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夜才看到那封信。
下午我去學校接了蕾切爾，正開車回家，車載收音機里大聲播放著《酒吧女郎》；我用手重重地拍著方向盤，想著回家還有足夠的時間切好洋蔥和芹菜，做一份砂鍋菜，讓蕾切爾吃了再去上鋼琴課；突然，12歲的女兒問起了性事。
「媽，你口交過嗎？」
「說什麼呀，寶貝兒？」
「你口交過嗎？」
我差點兒猛踩剎車！絞盡腦汁想要找到點兒恰當的詞兒來回答，不管什麼詞兒都成！可就在那時，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只見她系著安全帶坐在前排，一雙藍色的大眼睛天真無邪。她是在試探我嗎？朋友們一直提醒我說，如今六年級的孩子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我關小了收音機的音量。
「誰讓你問的？」
「哎呀，求你了，媽媽。你到底有過嗎？」
我掃了她一眼。不知怎麼的，她的眼睛好像不再那麼天真無邪了，甚至還閃出一絲得意的竊笑。
「20年以後再問吧。」
「媽媽耶……」
她一下子就綳起臉，氣呼呼的——這是那種只有十一二歲女孩才會有的表情。我在她那個年紀也問過同樣的事，而我剛才的反應也正像母親當年對我一樣；所以，我想她和我當時差不多。我換了個話題。
「學校里怎麼樣？」
她深深地窩在前排座位里，扭動了一下身子，伸出手臂，開大了音量。然後依次猛戳六個按鈕，最後停在開始的懷舊音樂電台。
「兩個男生打架，吃午飯的時候。」
先問性事，再說暴力——今天可真是個好日子！
「怎麼回事兒？」
「你知道塞米·桑頓，對吧？」
「當然知道。」沒人不知道塞米·桑頓。幾年以前，他的哥哥丹尼爾在芝加哥北面一個猶太人社區橫衝直闖，射殺了六個正統派猶太教信徒；以後在伊利諾伊州南部又射殺了兩人才開槍自殺。後來才發現他原來與伊州中部的一個新納粹組織有聯繫。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周五晚上的情景：我和蕾切爾擠在電視屏幕前，看著慘劇一幕幕揭開。當時，年僅九歲的蕾切爾問我：為什麼會是這樣？可偏偏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當時還頗為塞米難過——無論他多麼努力追求新的生活，都永遠擺脫不了殺人犯丹·桑頓弟弟的身份，永遠都逃不出這個陰影。
「喬爾·梅里克是他的朋友。」
「喬爾就不知道了。」
「他住在薩默菲爾德，有個妹妹讀四年級。」
我聳了聳肩。
「哦，是這樣的。皮特·尼克爾斯開始罵塞米是『納粹』，喬爾就打抱不平，要皮特閉嘴；皮特也罵喬爾是『納粹』；喬爾就一拳把皮特打翻在地。」
車子拐進了我家那條街。
「有沒人受傷？」
「皮特鼻子流血了，可他沒去醫務室。」
「學校怎麼處理的？」
蕾切爾沒回答。
「難道就沒人出來說幾句嗎？」
她搖了搖頭。
「恐怕應該有人站出來吧。」
「千萬別摻和！」她語氣十分驚慌。
「媽，要是你去說了什麼，我就死定了。」
車停在了我家的車道上。
「好吧。不過，我要你知道，皮特的行為是完全錯誤的。任何人都無權那樣辱罵別人。」
她看著前面。
「仇恨畢竟是仇恨，不管自誰而起。」
蕾切爾抓起背包下了車。
「皮特是頭蠢驢，大家都知道。誰也不相信塞米是納粹。」
我這才鬆了一口氣；或許我剛才過分擔心了。看來，雖然我對蕾切爾的養育一塌糊塗，但她的自信心與適應能力依然很強。我從車裡拖出一袋買回的東西，搬進了屋。
「哎呀，媽，你到底口交過沒有嘛？」
見鬼！總是在我自以為處理得當的時候給我一擊。我把東西放在桌子上，突然聽見一聲竊笑。
我轉過身去。
「什麼東西那麼好笑？」
「只玩兒，媽」。
「什麼？」
「只是逗你玩兒的！」她拉開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煙沖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後，我和兩個朋友通了電話，一起討論該怎樣處理這種情況。蘇珊認為我處理得恰到好處。吉娜卻覺得很難說，最好是求助於單親家長熱線。吉娜是一位社工，她總是主張向陌生人敞開心扉。
到我終於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來的時候，已經臨近午夜了；這時我才想起還沒取回今天的郵件。
我們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個小區里。其實我們以前住在城裡，並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區的；但是有一天，我帶著蕾切爾從我們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區步行去公園，走過街區盡頭人行道旁邊的一個大型垃圾桶時，好奇而敏銳的三歲女兒突然指著前面驚叫道：
「媽咪快看，那兒有隻胳膊！」
果然，一隻手臂一動不動地吊在那兒。
六個月以後，我們就搬到了郊區。
有時我也想搬回城裡；這個學區的中小學儘管偶爾也會出點兒事故，但就各方面條件而言，在本州還算是名列前茅的；我們所在的社區雖然沒什麼獨特的優勢，但晚上外出也相當安全，哪怕是去公園也沒什麼可怕的。
問題在於我討厭打開信箱——因為信箱里只有賬單，從無他物。但明天是周五，今晚拿了信，後面幾天就不必去，周一再去就行。於是，我匆匆穿上外套，沖向信箱——儘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於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論上的概念。
電力公司與燃氣公司寄來的賬單之間，夾著一個白色的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芝加哥慶典活動辦公室寄來的。該辦公室是我的一個客戶，我曾為他們製作過電視紀錄片。我一拆開大信封，就掉出來一個小一些的淺黃色信封，上面貼了一張字條，字條上寫著：
艾利：這是寄給你的，很可能又是你的一個粉絲寫的。市長說把它退回去。看來你搶了他的風頭。丹娜。
我禁不住笑了。芝加哥市政府搞千禧年慶典活動，負責該活動的辦公室招標拍一部題為《歡慶芝加哥》的紀錄片，後來我中了標，當時自己都吃驚不小。結果，《歡慶芝加哥》成了我的最佳作品——該片採用資料影片、照片和訪談等方式，詩意地再現了芝加哥及其周邊城市的歷史沿革。片子首映於城市的慶典儀式，至今也還在電視節目中播放。稱讚該片的信件開始時如溪水一般源源不斷，現在已經變成了細流；儘管如此，優雅大度的丹娜是慶典活動辦公室主任，她收到這類信件後依舊一律轉給了我。
我把黃信封翻了個面，看到信封邊緣印著花卉圖案。我的名字「艾利·福爾曼」，是用鋼筆蘸著墨水寫的，由《歡慶芝加哥》節目組轉交。寄件人地址是芝加哥的倫特街，位於羅傑斯公園。我用小刀開啟了信封，抽出信紙；信紙上擠滿了難以辨認的字跡。
親愛的福爾曼女士：
希望你能收到這封信。我並不知道你的地址。我叫露絲·弗萊希曼。我們從未謀面，可是我不知道還能找誰。最近兩年來，一位名叫本·辛克萊的老先生租住在我家，他不幸於幾周前去世。然而我不認識他的任何親屬；不過我發現他的遺物中有一張紙條上寫著你的名字，於是我就猜想你可能是他的一位親屬或朋友。如是，請打個電話過來，我將非常感激。我覺得他沒有留下遺囑；不過，他所留下的幾件物品中可能會有一些讓人回憶留戀的東西。希望儘快收到你的回覆。
簽名下面寫著一個電話號碼。我又倒了一杯葡萄酒。本·辛克萊？這個名字毫無印象。不過，在拍攝《歡慶芝加哥》的過程中，我們曾在十多個社區採訪了數以百計的人，其中是否有他呢？或許可以讓布倫達·庫恩思查對一下記錄。布倫達是我們攝製組的文案人員，她小心謹慎、一絲不苟，負責保管所有的記錄及其他資料。
但我還是頗覺奇怪，一個死去的老人怎麼會有我的名字？儘管我的這部片子熱播，我也不是什麼大人物。我實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和一個在出租房裡孤獨死去的老人究竟是怎麼有了交集的。
已到凌晨四點過一刻，我卻毫無睡意。或許是酒精的作用——酒精一轉化為糖分，我就像打了雞血一樣；要麼就是臨睡前吃了一些巧克力，還有可能是那封信讓我心神不寧，卻又揮之不去吧。於是我翻身下床，先去看了看熟睡中的蕾切爾，然後拿著信到了工作間。
工作間在離婚前是家裡的客房。
屋子不大，卻是一個絕妙的觀景點，可彌補其空間太小的遺憾。窗外有一株皂莢樹；夏日裡微風拂面，陽光透過樹葉而產生的亮光閃爍，使得任何人造的焰火都自愧不如。目光穿過樹葉向下望去，整片街區盡收眼底。當然啦，我們街區一般都平安無事；若是真的有事發生，