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稍稍講一下的是，在這部《說話的神》書中，第一個抓住我眼睛的，是那位不願在醫院死去的納瓦霍老女人，她在親族的扶持下堅毅地走出去，回家，為自己做了一個美麗的傳統之祭，自在地迎向就等在伸手可及處的死亡。
這喚起了我一些快想不起來的回憶。很久了，醫院已然成為人們死亡的場所，或正確地說，「自然」死亡的惟一可能場所，除醫院之外，死亡都是意外的、措手不及的、不應該也不幸福的，簡稱為橫死，然而，在我小時候還住宜蘭時，人們還「可以」在自己家中死去，於是這也意味著，在人類長達數百萬年的「生命/死亡」歷史上，醫院裡的死亡其實才是新鮮的、極其短期的現代現象。
當然，死亡總是認真的悲劇，不是風花雪月的講情調之事，死者能受到專業的臨終照料也是好的，我自己也曾親眼目睹比方說我自己父親在醫院裡最終的一段時日，這其實是作為看護家人頗為普遍的經驗，我說的是，那種時候，你會很清楚看出來，他已完全沒有任何生命餘裕在意我們這些健康無病的家人了，惟一還能喚起他一絲神智的，是照顧他的外籍看護、護士和巡房的醫生，這些專職但原本是他素昧不識的人們，反倒是他最後能依賴、帶給他慰藉甚至希望的人。我除了一點點素樸的寂寞之感而外（不是因為他是我父親，而是對所有生命已走到這一刻的人），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勁，畢竟，病痛受苦的人是他，決定要跟生命拼搏到哪裡不鬆手的也是他，而且最終要面對，如同很多人說過的，這麼一趟不可能再返回的旅程的，也只能是他隻身一個，他有權自己選擇出發的時間，以及送行餞別的人。
我只是多少有些微弱的感觸罷了，想的仍然是「馴服死亡」這個人類亘古的老問題。如果死亡，真的像人們說的是趟遠行，如今我們已不再從家中出發了，而是先到附近某家旅店住十天半個月的，然後才打包走人不是嗎？
當死亡只能在醫院發生並且完成，死亡的意義便很難不是畏懼的、悲慟的、掙扎的；而且，死亡將不只在衰老沉寂的最終時刻才到來，他將回頭統治我們更長的生命時光，如同台北市冬天陰鬱淫雨的連綿不絕日子，不再只是窺視於一角的沉默惡魔，更不可能如本雅明講的那樣，只是日升日落生命輝煌前進行列里一個小丑般的可憐跟班，如今我們通常在四十歲左右才彎過生命折返點的時刻，便被迫進入他的黯黑王國之中，一方面和他進行長達數十年的不懈但絕望鬥爭，一方面如朱天心說的，持續穿梭於同儕友輩父母親的病房和殯儀館喪禮會場中相互壯膽圍勢。死亡，不再是生命之路的杳然終點，不再是納瓦霍人說的那樣，是疲憊蒼老生命的休息和沉睡，而是喧囂且無所不在、每時每刻威嚇我們的專制帝王。
D.H.勞倫斯這個怪怪的、在性愛中尋找生之歡愉以及死亡腳跡的小說家，整個人生晚年長住在美國西南這一片開闊靜寂的土地上，並在此死亡，我總覺得他跟這個納瓦霍老女人做了大致同樣的事，他們自己選定了死亡時刻和出發地點，一個也許因此早到半年一年但有所補償的生命終點，那裡，看得到高遠的天空還有夜裡流轉神秘的一天星斗，沒有四面蒼白的圍牆囚禁人的眼睛，空氣也是通暢的、無阻攔的、自由的，不摻雜藥物和消毒水的味道，生命，在這裡是大夢一場，很舒服的大夢一場。
這本《說話的神》是陌生的死亡，或更具體地說，一具陌生的屍體，被「拋擲」到納瓦霍國里來，沒腳跡（印第安追蹤專家喬·利風仔仔細細檢查了），沒證件，沒任何可辨識追溯身份的東西，甚至沒牙齒（這點最為奇怪），這顯然不會是納瓦霍國的死亡，空曠的納瓦霍國只是它垃圾場般的丟棄地點而已，這個死亡是遙遠東岸華盛頓特區的，有著國家層次的濃郁政治味——在這樁原不屬於他們的政治遊戲的謀殺案件中，利風和契像兩個遠征的納瓦霍勇士，利用自己的假期分頭追了上去，最終，白人解除了一場政治暴亂，利風和契則把流落在白人世界的「說話的神」神聖面具帶回家，帶回他應該居住並持續福佑的四角神聖之地。在納瓦霍的神話記憶之中，這個國家原本就是說話的神帶領一干神族所建構起來的，那是在納瓦霍人乍乍來到地表這個不毛土地的曙光時刻。
作為一個推理小說家，東尼·席勒曼的書寫方式總是很「吃虧」的，利風和契又合作又有點互別苗頭的破案模式，總讓他得一次寫兩種探案途徑、兩個切入命案的角度和方式——顯然，破案方式也是有風格的，有著個人獨特的印記，無法用超越性的科學統一起來，也就是說，謀殺，其本質是文化的，側看成嶺卧成峰。
對於席勒曼這麼一位把納瓦霍人命運及其當下處境當成自己獨特負擔的小說家，我想，起碼有一點是毋庸置疑或者講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是，在席勒曼筆下，我們並沒看到白人對於納瓦霍人有著明顯的歧視，如果有的話席勒曼必定會大聲說出來，尤其在這部《說話的神》書中，利風和契是遠離了自己族人聚居取暖之地深入白人世界之中，他們所遭遇的，只是一眼被辨識出來是所謂的印第安人而已，還有，就是契穿的衣服有點不合時宜，不是穿得像印第安人，而是穿得像南方來的騷包牛仔。
很明顯，美國這個社會是進步了，因為事情並不一直是這樣子的，我們曉得，才不過四十年前，比方說比印第安人人數更多也更有力量的黑人（如今得稱之為非裔美人）還不能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前半段「白人座位」，不能讀白人學校，不獲准在白人游泳池裡游泳（也因此，在美國這個游泳王國之中，有著驚人運動天賦的黑人至今仍無一席之地），不能到白人圖書館裡借本書，甚至，就算口袋中有錢，到某地餐館也休想有個白人侍者會來理你。
在席勒曼筆下，如今納瓦霍人的具體困擾，最強烈表現在比方說契個人的愛情困擾問題上。契的第一任女朋友是來自威斯康星的純白人小學老師，第二任女朋友則是成功在東岸白人世界執業的納瓦霍人女律師，每當愛情走到婚嫁的臨界一點上，彷彿宿命的緊張關係便又來了，那就是她們肯放棄白人世界已有的一切，甘心終老於納瓦霍初中呢，還是契願意拋棄他的納瓦霍人身份，連同他尋求成為誦歌者的終極志業？——這裡沒有粗魯的種族歧視問題，而是更深層、更無奈的社會、文化結構性大難題，無法仰賴人的個別善意來解決，最終，要面對的是一個可見未來的「歷史惘惘的悲劇」，那就是納瓦霍人，包括它的語言、文化、記憶和生活方式，究竟還有沒有機會、還有沒有希望？還有多少能存留下來？為著這個，人得支付什麼樣的代價？可能抵抗多久？等等等等。老實說，這已經不是納瓦霍人的獨特處境了，而是人類學者、歷史學者、生物學者、語言學者再熟悉不過而且每天每時眼睜睜看到的事，邊陲的部落社群持續消失，美麗珍稀物種的死亡腳步總快過人的拯救和保護，語言穩定地以平均每個月兩種的速度殞沒。在充滿敵意不仁的天擇之下，以及在充滿更敵意不仁的普世性社會文化結構之下，人的個別善意總是英勇但看起來徒勞的，特別像一首悲傷易感的歌。
有一點我個人始終不解，每當面對諸如此類近乎無解的難題，總有一種夢幻般的聲音會在第一時間響亮地傳出來，那就是要人們回頭向大自然尋求智慧尋求方法，好像那裡有簡單明白的答案等著似的——當然大自然是有方法的，也再簡便不過了，事實上它就這麼一招，使用了幾億年不變，那就是死亡，該死的就讓它死，整個天擇的核心機制就是死亡，把生命的數量保持在它可供應可允許的範圍之內，生生不息的另一面，便是更龐大數量的死亡，如納瓦霍人神話講的那樣，衰老疲憊的生命把位置空出來，讓給年輕有勁的後來者。
那些向大自然尋求智慧的人們，要不要也順便想像一下如此智慧的必然成果呢？如此，立刻宣告絕種的生物將不只是我們朗朗上口的那些美麗藍鯨、金鷹、熊貓、黃金企鵝、白犀牛等，包括馬這個大眼睛、聰明敏感的生物也一定在消滅的名單之上，已故的古生物學者古爾德（已把他的生命位置讓出來了，包括他的教授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位置）有篇精彩的文字，告訴我們馬極可能是一個天擇意義底下已衰老該淘汰的物種，它今天仍能跑能跳還更高大駿美，那是因為人（非基於善意，而是基於奴役使用）的餵養、保護和繁殖。
還有更可怖的，真正大自然天擇機制底下所允許的人類生存數字會是多少呢？我想，當前人口的十分之一絕對是個太過太過樂觀的估算了。
除了傳說中末世性的、終結性的核爆（或彗星撞地球云云）之外，我們實在很難想到為數更巨的死亡了。
有些事是自然不起來的，那種把大自然想成是善意的、智慧的、又愛我們到毫無道理的上帝，我以為我們老早曉得了，那只是一個安慰我們、幫助我們入睡的美麗說法。
回到納瓦霍人，以及和他們類似歷史生存處境比方說台灣的原住民問題來。
放諸自然，讓天擇乃至於更嚴酷的主流社會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