部的小說要遼闊沒節制多了，電影里的陳查理，到巴黎、到倫敦、到埃及、到新奧爾良，人到哪裡命案到哪裡，完全不是原小說安分緝兇解謎於窄窄美國東岸的勤勤懇懇樣子——也就是說，電影中所取用的，與其講是畢格斯的實質小說內容，不如講是畢格斯所創造出來的這個華裔神探人物原型，是這樣一個華人移民神探和當時美國社會的熔接和矛盾關係，於是，原本虛擬封閉性的古典式推理小說，從此處打開了一個缺口，焊接上現實世界的百年華人移民史，遂得到一層意想不到的歷史意義，成為另一種思維的窗口。
麻煩也從這個缺口開始——誰都曉得，好萊塢的大美國式淺薄上百年如一日，陳查理的神探原型落在他們手中盡情發揮，所自然結合和呈現的，一定是彼時美國社會對華人的傲慢和鄙視，影片拍出來，與其講是古老中國的睿智神探，毋寧更讓人和源於「黃禍」恐懼的邪惡傅滿洲小說和電影混淆一起，怎麼看都是「辱華」影片。
侮辱，從這裡看有兩種不同來源，一是確確實實心懷歹意，這是傅滿洲的小說和影片；另一是源於無心、輕忽和不理解，這是陳查理電影，兩者我們多少要分辨一下，其間的差別還是挺大的、挺富意義的。
即便回到畢格斯的陳查理小說，儘管我們曉得他用心光明磊落，努力要創造出一個有著不一樣深奧東方智慧的華人神探，甚至善意地對抗彼時美國社會的粗鄙認知，但我們仍不免在閱讀過程中有不舒適之感。然而理解其間的差異，我們的不舒適便有機會積極起來，正面起來，成為思維開始的驅動力量。
最近看肖恩·康納利演的電影《將計就計》，裡頭的電子密碼赫然是一句孔子的話，叫「不要用大炮轟蚊子」，我愣了好久，才想到是孔子當年高興子游治績、弦歌之聲處處的莞爾之語：「殺雞焉用牛刀」。
因此，就讓畢格斯筆下的陳查理講些我們找不到出處的中國智慧格言吧，作為一個讀者，在這上頭太炫學太計較，我們不僅會錯過為數僅六部的陳查理小說，也辜負了畢格斯的苦工和善意，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現實社會空氣、那樣程度的中國理解寫出如此的小說，我們理應回報以善意不是嗎？
至於陳查理探案的真正成就如何呢？老實說，中上左右，這自有推理小說世界的專業評價，不可感情用事給予溢美或加分，這種專業的堅持和嚴正，其實是台灣社會要緩緩學習並硬著心腸建立的。
但我以為台灣的推理小說閱讀走到今天，我們也理應擁有這一組為數才六本的陳查理探案小說才是，這同時也是緩緩建構一個專業能耐推理閱讀所必要的，也就是我們一開始所標示問題的直接答覆——專業性的推理書架上，應該有陳查理探案的當然位置。
理由很簡單，乍聽起來似乎也有點弔詭：業餘的閱讀，可以而且通常所讀的總是最好的小說，以享樂為主；而專業的閱讀，卻需要讀更多中等的小說，甚至是劣等的小說，以理解為主。這是業餘和專業最無可避免的分野。
如此分野其實是我個人長時期而且歷歷分明的真感受——在小說（不止推理小說）的閱讀世界中，我自認是一名不太壞的業餘愛好者；而在此同時，由於生命偶然機緣的關係，我個人周遭一直有著多位台灣現階段最專業、也成就最可觀的小說家和評論者研究者，我很快察覺到，最好的小說我讀得絲毫不比他們少，而更愉快的是，我不必像他們一樣，得咬著牙沉住氣讀些並不那麼好的小說，我帥多了，翻個兩頁，這本不行，就刷一聲往地板另一頭扔過去，沒事閑談起小說來，我也肯定比他們帥多了，這有什麼疑問呢？罵人永遠比艱辛支吾地在沙中淘金要姿勢漂亮、要瀟洒不是嗎？
但帥的短期利多總得在長期的紮實堆累付出代價的——長期，你就無可遁逃地見識到這種專業性閱讀的力量了，我理解的，永遠只是一個個不相關聯的點，串不起線構不成面；我所知道的，只是一個個散落的孤島，而不是一個廣大完整的小說之海；我的線索是中斷的，知識是破碎的，從而就連最好小說的閱讀都相對的單薄起來了，只因為最好的小說通常並不真的是天外飛來的，相反的，它更經常是一連串之前的叩問、探險乃至於失敗所最終成就的美好結果，而失敗，永遠比成功留下更多思維的線索和理解的證據，成功太完整也太看起來理所當然了，所有的縫隙和其他的可能性都被漂漂亮亮補起來了，彷彿一體成形，我們絕不容易單單由此渾然結果去回溯它的思維過程，重建它艱難跋涉過的長路，找出它最原初的疑問，並提著心看它每一步的英勇抉擇和睿智處理，我們在終端處欣賞讚嘆，是個置身風浪局外的愉快觀眾，而不像同行的專業者那樣重疊起閱讀者和書寫者兩者的思維，心領神會，並找出接下來的啟示。這不是因為他們一定比我們聰明，而是一定比我們專業，這條路他們和書寫者一樣走過，並看過一路上的殘破和失敗，因此知道而且記憶深刻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我個人而言，這是很惆悵也惱人的發現，我竟然不是輸在好的小說讀不夠，而是輸在沒那麼好的、以及壞的小說讀得不如人這上頭。
由此，我們回頭到生活中其他領域再察看，最好的電影我們看了，最好的音樂我們聽了，最尖端的科學新知、經濟學原理乃至於哲學主張我們大致也不陌生，甚至偷懶看球時，我們也沒少過邁克爾·喬丹、阿加西、桑普拉斯、「老虎」·伍茲、邦斯、麥魁爾、索沙、小葛瑞菲等等，但我們仍只是這諸多領域的業餘者，也恰恰因為這樣，才說明我們只是個業餘者。
最好的東西永遠有限，從構成圖形來看，它們永遠只是金字塔形的最尖頂，用往下愈平凡愈不好的廣大基底撐起來。
我們的學習，因一代代智慧累積、從前代巨人的肩膀看世界的省力緣故，通常圖形是和歷史的如此建構圖形倒置，我們往往從最好、最尖端處開始，這沒不好，這是我們作為後來者的優勢，但我們得心知肚明我們省略了什麼，我們得記得提醒自己回頭去補滿一部分必要的基礎。
這其實就是專業化的建構，大家都說是台灣現階段最必要的東西。
回頭五十年（乃至於一百年、一百五十年的清末民初），台灣一直是追趕學習的新社會，一樣是走倒置的學習過程，時至今天，成果不差，在尖頂處我們大致能和世界的最進步發展接上，甚至同步，所有最好的智識成果，我們也都引進來了伸手可及，也能和外頭世界的當下侃侃對話，而我們卻也時時感受到台灣諸多領域的脆弱單薄，可見問題不出在好東西上——順著上頭的思維，我們應該可以說，台灣是一個好的業餘者社會，還不是個真正專業性的社會。
什麼時候我們最感覺到台灣社會的單薄脆弱呢？當然是災難來臨時、困厄來臨時，必要的抉擇來臨時。這類的考驗時光，我們往往發現我們並不是沒有主張，而是一堆主張都擺在那裡，我們卻無能分辨無法抉擇。該徵稅還是減稅？基本經濟政策走向該往左還右？……
最好的主張，並不是惟一的真理；最好的主張，也並不彼此調和、融結成單一的完美整體。相反的，它們往往以複數的形式並存而且彼此抗衡，每一個都有它不同的思考基礎、歷史建構過程的特殊理由，以及最重要的，歷史實踐的真實成敗經驗，而各自暴露出各自的局限和代價，這種分辨，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