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朱天文喜歡紐約斯卡德探案，這是半公開的事，報上有登，去年她的名著《荒人手記》譯成英文版，她應邀前往紐約，自個兒跑去尋訪斯卡德的世界，凡登大廈、阿姆斯特朗酒吧，以及斯卡德多次踽踽於途的街頭人行道，有紐約在地的朋友告訴她布洛克本人常駐的咖啡館，但身為同業的朱天文自反而縮，了解寫作者私密空間的不好侵犯，謝絕了，回台灣之後，卻意外接到布洛克的親筆簽名新書，顯然，這個世界仍存在著體貼好事的通風報訊之人。
然而，很少人曉得，朱天文也喜歡約瑟芬·鐵伊，《法蘭柴思事件》《萍小姐的主意》云云，她曾說，看鐵伊的小說，感覺很新，如在當下——只是，看來她再不可能會哪天意外也接到鐵伊的親筆簽名之書了，因為這位推理第二黃金期最特立獨行的女傑早已作古（一九五二年），諸如此類的恐怖小說情節，應該不至於出現在我們朗朗乾坤的現實生活之中才是。
感覺很新，如在當下，這是什麼意思？我猜，朱天文是一種直觀的閱讀感受，指的大概是鐵伊所寫到那種可變動生活配備（如房屋、衣物甚或習慣用語的式樣）之上，某種今古變動不多的東西，像人的夢想、人的愛憎、人的脆弱與信念等，如同生物學家告訴我們的，我們的生物結構和百萬年前的人類其實差異極其微小——而鐵伊所書寫的時間落點，距離我們此時此刻也不過才五十到七十年的時間而已不是？
然而，我們也會想到，就狹義的推理小說而言，我們看與她同期的克里斯蒂或塞耶斯（事實上她們因為活得較久，所以一部分作品還比鐵伊晚出），筆下世界的確仍是濃郁的維多利亞古老況味，而大西洋另一岸的同期美國，漢密特和錢德勒筆下仍是新城市才剛剛搭建，利益尚未分配完成，因此猶不脫野味十足西部時代動不動拔槍相向的基調，而小說中那些連今日美國人也都搞不懂的昔時幫派黑話，更讓我們今天閱讀時增加了不少歲月湮渺人事已非之感——從這個角度來看，鐵伊的確很特別，她小說中某些質感和精緻之處，不像推理，甚至會讓人想到我們熟悉的張愛玲和後來的張派書寫者。
但如果我們把鐵伊從推理小說拔出來，放入到正統小說的歷史時間表裡，可能又會得到不同的圖像出來——我們曉得，鐵伊書寫的年代，大約相當於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這二十年，就歐洲，尤其是一路領先發展的西歐來說，可以說小說已完全到達最成熟的高峰期，我們所熟知的偉大名字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十之八九已出現並甚至逝去，並且小說開始傾斜向創作力逐步萎縮的近代了，如此，鐵伊的精緻和現代感似乎又顯得合情合理。
所以說，鐵伊在小說的國度之中身份之曖昧大概真的如《伊索寓言》中的蝙蝠，身處在正統小說和類型小說的邊界之中——這裡，我們岔個話，不知道你有沒有也發現，「蝙蝠」這兩個中國的形聲字，其意符既不從鳥（如鶣鶝）也不從獸（如猵），倒奇特被歸類為昆蟲，這倒為這個讓早期人類分類困難的古怪生物，又多一個歸屬領域。
我在想，人對時間的主觀感受和丈量方式真是蠻奇怪的事，端看行業不同和不同行業所帶來的時間參考點而定。思考宇宙起源和遙遠星空之謎的天文學者用的可能是刻度最大的時間之尺，然後是地質學者、生物學者、人類學者、歷史學者……如此一路到屏著呼吸看每季每月瞬息萬變的流行現象觀察者。我個人生平第一次對時間之流在不同尺度下的心悸奇異感受，是三十年前猶在念小學時讀《人類的故事》，房龍以這麼一個不同時間丈量之尺的寓言，拉開他的歷史敘述：
在北方，有一個名叫史維茲喬德的高地，有一座岩石，高一百里，寬一百里，有一隻小鳥每隔一千年飛來磨一次它的嘴。
當這座岩石逐漸被磨平時，永恆的歲月便過了一天。
《排隊的人》，這是約瑟芬·鐵伊的生涯首部作品，完成於一九二九年，但書真正出版的時間卻是一九五三年，也就是鐵伊本人死後的第二年，這本書的如此特殊「遭遇」，引領我們想到另一件事，用另一種思維來讀這部小說。
一九二九年有何特別之處？不就是普世最狂暴經濟大崩潰的前夕嗎？這裡，我們要說的卻是之前一年，另一位更著名的英國女性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和她那本憤憤不平的女性意識名著《一間自己的房間》。
在這本留下了「女性要寫小說，得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以及每年五百英鎊收入」名言的演講集中，伍爾芙一開始就憤怒地敘述自己在一九二八年的親身經歷——在劍橋大學的校園裡，她腳一踩上草坪，立刻引來校內警衛的制止，不因為「草坪保養中禁止進入」，而是因為她是女性；同樣的，她也不獲准進入劍橋有名的圖書館之中，仍因為她是女性。
彼時的伍爾芙可不是才開筆寫書、籍籍無名的鐵伊，她已是一家出版社的主持人，已是當時英國最重要的小說家兼評論家，她的著作如《遠航》《雅各的房間》《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和《奧蘭多》俱已出版——但她仍無法改變她是女性的事實，以及當時英國社會對女性的普遍看法和待遇。
這就是《排隊的人》孕育寫作時候的景況和處境，也許可以提供我們閱讀時的另一個思維縱深。
這裡，我也仿弗吉尼亞·伍爾芙，貢獻自己的親身經歷——不同的是，時間是二〇〇〇年的今天，地點是我們的東鄰日本。
今年春節，我人在日本京都，正好逢上大阪的知事選舉，開票結果破天荒當選了一名日本民主史上第一位女知事，但麻煩笑嘻嘻來了：今年相撲大賽的春季場馬上要在大阪舉行，依例要由當地知事主持開場，然而，問題在於依相撲傳統，女性不可踏上比賽的土俵——回到台灣後，我看到了這件事的收場，女知事屈服，土俵繼續維持它的雄性驕傲傳統，而且妙的是，爭議過程相當平靜，他們只當這事是個麻煩必須解決，並未因此引發激烈的女性抗爭。
另外一件是，我個人因為偶然的機緣，認得日本當前能樂的第一人，她——注意，是她——是前代能樂國寶野村保的女兒，一位身軀雖見富態但舉止美到極點的老太太，然而，依能樂傳統，她終其一生不能正式上台表演，滿身的絕藝只能用來傳授下一代弟子，偶爾在非正式的演出才上台。
很奇怪不是？讓我們再回到英國，這個在人類歷史上領先進入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睿智老國家，不是老早給了我們洛克這個人嗎？洛克不是早在十八世紀就告訴我們人生而平等嗎？而且這個信念不是馬上被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獨立宣言白紙黑字寫上、且三個世紀以來早已取得世人普遍的同意嗎？
答案全部是「是的」，但那又怎麼樣？
我們先快速看一下歷史事實。馮內古特曾控訴負責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本人蓄有黑奴，更遑論當時的統帥暨日後美利堅合眾國的首任總統華盛頓的大農莊主身份，事實上，在《獨立宣言》的初稿版本中一度曾出現廢奴的字句，但基於當時獨立運動諸領導人的「現實狀況」而無聲無息被刪除掉，這個依據人生而平等信念所建造的美好國度，於是保留了一大批黑色皮膚的不平等人口，繼續在玉米田棉花田艱辛過日子，一直到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並結束，到此階段，對黑人的平等權益，從建國的抽象信念進步為正式法律的保障，但事情完了沒有？當然沒有，我們再把這段歷史跳到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來，仍會觸目驚心看到各種種族隔離的不義事實，包括交通工具上黑人必須讓位白人或坐在後半段，包括餐廳不接待黑人，包括白人學校不接受黑人學生等等。
六〇年代，距今才三十年，從人的記憶來說，那不才是昨天的事嗎？那不是我個人都已生而為人活在世界上且念了小學到初中的那段日子嗎？
今天，喜歡自我陶醉於人類多進步世界多美好的人，偶爾都該想想諸如此類的歷史事實，讓腦子清醒一下。
難怪有這麼多人要對天賦人權的說法嗤之以鼻，轉而相信，權利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奮力去爭取去捍衛來的；也難怪喬治·奧威爾要戲謔地說，是啦，人是生而平等，只是有些人總比其他人要平等一些。
這裡我們無意虛無，也無意犬儒，只是我們得意識到，人類的世界並非一塊平坦大地，一種普遍被承認的信念，甚或堅實可驗證的「真理」，也無法簡單如中國人所相信的那樣，像風吹過平坦草原般俱都低頭接受。不，世界並不平坦劃一，現實有著強大不好拉動的惰性，人的無知、私慾或僅僅是不花腦筋的傳統習慣崎嶇起伏，在在形成背風的死角和縫隙，不信的人可去念一下卡爾·薩根的《魔鬼出沒的世界》，看看直到所謂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還有多少人相信人是上帝創造的，而不是演化來的。
信念和價值當然是有力量的，尤其長時期來看更是如此，只是它不像一些樂觀的流行見解那麼威風，保證得勝，這裡，我個人比較相信的是康德的話：道德自由不是事實，而是假設，不是天賦，而是工作，是人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