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永恆的思想，
捕捉那瞬息流逝的事物。
——歌德
按理講，米涅·渥特絲應該也讀過前輩約瑟芬·鐵伊的《法蘭柴思事件》才是。畢竟她們都是英國推理小說有數的拔尖分子，而且同為女性；更引發我們這麼想的是，渥特絲這部《死巷》的故事框架和鐵伊的昔日名著實在有像，小說的爆發點更幾乎一模一樣——故事都像壓力鍋般封閉在幾近與世隔絕的小區內（鐵伊是自成天地的小鎮，渥特絲選的則是半自生自滅的所謂「酸臭之路」的窮小區），起因也都來自洛麗塔似的賣弄風情未成年小女孩的失蹤事件，事情都經由小報或三姑六婆流言的渲染放大，都有單純但底層心思不一的正義感被挑起，都失控成為暴民式的返祖私刑，都不可避免讓無辜的人受苦受害，最終，倒也不稀罕的是，風波都在宛如經歷了一場城市巷戰之後破案收場。
如果更要比照的話，堅定立於如此風暴中心力挽狂瀾的人，都是證照性的專業人士，鐵伊用的是小鎮律師，男性；渥特絲則是年輕女醫生，但拼體力動拳腳的主要工作則多一名年輕、才服刑下來的黑人幫手——我並不全然認為這只是書寫者的偶然選擇巧合，毋寧更接近某種象徵，畢竟，什麼才足以對抗一種原始的、不加節制的激情呢？什麼東西最讓人清醒？最簡單的答案大概就是某種必要科學性訓練的、講究程序一板一眼的、以專業尊嚴來挺住脊梁骨獨立判斷不隨風起舞的人。儘管，放眼我們熟悉的周遭社會真相，鐵伊和渥特絲的選擇很顯然都太抬舉了這兩種所謂的專業人士，醫生和律師，今天在坊間流行笑話中逐漸取代僧侶和政府官吏主角地位的人，社會大眾很無奈寓憤怒於娛樂的焦點對象，仍對他們有信心的人請舉手。
我們不好否認，專業的修習訓練，嚴格程序的講求和遵循，的確有部分可能「內化」為人格，澆熄相當程度的本能激情。但我們把事情弄清楚，這裡我們讀的是血肉真實的社會之事，可不是語文課程的反義字測驗，社會激情的反面真的是冰嗎？對抗狂暴不知節制的人性本能真的是遠在另一端的、不知世事也無意於世事的冷漠嗎？應該不會吧，是非的追求，或更嚴重來說，某種真相真理的追求，不會自動顯現於預設框架的簡單程序之中，它當然仍得仰賴人超越性的信念、正確合宜的熱情，以及人不厭其煩不饜精細的判斷，是這些，而不是醫學院法學院那一套，才讓人有機會成為史懷哲醫生和丹諾律師。真正冷漠如冰的人並不挺身對抗，他們的高級住宅都有很好的防盜門鎖、保安系統和二十四小時值班警衛，以及很棒的隔音設備，他們最容易做的便是關好門，把那個麻煩的世界隔離在外頭，喝杯紅酒翻翻新來的專業雜誌，或更常見的好好打個盹。
讀過鐵伊《法蘭柴思事件》的人都曉得，這本來是十九世紀發生於英小學鎮的一樁真人實事誘拐事件，是標準「重寫社會新聞」的小說——小說書寫者對抗著「訊息快餐業者」的大眾傳媒，通過他們行業特許的虛構和想像，以「真實還原」社會悲劇，掘出隱藏的真相和隱藏的問題來。
從如此角度來看，我們便很難說渥特絲的這部小說系單純襲自於鐵伊，或甚至不同意或不滿足於鐵伊小說內容的再次重寫較勁行為。比較正確的猜測是，儘管事隔百年以上，但我們看過報紙看過電視的人全知道，諸如此類的案件以及由此被誘發出的人類愚行仍然依舊，不但沒隨所謂社會民智的增長、社會基本財富的增長而絕跡，反而還更有水漲船高的意思；而且，我們也不難察覺，問題的基本類型容或雷同，但仔細看它的強度、它的內容細節、它所運用的社會工具和配備、它所結合的社會潛在問題，以及由此暴露的社會脆弱面和死角等等，都會有所更替有所側重——因此，問題總是源遠流長而同時又是特殊的。
源遠流長，這顯示了問題飽經時間焠煉的韌性，就像蟑螂乃至於細菌病毒般幾乎不可能真正剿滅，我們得時時保持如此警覺才行；至於問題的當下特殊性，其最富意義的是，可供我們檢視社會新事物和生活每一處聯結點的必要縫隙，這些縫隙的存在是不該諱言的，我們社會新事物新配備新工具的出現及其利用，如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通訊器材、新的傳媒形式，或直接舉例就像網路這類的新東西，其成立與否通常只取決於技術開發因素和經濟因素（其中經濟因素又遠比技術因素具決定性，通不過經濟因素考驗，即便技術上可行，仍只能存於實驗室無法普及），沒有人真能預見當它們異物般侵入我們真實生活時，會真正引發怎樣的排斥、摩擦和誤用等諸多副作用，會如何喚醒那些我們才拚命制壓住的老問題如揭開惡魔的封印，會如何讓那些既有的問題得到新的強度、新的面貌和新的滲透能力。這些結果大體上皆是用過了才會知道，因此，事先排拒新事物是沒意義的，除非它的荒唐是明白而立即的；但事後抗拒反省和檢驗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新事物從不來自天國，既美善又透明，既對我們無事不幫助又對我們毫無影響，像傳說中長翅膀的好心天使那樣的怪東西。
我們尤其要小心提防的是後者。畢竟，我們當前的社會仍普遍受控於某種不假思索的「進步」意識形態，並得著流行和民粹現象的強大支持，因此，很自然成為權勢、利益和聲名的薈集所在，召來掠食性的魚群。在這裡，披「進步」外衣在言論伸展台上走秀的人多了，充斥著一堆最懶、最沒講理能力和習慣、也從沒耐心去查問追蹤實際應用後果、最不管他人死活的人（你不覺得「披件外衣」是最省力的改換自身形貌的動作嗎？），方式可以簡易到只需動用一個字：「新」——新經濟、新生活、新夢想、新人類、新天國……老實講，這我們每個人也都會，只要你願意，畢竟，遲不過小學二年級，我們誰都老早認得也會寫這個「新」字了不是嗎？
這裡，我們似乎無意中得到一個準定義了——那些喜歡在萬事萬物前加個「新」字而且從不反覘新事物負面影響的人（對不起，那種「所以我們要有新的經濟思維——」「我們要有新的自由——」「我們要有新的規範——」的空洞搪塞語法，這可不是反省，這是胡言亂語），他們的真實身份只是推銷員，不管他們的樣子、架勢、說話語調和頭銜，多麼像一個知識分子、像一個動用思考的人。
「重寫社會新聞」，不止這部《死巷》，事實上，這差不多就是渥特絲一貫的小說書寫方式——她的故事，通常總是在最開頭便高懸著某一件公開性的駭人案件，並輔以「客觀形式」的新聞報道文字、警局調查報告、剪報檔案資料或相關人士的證詞和書信云云，像一個挑釁的問答題，而我們即便沒聽過米蘭·昆德拉的話，也都從自身的生活經驗中或過往推理小說的閱讀中知道，事情絕沒這麼單純，「事情遠比你想像的複雜」——
然而，小說家不真正是四下採訪為業的第一線記者，不是嗅著靈敏鼻子到處聞的獵犬，也不是「作賊一更，捉賊一夜」、耐心守候在某豪門別墅外說來也挺辛苦的可惡狗仔隊，當然，必要的時候上述行為他也都可能做，但絕大多數時候，他還是坐書房或某某咖啡館的人，安靜對著電腦、打字機或慢慢成為出土古物的一沓稿紙想東想西自尋煩惱，也就是說，他通常不見得比報道此事的記者擁有更多的第一手數據，那他憑什麼可駁斥人家事情沒那麼簡單？他憑什麼可動用數以十萬計的文字來重寫人家數百字的報道？
這裡，我們別被「重寫社會新聞」中那個「新」字給唬弄了，對小說書寫者而言，這六個字中真正關鍵性的一個，是立於最醒目位置的「重」字，意思是重新、反覆、再次開啟，用本雅明的話，這是個看著過去的字——站在當下，面朝過去，未來則在茫茫不可見的背後。
也就是說，相對於「新聞直擊」「新聞最前線」「新聞第一現場」等等的記者報道，小說家則是過去的人，他用以對抗的真正優勢是過去、是記憶——我們曉得，而且至少從古希臘時代就曉得了，當下只是其薄如紙的時間一層，接近於數學平面的無真實厚度一層，因此，當下只有流逝和遺忘，不負責積存任何東西；而過去，卻是時間三維中惟一的豐厚實體，所有實時性的事物被沖刷到這裡腐爛分解，化為養料，層層疊疊積存起來。事實上，這種單薄和厚實的形態對比，也不盡然全屬偶合地體現在兩者書寫的載體外貌之上，記者是用後即棄的單張報紙，而小說家則是動輒數百頁的書籍。
這裡，一定要稍加說明的是，我們如此對比並沒絲毫詆毀嘲諷記者這個可敬行業之意（沒辦法，我有太多干記者或曾經干記者的朋友，不交代清楚會死得很慘），這只是兩種不同的行業，在不同的時間層面上工作，從而決定了兩種不一樣的行為和瞻望成果。事實上，這兩種不同的身份和書寫是可以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的，人可以既干記者也書寫小說，這不僅有憲法保障，而且在人類小說史上，干過記者的小說家極可能不少於沒幹過的，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海明威，如格林。（記者朋友們，這樣講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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