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the sky with diamonds.
露西在鑽石閃耀的星空——
這是昔日披頭士的一首燦爛老歌。在讀這本鐵伊的《萍小姐的主意》時，我腦子裡一直響著這首歌的旋律，不只因為書中的女心理學家萍小姐就叫露西，而且這個名字屢屢出現；也不只因為露西受邀到一所女子體育學校演講，從而和一群青春得一塌糊塗的女生相處數日；更因為鐵伊毫不放過書中任何一個邊緣角色，把這一群高矮胖瘦的吱喳女孩寫得燦若滿天繁星。
露西的故事——事實上，借著披頭士這首歌當橋樑，我們還可以放任想像走得更遠。
遠到什麼地步？遠到接近世界伊始的伊甸園中的夏娃，而露西正是人類學上夏娃的名字——那是發生在一九七四年一則真實的傳奇，一支美法聯合調查隊在非洲挖到一具在人類學定義上堪稱完整的「女性」嬌小骸骨，測定時間為三百萬到三百五十萬年前左右，人類學家稱之為「阿爾法南猿」，已能直立行走，是目前人類學家手中有關人種起源的最古老骨骸，甚至頗具爭議地被看成已知所有人種的祖先。
這個身高才三英尺、毋寧更像猿類的夏娃名字便叫露西，原因是這群頗稱浪漫的調查隊員，在骸骨出土之際正聽著披頭士這首Lu the sky with diamonds，於是他們讓她就叫露西。
想看露西的模型並聽聽這首歌重溫這段傳奇故事的人，可抽空到台中市的科學博物館去一趟。模型（委託大英博物館特別製作的）中，矮小的露西微微傴僂著背孤獨站在山頭上，頗為嚮往似的看著遠遠山谷中人類學家的營地，營地放著這首歌，你只要找到那個樓層，豎起耳朵，順著斷續飄來的披頭士歌聲循跡而去，便能引導你找到露西，我們最老的老母親。
雖然還不到眾所周知的地步，但不少人知道，兩位當然沒露西古老、但俱已辭世的古典推理第二黃金期女傑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約瑟芬·鐵伊彼此並不對眼，甚至相互瞧不起，這裡我們來火上加油一番，看看兩人又一次南北兩極似的演出：
在克里斯蒂的名作《陽光下的罪惡》一書中，大偵探赫爾克里·波洛指著海灘上蓋著頭臉日光浴的男男女女身體說，「看看他們，成排地躺著，他們算什麼呢？他們不是男人和女人，他們沒一點個性，只不過是一些——人體（屍體）而已！」
然而，在鐵伊的《萍小姐的主意》一書中，露西·萍小姐決定留下來並盡責地奮力早起參加晨禱時，當她看著前面跪著的一排女學生的腿時，卻趣味盎然分辨起哪雙腿足屬於哪名女生所有，「……她發現，由雙腿來辨認不同的人，與經由臉孔來辨識的效果相當。瞧瞧，眼前一雙雙固執的、輕浮的、清爽的、遲鈍的、懷疑的腿，——只要換一面，再瞄一下腳踝，她就可以喊出：戴克絲，或是茵恩斯、魯絲、寶拉，來和這些腿配對。」
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這兩段說法在各自小說中的意義，那恰恰好亦是南轅北轍：克里斯蒂的「人體趨同論」在她小說謀殺案中起著極其關鍵的啟示作用；而鐵伊的「人各有腿」則只是萍小姐好奇心十足的又一新發現罷了，其中或者隱含著一絲對青春學生歲月的鄉愁式眷念，但就小說本身而言，並沒有任何設計性的技術功能存在。
這裡，我們先介紹英籍小說名家E.M.福斯特有關小說中人物角色的兩種分類概念：扁形人物和圓形人物。
所謂的扁形人物，指的當然不是前台北市長麾下戴綠色扁帽子那群人，而是小說中扁平如薄薄一張紙的人物。他的製造方式通常是，把差異去除，把變動阻絕，把各自的性格抹平，最終正如克里斯蒂所說的，連性別也不存在（儘管理智上我們仍知道他們是男是女），個性也沒有了，而簡單成為「一個」概念。比方以耳熟能詳的金庸小說角色為例，郭靖是「忠厚」，黃蓉是「世故」，小龍女是「純真」（對不起，依我個人看比較接近「愚蠢」）云云——沒錯，扁形人物最大的集散地是通俗類型小說和同概念的好萊塢電影。
作家在形塑扁形人物之時，是已知，而不是未知；是製造，而不是思考。他並非藉此探索人性的複雜微妙及其變化，而是擺脫拿來「用」的。以推理小說來講，用來做什麼呢？用來充當「被害人」「兇手」「偵探」和「嫌犯」等缺一不可的概念性要角，而通常他們尚各自擁有次一級的職業身份，比方說「警察」「富翁」「繼承人」「管家」「司機」「花花公子」「律師」等，他們出現時不必佩戴名條就很容易辨識，因為你看到的往往不是一個人走過來，而是一張名片走過來。
然而，扁形人物並非全然的一無可取，我們先看在小說和電影電視的世界中充斥著不亞於恆河沙數的其薄如紙人物，就知道個中必有道理。這一點世故敏銳如福斯特知之甚詳，他指出兩點：一是易於辨識，另一是便於讀者記憶，這兩大優點當然互為表裡。
不信我們可以試試看。像我們前述的金庸小說人物，你不會搞混，也很容易向別人引述，因此，他既不用考驗讀者的耐心、專註和能力（洞察力、感受力、記憶力等），更易於傳播和引用；然而，我們要怎麼才能簡單辨識小說中的非扁形人物呢？你要如何才能記得清《戰爭與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呢？或《白痴》里的梅詩金呢？或《喜劇演員》里的那位第一人稱敘述者布朗呢？用福斯特的話來說是，「……我們卻無法以一句簡單的話將他描繪殆盡。在我們的記憶中，他和那些他所經歷的大小場面血肉相連，而且這些場面也使他不斷改變。換句話說，我們無法很清楚地記得他，原因在他消長互見，複雜多面，與真人相去無幾，而不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至於相對於扁形人物的所謂圓形人物，這裡只消把上述的說法逆轉過來即可，不必多費口舌。包括圓形人物接近真人，強調個別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尤其是他在不同處境不同特定時空之中的種種矛盾和變化；也因而包括了他的辨識不易、解讀不易和傳達不易。這樣的麻煩人物在小說（乃至於戲劇）世界中出現的時代稍晚，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紀以寫實為著眼的現代小說卓然而起之後，才取代那些大英雄、大政治人物的肖像（肖像當然也只是扁扁的一張紙），成為我們所謂正統小說或嚴肅小說中的主體人物。
這裡我們來問個笨問題：如果說扁形人物是一種概念化的人物，強調共相；而圓形人物傾向於個別的真人，強調差異和獨特，那是否扁形人物更能讓我們抓住人性的共同真相呢？不，當然不是這樣，因為扁形人物所捕捉的所謂共相，只是一種最表象、最浮泛的公約數，沒任何秘密可言，就像英國名小說家D.H.勞倫斯所說的，當你快速地從表層「知道」了這個世界，往往在這樣已然了解的錯覺之下，喪失了真正深向挖掘的意圖。
勞倫斯的「深向挖掘」清楚指出一個弔詭的真相：人性若真有所謂的共相可言，用約分式的做法並無法帶領我們多少地理解，相反的，往往我們從其巨大的差異張力之際，乃至於從人性的各種扭曲、變形和推至不可思議的邊界情況中，才能得到一次又一次的理解。
我們生活周遭的真實經驗是不是這樣子呢？應該是的。我們每天從報紙雜誌乃至於電視廣播中，會接觸到很多扁形人物（近幾十年來，傳媒已成為扁形人物的最大集散地），我們也都能清楚對別人傳述，包括宋楚瑜是「勤政愛民」，連戰是「愚笨」，陳水扁是「魄力」（或「鴨霸」）等，但這些並不一定是他們真正的人格真相，我們也無法通過這些得到什麼對人的新理解。我們對人的理解，主要還是來自真實存在的家人親友，但你要不要試著說說看他們是怎麼樣的人呢？
從這裡，我們清楚看到，永遠對人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充滿好奇、筆下也多是圓形人物的鐵伊有多麼不像個類型小說家；我們於是也就不難理解，何以站在類型小說家讀者至上的觀點，克里斯蒂要譏諷她的小說「沉悶」「瑣碎」。
類似的指責嘲諷方式和用語其實一直是我們頗熟悉的，甚至上升到比鐵伊更了不起的作家及其作品頭上。包括《安娜·卡列尼娜》「拖泥帶水啰里啰嗦」，《追憶似水年華》「瑣碎不堪不知所云」，《罪與罰》「沉悶無聊看不下去」云云——一個讀者當然有權利做如此的主張（只要他不在乎暴露自己的能力和程度），但我們得說，上述我們所列舉的這三部小說，都是人類思維創作領域裡的偉大瑰寶，是毫不僥倖經歷了時間的錘鍊仍屹立如喜馬拉雅山的真正高峰。姑且不論它們曾打開我們多少理解人性的新視野，純就閱讀當下的感受而言，它們也確確實實帶給一代代有洞察力、有感受力和鑒賞力的讀者驚心動魄的美好閱讀過程。
西方有句俏皮的諺語叫「公鵝的好菜不等於母鵝的好菜」。沉悶或好看與否亦因著看書人想望、程度和感受力的不同，而可能有著天壤之別，不是一個容易爭吵的題目，但藉助福斯特有關扁形人物和圓形人物的區隔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較心平氣和分辨公鵝和母鵝的方法和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