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過英國，印象其實相當好，儘管食物難吃得要命，但《聖經》里不是講：「你們不要憂愁吃什麼穿什麼，你們要求的是他的國和他的義。」
英國仍保有諸多美好的事物，如她諸多美好的歷史一般，這裡要從頭講起可能太長了。英國人一般比較冷漠，但符合像我這樣不愛跟人打交道的性格，相反的，我很欣賞英國人穩重而彬彬有禮的舉止，男性尤其紳士，特別當你以大英博物館或賣書的查令十字路當背景時，更感覺這是個知書達禮到堪稱保守的社會。
保守並不一定該死，它自有其堂堂存在的價值，或至少是個可堪讓人認真考慮的生活有效選項。相較於歐美比我們進步的國家，至今仍以保守為政黨名稱或總統大選的主要訴求，近些年來，台灣社會習慣把保守視為足以構成誹謗名譽的髒字眼，這裡其實有著相當程度的躁進無知。我個人以為，就算你自許為進步之人，把保守看成生命大敵，你也得認真去理解、甚至學習欣賞保守的美好理性面向，否則，那樣的進步容易流於某種其薄如紙不堪現實世界一問的廉價進步概念，甚至是反智的民粹。
其實，一種基本上健康的保守，並不真正跟進步完全衝突，它只是較容易意識到安全問題，高度警覺到既有一切的防震承受能力，試圖去控制進步的強度和速度以及其爆破力，好維持住均衡。因此，保守的人往往反倒是理性的，甚或流於太過度的理性，一種隨時仰賴著高度精算、由此也顯得太遲緩太小心翼翼的理性，以對抗新事物來臨及其實踐過程不可避免的激情和神話，正如某位學者所說的：「在新事物面前遲疑不進，這樣的態度可能是最理性的。」
也因此，保守往往也是一種年齡狀態，是年老的象徵。這與其說是肉體機能老化、喪失了快速行動的能力，不如講是一種心智狀態。當人累積了過多的經驗，尤其是受挫的經驗，他會極容易察覺出從抽象概念到具體實踐之間的漫漫距離及其異化程度，因此，他的信念總顯得不純真不夠乾淨，挾帶著令人懊惱掃興的現實泥沙，從而少掉了放手一搏的決志和力道。
保守的英國大概便是這樣一個年老社會，太長的歷史經驗加上冷濕的自然天候，似乎讓英國人點燃不起什麼清晰可見的激情來，我常笑說，在英國我只看到兩種駭人的狂暴事物：其一是全世界人人喊打、就連英國人都搖頭嘆息的喝酒嗑藥足球迷，另一則是米涅·渥特絲的殺人小說。
米涅·渥特絲的狂暴，與其說是血流漂杵式的殺人肢解場面，倒不如說她對人那種原罪式的人性假設，對人的幽黯陰森一種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定定凝視——我沒四下去探詢，不曉得一般人作何反應，我只知道負責編書的出版社同事，常常有吃不下午飯的身體噁心之感，以及下班不好入睡的心智沮喪之感。
推理小說，以殺人為樂，但一般而言，書中仍有好人，作為讀者的情感投訴對象，就算是更冷更酷的美國冷硬派，我們還是找得到，比方說錢德勒的菲利普·馬洛，那是多高貴多讓人心口溫暖的美好典型，或說布洛克的馬修·斯卡德或老小偷巴尼·羅登巴爾，二話不說你會想要有個這樣聰明正直（這兩個特質經常性的背反）、不擾人但忠心耿耿的朋友，漫漫人生有一個就好。
小說家袁瓊瓊還說，她特別喜歡「馬修·斯卡德」系列中的伊蓮·馬岱，如果她自己身為男性而伊蓮是現實世界的真人，她會不計一切追求她並娶她為妻。
在渥特絲的小說里，你想娶誰嫁誰？
這使我想起我的老師朱西寧先生談他一生尊崇珍愛的張愛玲。張愛玲筆下，沒有一個「可愛的人」，沒有一個角色是讀者讀小說時很自然會扮演、會讓自己與之合而為一的，讀小說的人和寫小說的人一樣「站在雲端看廝殺」，但這樣的雲端不是一種俯看望遠、欲窮千里目的美好和平景觀，而是天地不仁，像《聖經·舊約》里耶和華在天上時時看著的殘酷大地。
然而，渥特絲的狂暴可能有其道理，或至少說有其必要，她強悍的姿態在保守的英國社會和太常書寫傳統的古典推理小說中燦爛的成功，說明其中「寫對」了某些東西。
寫對了什麼呢？如果我們講英國古典推理書寫是一道百年以上的長河，我們可能頂容易聯想到河流和大地漫長時間中的關係和變化。這是很初步的地理常識，綿延有毅力的河水流經大地，會不斷衝擊並逐步夷平大地的凸起稜角之處，最終形成一種遍在的平順、起伏和緩的地形，也就是我們稱之為「老年期」的地形，從而河水本身也喪失了高低位差所形成的激烈力道，而成為河道曲折寬廣、緩緩流淌的大河。這時，你若希望河水恢複其強大的衝激切割能力，你就得寄望於地殼的劇烈變動，再次造成水流的高低落差，讓河水新生般再次得到力量，切割的循環亦重新展開，這現象我們稱之為「回春作用」。
古老平緩甚至開始形成滯留水坑處處的英國古典推理長河，的確很需要如此的回春作用，這不待理論家如朱利安·西蒙斯從知識的層面為我們指出來，而是一般人可以直接從閱讀小說時或彰或隱地感受到，這種感受以一種不耐煩的主觀情緒伴隨出來——怎麼搞的，看來看去就這麼幾套手法一直重複使用？有沒有什麼新鮮一點？
但麻煩在於，地殼當下的變動總是暴烈的，帶著相當程度的摧毀力量，這我們從九二一地震完全可以體會出來，它長期被封閉被壓制住的能量，要衝破堅硬的既定地殼而出，樣子一般而言不會太和氣太賞心悅目，自然景觀如此，人類社會的種種造物亦復如此。有關這一點，我個人記憶里的一段激越的話，也就是名畫家畢加索的長年摯友、同時是美籍女同志作家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在有感於畢加索受非洲藝術啟示，以《亞威農少女》這幅名畫轉向立體派，改變現代繪畫走向時說的，相當有意思值得人多想想——「當某人創造某樣東西時，必定會做得很醜惡，在如此張力之下所必要的衝擊力道及其搏鬥，不可免地會導致某種程度的醜惡。隨後模仿的人可以把它變得美麗，因為他們已曉得自己在做什麼，那個東西已經被創造出來了。但最原初的創造者不會知道自己將做出什麼樣子的東西來，所以這最原初的造物便非得醜惡不可。」
因此，前頭我們期盼進步者多理解多欣賞保守者那番話，同樣地應該倒過來勸勸過度焦慮進步暴烈激情的人，得認真去理解、甚至學習欣賞進步的沛然力道，不見得要妥協，更不是非得改變自己的觀點不可，這只是向深邃處走去的必要辯證之道。
渥特絲自己在揭示兇惡的死亡之時，也曾通過書中的角色這麼說，「生命里沒有醜惡的事物，除非你決定要以那種方式去看」。
然而，我們卻在這部《暗潮》書中找到一個相當可愛的人，那就是書中那位獨立、怡然、體貼、自我約束力良好而且能燒出好吃鱸魚、沒特殊怪癖怪脾氣、只略微板正潔癖的小鎮警員尼克·印格蘭姆——我們曉得《暗潮》是一九九八年渥特絲到目前為止最新的一部小說，緊跟在一九九七年的《回聲》之後。其實《回聲》一書中，我們先已看到過一名聖潔的人物，那就是作為死者的流浪漢比利·布雷克，但這個在污穢的往事、以及同等污穢的現實世界裡，捨命為自己也為不識的他者尋求救贖的人，實在是太神聖太高貴了，像耶穌那樣，這不太真實可信，或至少很難讓人稱兄道弟地喜歡他親近他，我們對他只能慚惶地仰望。
此外在《暗潮》里，戀愛仍在進行，只是溫暖了，不再互抓互咬如貓科動物，殺人也仍不可免，但警察、死者、兇手以及一干人等基本上全平穩了下來，各自扮演各自的分內角色，不再掠食般一個個惡狠狠撲上去——難道說，渥特絲打算逐步緩和下來，沉靜下來，慈眉善目嗎？
當然，單本小說可能只是個特例，有其他偶然因素的滲入使然，絕不足以支撐如此猜測；至於假設渥特絲本人年歲漸長，所以想當然耳火氣日消、稜角趨圓，這也似嫌武斷，畢竟，隨著身體爆發力的減弱和心智上因著現實經驗的累積而慎重保守起來，這只是人類總體的一般趨向，對特定的單一個人不必然有效。我們這個古怪多歧異的世界，會有費里尼、畢加索這樣好像永遠不會老去的青春火熱之人，監獄裡也隨時不乏衝動、安分不下來的高齡人口，更有那種所謂「只有死去，沒有退休」的終身革命者，如我們台灣的社會主義永恆導師陳映真或古巴大鬍子卡斯特羅。
然而，從此慈眉善目未必，我個人卻自始至終不以為渥特絲會真正不回頭顛覆掉英式古典推理，像年輕的耶穌初到耶路撒冷市集那一場「掀桌」破壞一般：我來，是要起刀兵的——不，我懷疑渥特絲打開頭便沒打算要這樣，要在古老推理王國徹底來一場無產階級大革命。
我們在《暗潮》之前的小說引介文字中，曾一再談到渥特絲書寫的種種「變異」，包括她不用固定的破案偵探，寧可讓衷情她的眾多讀者情感漂流，「作家每一次寫的都是一部新的小說，讀者每一次讀的也是一部重新開始的新小說」，這是自由，也同時是挑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